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秋天，我终于结束工厂的“劳教”惩罚。当时的最新政策，又让我们这些＂鸡肋＂们继续恢复任用。本应回原单位工作的我，却无“家”可归。文革中，文研所和文联都被“砸烂”了。经过转辗分配，我被安排到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组当编辑。听说，当年，老社长林呐在选用编辑方面，不是光以“红”和“左”为标准的，他听说我是原文研所和文联的，不知我的业务能力如何，对接收我颇为犹疑。有一次，他向我原文研所副所长吴火打听我的业务水平，吴火回答，＂当编辑有富余＂，后来吴火同志见到我时告诉我这一情况，并告诫我，“出版社是个人事关系非常复杂的地方，你要考虑考虑（是否到那里工作）。”我当时心里十分感动，没有想到这位被我批斗过叛逆过的老领导对我毫不计较个人恩怨，还对我这样欣赏和关爱！
说实在的，我在我一生事业上遇到过的几位领导真可谓三生有幸，如吴火，林呐等人，都是共产党中重视专业能力和富有高尚人品的文艺和新闻出版事业的优秀领导和专家。他们不是只有＂党性＂的＂党棍＂和＂政客＂。也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内也屡受压抑，官位和他们的才能贡献不成正比。林呐老人，是一位三十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老新闻宣传干部，比他资历和水平差得多的家伙们都纷纷升官了，而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仍然只是一介社长和一个挂名的出版局副局长而已。令人庆幸和安慰的是，百花的编辑和全体人员都对林呐十分敬爱，他的优秀形象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甚至全国出版界播种下了深远的影响。
吴火老人也是一位共产党的真诚战士，他曾历任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的秘书和公安局长等要职，但他始终不失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天真的书生气。他热爱党的文艺事业，也热爱人才。他自己也是一位有宏图大志的红色才子。他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当他做了几年政治干部后，竟放弃仕途，以调干生身份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进修，并兼任系的党领导职务。后来调任文研所副所长（事实上，他做的是所长的工作。所长方纪仅是挂名而已。）在文研所，他如鱼得水，意气风发，领导全所人员制定了一个宏伟计划，要以毕生之力量搞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大美学来。他毫无官气，和大家平起平坐，十分关心青年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自然，这也是一场幻梦！文革中他和方纪等富有才华的文艺领导干部一样，遭到莫须有的罪名，使他空怀抱负而蹉跎余生！晚年的吴火勘破红尘，笃信佛教。我在移居新西兰后几次回国，都有幸见到他。每一次我们这些文研所的旧雨重聚，吴火都欣然应邀出席。虽然他久已出尘弃俗，但他仍不舍旧知，对我们这群他当年的小朋友还没有割断深情。他也仍关心世事，愿意倾听我们这些无名小辈们的瞎议论。但最后他终于还是决心＂＂舍得＂＂放下＂，皈依佛门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我不免痛心疾首：早期领导新中国的共产党干部中是不乏像胡耀邦、林呐、吴火等等的优秀共产党人和专业人士的！他们是确有信仰和高尚品格的楷模！不然，何以这么多民主爱国人士和大学者、专家、社会精英，热血青年都会义无反顾地倾向和拥护中共新政权呢！
遗憾的是“寡人有疾”了。他把“不应有疑”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队伍视为“有疑”的阶级敌人，而把大有可疑的政治痞子和政治投机分子如康生、张春桥们视为他的砥柱人物。以致留给他的几代接班人和十几亿中国人一大笔积重难改的负面精神财富！足够习志士及其同侪们“愚公移山”几十年而难撼其根基！
革命先驱者们的理想和热血，哪里去啦？！
真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1973年前后的中国大地是最混乱的。臭老九们虽然重返老巢复职，其实也无所事事。除了编辑一点四人帮指定的极左又无聊的书籍外，还是整天“政治挂帅”，大会小会“批林批孔”。会上，大家一律正襟危坐，若有其事地又是批林（彪），又是骂孔（夫子）。有时也难免夹带一些笑骂，毕竟我们那时还年轻，难于坚持整日扳起面孔，假装正经。到了散会后，就如同贾宝玉散学一般，又嘻嘻哈哈，说说笑笑起来。其中传说得最多的是苏共的“政治笑话”和中共的“小道消息”，当然只是在几个互相信任的同事之间悄声地传说。
有时赶上西哈努克来天津“访问”，市委就号召全市各单位各居民住家，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以迎接这位空头的穷极无聊的“流浪亲王”，大家也可轻松一天；再有，就是借着和工农兵作者结合的机会，偶而到近郊村子里采购一点市里买不到的农副产品，大家瓜而分之。也有时，一些淳朴的农村青年文学爱好者，不远百十里路给我们送来几麻袋当地特产。说来寒碜，也不过是些刘姥姥带给荣国府的些许时令蔬果，但在当年，你想像不出，那是一份多么令人喜悦兴奋的厚礼！也只有那个年头儿，穷哥们之间有这种呼吸与共的沸腾热血！刀光剑影的岁月里也不失快乐互助的本性和“黄连树下弹琴”的本能！可见，人，不可能成为百分之一百的政治动物，即使高挂在天安门城墙上的“伟人”“神人”！
