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弓没有回头箭。决心书一贴，也不用再打什么小算盘了，当即给婷婷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为形势所迫，无法坚守阵地，进军北大荒是党的号召，我已向政委保证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她回信倒显得格外冷静，说事已至此，不必瞻前顾后，将来她毕业一定会去北大荒，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就是天塌下来也不怕。这几句话让我感到无比欣慰。
激情归激情，现实归现实。要说我那时的思想活动，真是一言难尽。首先，我不可能留下，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事。那就去北大荒吧，我不是总想到一个陌生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吗？遥远的北国荒原应该是理想去处。“反右”之前，我已对扬州慵懒的市井生活感到乏味，尤其不愿进入王家的小市民圈子。我很早就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和《勇敢》，非常喜爱。尤其是后一本，写一群共青团员去远东拓荒的生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是现在的景况已不可同日而语，我背上了“中右”的十字架，只能走“开发北大荒”这座独木桥，哪还谈得上什么浪漫主义，倒真有点充军发配的感觉！
近日的马路新闻更使我的消极情绪抬头：全校138名干部编制人员，最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发往北大荒。5位校级领导，除政委留部队外，均转业到繁花似锦的江南名城南京和杭州，其中一位还因为怕去南京而焦虑不安呢！营级干部中有两人犯过错误，被罚流放；其余则一半留部队，一半转业到南京和扬州。连排干部嘛，兵分三路：政治条件好，且运动中没出问题的留部队；政治条件稍差，但运动中没出问题的就地转业，由专区统一分配到各县文教部门；余下的40多名倒霉蛋（其中受过重量级、次重量级批判的就有18名），当仁不让地从那些率先贴出决心书的领导和骨干分子手中，把“上山下乡”的旗帜接了过来。
至于400多名学员，大多是工农出身的连排长，从前方战斗部队抽下来学文化，本来就含有被精简的意思，这次基本上是连锅端，统统发往北大荒。
全校几百号人就这样分流，各有各的归宿，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清楚。我们并非生活在真空，对自身价值的判断经常需要通过跟别人比较才能认定。留部队的，因为有那么多人去了北大荒而产生优越感；去北大荒的，因为有那么多出身不好或在“反右”中受过批判的，于是就连政治条件不错的人也妄自菲薄起来。总之，在“上山下乡”的行列中，大家左顾右盼，最后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彼此彼此、都是部队淘汰货”的感喟！
谢礼常则坚持到底，成了全校唯一不写决心书的人。他平时性格怪僻，孤芳自赏，被领导认为是思想复杂的人物。在鸣放中，他城府很深，基本上不发言，也不写批判别人的大字报。进入整改以后，他勉强贴了几张大字报，提了点鸡毛蒜皮的意见，却没有任何把柄可抓。领导动员他写决心书，他则反复强调家里有困难，决心书贴出来也是假的，是欺骗组织的行为。领导拿他没办法，只好发动群众来砸这颗硬核桃。可老谢心理素质极好，在大字报的重重包围中，他照样睡他的觉，丝毫不打乱原有的作息制度。到最后果然不出其所料，能动员的都动员走了，去北大荒的也不差他一个，于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扬州地区的江都县中学任教。这场拉锯战较量下来，终于是他赢了。不过他的后半生并不称心如意，特别是在婚姻上。为他留下来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婆，不久便因乳腺癌而去世。他在当地又找了个续弦，却过不到一起，几十年来貌合神离。我在90年代初见到他时，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气功的研究与实践上，似乎已看破红尘。
汪大愚则属于另一个极端。从“鸣放”到“反右”，他都出尽了风头，是一颗正在蹿起的新星，将来在部队前途无量。他带头贴决心书的时候，没几个人觉得他会被选中去北大荒，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罢了。没想到，最后去北大荒的名单上还真有他。据说，组织上那时已经安排他到军部从事宣传工作，可他非要去北大荒，甚至找军首长说情。最后领导被他的真诚和执着所打动，改变了原先的分配方案，使他成为“上山下乡”名单上的第一人。
这件事让我对汪大愚刮目相看，同时也让我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他在运动中的表现比我“强”太多了，到头来却跟我走同一条路，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此外，叶林枫也要去北大荒。他虽在“反右”当中谨小慎微，但之前在“肃反”运动中已有旧案，难获组织信任，所以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我们的“北伐大军”。老叶倒是恬然自安，说一直很向往北大荒那“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色，比江南这“小桥流水人家”要有味道多了。我则因为能有这样一位好友结伴同行，终于消却了放逐塞外的凄凉意。】
2013-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