大江东去我西来(南开中学)
“盼到蜀中寻乐土， 为酬素志育英才。” 张伯苓
在一场有关两岸大学教育的研讨会上，一位讲者向在场的出席者提问说：「近代中国，那一所高等院校替中国培养了最多的领导人才？」在场的人一时还没有会意过来。讲者又说：「不是北大、不是清华。------是南开中学。」现场顿时传出一阵笑声。讲者又继续说：”前有周恩来，后有温家宝，两位总理都是南开中学出来的。还有曹禺、朱光亚、周光召，再加上许多中科院院士。后来到台湾的叶公超、梅贻琦、吴大猷。现在还在台湾的张忠谋、齐邦媛。从天津到重庆，南开中学成就了许多大学也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陈省身就读南开大学时，数学系的教师只有姜立夫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的数学系，却培养陈省身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吴敬琏，中国知名的财经学者兼政府智囊，常来台湾做研讨报告。在一个场合，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说：“我认识他，他是我南开中学的学长。”在场人士才发现，这两位当时年近八十，海峡两岸的重量级人物有一个交集：六十多年前抗战时期都曾就读重庆的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都是由张伯苓（1876 ~1951）所创办。张伯苓就读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亲历了甲午海战的惨败。纪念张伯苓逝世五十周年时，吴敬琏作《怀念张伯苓校长》，回想当年在重庆，听张伯苓演讲何以走上教育救国之路时所受的感动：“1898年，日本占领军将威海卫和刘公岛交还给中国。然而清廷迫于英国的压力，转手之间又将两地拱手租让给英国。张伯苓校长说，他当时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奉派随船前往刘公岛接收，亲眼目睹了先降日本旗，升起中国的龙旗，接着又降下龙旗，升起英国旗。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所以立志终身从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于是他弃武从教。”
吴敬琏又说：“张伯苓办校宗旨端在育才救国，沐浴这种精神的南开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者，爱国爱群之公德；能者，服务社会之能力。）为校训，培育学生努力增能，尽心为公。” “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1898年，天津的严修(严范孙，1860 ~ 1929，前清翰林)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是谓「严馆」。于1904年10月17日在严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该学堂监督。1911年，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南开逐渐发展成天津最重要的中学。1917年，张伯苓曾赴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修高等教育。
1913年8月至1917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就读，备受张伯苓和校董严修的器重，免去其学费。之后，周恩来赴日留学。1919年，周恩来回国入学新成立的南开大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投入，成为天津觉悟社的领导核心，被当局拘捕。在官方的压力下，校方开除了周恩来的学籍。严范孙基于惜才，以其设立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在巴黎加入中共小组，开始他为中国共产党事业奋斗的人生新页。1936年5月，周恩来从陕北致函张伯苓说：“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
1936年，张伯苓入川考察，考虑至四川办校，此行作了诗：
“大江东去我西来， 北地愁云何日开； 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
1936年夏，重庆私立南渝中学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南开师生撤退来到南渝中学。1938年，学校更名为重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张伯苓也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常住重庆，西南联大的建设事务交由南开大学的秘书长黄钰生代理。
1944年是南开建校40周年。10月17日，校友们来到沙坪坝，参加校庆并为张伯苓祝寿。周恩来在场，看到有当地特有的滑竿，就请张伯苓坐上，拉着也在场的张厉生(1900～1971，去台后，曾任行政院副院长、驻日大使)，两人合作抬着张伯苓走了一圈。当时周恩来和张厉生，分别是国共两党在军委会的政治部副部长，同是南开校友，又曾同时在法国留学。此举既表现尊师重道，又巧妙地表达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次日，南开校园的墙报上就出现：“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
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这三位经济学家，周光召、朱光亚这两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者，抗战时都曾就读南开。朱光亚说“两弹一星的核心组员中有四分之一是我们中学毕业的。”吴敬琏则说“南开是培养精神贵族的学校。吴敬琏在一本书的序文说：“在台北和张忠谋董事长会面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讲起南开教育对我们的影响。虽然我们两人都只在南开念了两年书，但这短短两年的教育却使我们受用终身。张忠谋董事长领导台积电人创下的这些业绩，不正是南开“允公允能”校训的鲜明体现吗？”
1948年6月，为了挽救政府形象，蒋介石勉强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令其辞去南开的职务。1948年末，张伯苓离开了南京，回到重庆南开中学的旧寓所。1949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亲自催促张伯苓到台湾或出国，周恩来送密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给张伯苓，请其留在大陆。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从重庆飞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寓所。四个多月后，张伯苓回到天津，却受到当时校方的冷眼相待。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去世，隔天周恩来亲自到天津吊唁。大陆报刊对张伯苓之逝几乎毫无报导。四十多天之后，在南开女中礼堂的小型追悼会上，黄钰生说：“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爱国者。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这段话在三十多年后才公诸于世。国民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写的挽联是「守正不屈，多士所宗」。
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国民党的考试院院长之经历，在很长的岁月，成为张伯苓的负面标签。甚至张伯苓的名字也从南开的校史数据中消失。1986年，南开大学张伯苓铜像落成，张伯苓夫妇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实现了张伯苓的最后遗愿，他又回到了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人们又想起，张伯苓是最早建议中国组代表队参加奥运会并申请主办权的人。
2005年，二十集的电视剧《张伯苓》以教育救国的主题，作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作品播出。全剧结尾时，以无声的画面交待了张伯苓的去世：在中南海的政务院总理办公厅，幕僚把写好的挽联请周恩来过目，周恩来一瞄下款是”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敬挽 “，立刻将其拿掉，另取一纸执笔写上”学生 周恩来敬挽 “，剧终。编剧以此一无言的结局，表达了某种反思。(作者：陈健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