初到文艺组（百花出版社的前身），我无书可编，因我原先在文研所是搞文艺理论的，而那几年除了四人帮的爪牙，已无人再写文学批评类文章了。我只有在报纸上看到几篇官方文艺理论的文章，就用剪报方式，随俗应景编辑了两本文艺理论集（完全出于自发的职务感而编的）；也曾为那位红得发紫的著名作家浩然编了他的创作心得集。还有一些早已忘了书名的书籍。
其中，有一本书题为“初澜文艺理论集”的小册子（内容是宣传四人帮“三突出”创作教条的），我根本不知那化名“初澜”者为何人，想不到他乃是四人帮宣传喉舌写作班子的集体笔名。
1974年夏天，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了一次以“批判无标题音乐”的名义，实为打击坚持正确方向的音乐权威及音乐队伍，真正的矛头其实是指向四人帮所谓的周公（周恩来）的全国性大会。当时像我这样的局外人当然是不可能猜出其中奥妙的。
由于我编辑了那本“初澜”集，一位“初澜”写作班子中人让我也去参加大会的简报组工作。
当时，我只记得一些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很多谈及德彪西这位无标题音乐大师的种种“资产阶级”的音乐思想，而更多的是针对中国音乐界里存在的什么土洋之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等等。我虽每天参加小组讨论，然后整理出一份简报上报，但其实，我这个音乐门外汉对那些专业发言一窍不通。实际上，大部分发言也是以检讨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主。那时，一开会，不管什么议题，即使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是两个内容：一是表态，“热烈拥护”毛主席指示；二是检讨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即“斗私批修”。发言内容几乎千篇一律。
倒是对那次大会的某些场景片断还有些难忘的印象。
那次领导并出席大会并做了一个定调发言的是四人帮红人于会咏。我只见过他一次。留给我的印象是面容阴沉疲倦，一脸高深。另一位是演“红色娘子军”中洪长青的芭蕾舞演员刘庆棠，他还不失演员风度，会场上一派春风得意的样子，脸上时有笑意。这些“大人物”露面的场次不多，而且居高临下，跟普通与会者也无接触交流，给我的印象也就如此而已。
接触较多的是几位著名音乐家，如殷承宗，李德伦，王双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词曲作者），金昌奉等人。
这些著名的音乐家，虽然声名远扬，我在见到他们之前，心目中常常把他们视为神圣。其实，一见之后，才感觉他们是和你我他一样普通而且有趣的人。
我们接触最多的时候是在深夜的那顿宵夜的清真席上。 餐桌上，大家一改开会时的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样子，似乎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一般，脱去面具，轻松地坐下来吃一顿随意的饭菜。自然，不可能光是低头吃饭。音乐家本来大多是性情中人，天生有一种无拘无束、热情奔放的性格，即使在严酷的政治年代，也难完全约束自己的本性。
大指挥家李德伦是回族，所以每餐都在清真席上用餐。当他得知我和他为五百年前的同宗，又是上海人，十分高兴，有时用一口道地的上海话跟我聊天。但我毕竟是小字辈，不敢放肆多说，只想多听他们几位大名人的说笑。
有一次，一位音乐家在饭桌上道苦，说王双印晚上的呼噜声实在“有水平”，“谁也不敢跟他一屋睡......”，坐在一旁的黑龙江的胖作曲家王双印呵呵呵地笑着说：“不会打，瞎打！”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时，身材魁梧的李德伦笑着说：“我有办法治他，你听他一打呼噜，就吹口哨......”说着，他还嘬起嘴唇，作吹口哨状，笑得大家几乎喷饭。朝鲜族作曲家金昌奉是位性格内向温和的人，他以一曲动听的“北京的金太阳”闻名全国，他在饭桌上总是安详地不出声地笑。每天晚上这顿夜宵，连吃带喝，加上不断地笑声不绝，实在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那时，缺乏政治头脑的愚蠢的我，只看到李德伦的幽默活跃的外表，一点也没想到这位杰出的音乐家的内心深处在经历着一场怎样的煎熬！一位一生热爱交响乐的大音乐家，面对着江青、于会泳等一帮极左棍子的蛮横批判深受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西方尖端音乐和践踏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交响音乐界的群英们，他像众多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化精英一样，在政治的高压下，不得不忍住极大的愤慨和悲哀，一如既往地嘻笑着，仍然保持着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高贵的姿态。这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伟大的莫扎特。莫一生在磨难中度过，但他给予世人的却是永不衰竭的真诚的欢乐和希望！
若干年以后，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高大的李德伦又热情激越从容地挥动他那小小指挥棒时，不禁又回忆起当年他在清真席上眉飞色舞的快乐笑容。
而那位同样幽默的作曲家王双印的命运和李德伦正相反。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红歌曲家，大受江青等欣赏，一度登坛拜将，官至黑龙江省革委会成员。四人帮垮台后，他也“托庇”入狱达十年之久。其实，都是政治的产物！
唉，这个时代的悲剧、滑稽剧、荒谬、荒唐、荒诞剧实在写不胜写！
那次，我的一位在中央乐团拉小提琴的青年朋友也去出席大会了，他介绍我认识了殷承宗。殷也是一位性格开朗随和的年轻人。略显富态的身材和那肥短的双手，竟能那样灵动潇洒地弹出最复杂优美的钢琴，使我十分惊奇。他也曾以一曲“黄河大合唱”的钢琴曲闻名全国。听说四人帮完蛋后也一损俱损，吃了挂捞。
可惜，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限，我虽然见到了不少音乐界的著名人士，但也无缘相识交谈！只留下了片鳞只羽的零星印象。
第二年，我又奉命去天津“农业学大寨”大会简报组工作。那跟我的专业其实毫不相干，那些千篇一律的发言，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是枯燥地记录某些重点，作为简报资料而已。
在那次大会期间，我有幸认识了天津市农委主任王立吉和市委宣传部长王树锷。实事求是地说，七十年代的gcd领导干部还不失革命干部的体面，不论对他们的本职工作，或自身的操守都比较认真，注意影响，还没有变质堕落到今日之没羞没臊程度！当然，这也只是我在极短暂的接触中得到的印象。
经历过二十年的政治风雨吹打的我，特别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之后，对gcd毛泽东领导的这个政权，思想上大大动摇了。开始醒悟到五十年代以来的种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政权和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
本来，当初解放军进城，共产党掌权，广大爱国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是真心支持新政权的。最初，共产党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等，做了不少深得民心的事情，社会已日益安定繁荣，生产力也在发展和提高。人心思安。这个所谓的新社会是完全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迅速建设得更快更好的。
但是，毕竟是搞农运起家的，在毛领导下的中共暴露出，他们终是能破不能立的“败家子！”
”首先中共的用人政策（所谓的组织路线）就是偏激的，极左的。他们以为一切文化阶级都和共产党有二心，是异己阶级。就大量的启用工农兵作为基层政权的管理者。排斥打击有管理经验、有科学知识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参与管理。
而那些所谓的工农兵“干部”，既无旧文化基础，也未经过新政权的培训教育，一旦上朝堂，不但不懂怎样管理，除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外，在管理业务上完全外行，有些人则滋长了小人得志的恶习。
当有识者诚恳地向执政者善意提出意见时，毛恩将仇报，大下杀手，把一大批对共产党夺权有功的文化力量打进十八层地狱。
毛泽东的一生，以暴力斗争起家（湖南痞子运动），也终以暴力斗争结束其统治。
他的“天才”最突出的表现，是善于“与人斗”，善于利用群众搞暴力。而“暴力革命”的“成功”，又导致他绝对“迷信”“崇拜”自己。以为这个地球离开了他，就只会朝右转了。
当他打败了国民党，又扫除了所有亲共的进步势力，接下来的事业就是自相残杀了。“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就是一场共产党最高司令部的残酷厮杀。但不像刘邦株杀功臣，毛泽东是既杀了鸡，也宰了“猴”。上至刘、邓、陶及其党羽，下至区、县、乡、公社基层官吏，无一幸免。 杀到最后，傻老百姓也互相厮杀了。原本勤劳善良的人，几乎都变成魔鬼了。共产党进城之初，自诩：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十几年内共产党又把人变成了鬼一一痞子加魔鬼！这个难以改变的恶果终于在中共统治的后三十年中得到印证了！
当然，其罪不全在毛泽东一人，整个中共领导集团都难辞其咎！21世纪的中国，表面上看来已是一庞然大物了，但在根本上，他仍然是一个大酱缸，大蒸笼。 上至第一领导，下至无家可归的穷人，都患有一个共同的疾病一一焦虑、浮躁。有权的有钱的有枪杆子的，全都如坐在火山顶上，焦虑那可能失去的天堂；无权的无钱的手无寸铁的也浮躁不安，整日如在烈日下行走，在蒸笼里生活，不知何时才有真正翻身的一天！
尊卑、穷富、贵贱两大阵营在搏斗，每一阵营内部也在互相搏斗、咬噬，，处处有暗流涌动，人人有难念的经！
这难道不是当今中国灯红酒绿下、莺歌燕舞下、出国旅游下、车流拥堵下、臭味互熏下、雾霾笼罩下的最深处的真实现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