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习近平主义的世界

虽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和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威胁，但在我的眼里中国正处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最危险的一个时期，所谓大厦之将倾，谁人击楫砥中流。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自己。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的搭建。苏联的教训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最惧怕的就是社会体制的塌陷，光靠国家机器是无法把这么多民族捆绑在一起的。

 

社会体制是在特定社会中管理不同种类个人行为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包括信仰，国家治理，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只有强大的社会体制才是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繁荣统一的保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可能。搭建新的社会体制首先是个打旗帜的问题，我以自己的经济学训练为基础写过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提出过很多解决方案，所以我看懂了习近平目前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是击中了中国社会体制问题的七寸。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的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美国有许多以总统命名的主义，比如Reaganism，Clintonism，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习近平主义的建设将是系统性的搭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的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将是继续完成现代中国尚未完成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最关键一役。正如我在【中国的毛泽东困境】中所阐述的，习近平主义要面临的信仰领域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用英文讲就是很难用来mobilize all the people onto the challenge of incomplete Nation Building。面对皇帝的新装，不能再视而无睹。关于这点，其实习已经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我在【走进习近平的中国梦】中提出要用social mobility等经济学工具把【中国梦】量化，接上地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Nation Building极为重要。我在英国6年，填过无数表格，发现英国的种族划分极为简单，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汉人，但每次我只能和印度人等等归为亚裔(Asian)。中国的民族太多了，像汉人，满人，维人这些划分应该统统消失，打造成一个中华民族就够了，甚至可以为此特造一个词Chierican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条路是无可回避的。民族是历史的包袱，中国要轻装前进。

 

讲完了信仰，接下来谈国家治理。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我读了，深契我心。如果政府的执行能力软弱，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只是摆设，这当然也包括民主。福山很敬佩中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体对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充满了艳羡之词，但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国下基层，当村长，乡长，县长，一路当到省长，就该知道“中央集权”在中国是很弱的，只是弱的程度不同罢了。“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实话。财政是关键，看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各级层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并未打破延续千年的“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的格局，面子千变万化，里子始终如一。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央企改革事关大国兴衰】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中国国家治理的里子上千年都打不破，现在就能打破吗？回答是肯定的，国家治理也是生产力，而技术进步能带来生产率的飞跃。能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进步已经来了，并且趋向成熟，这就是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门阀政治”和“藩镇割据”需要宽广的地理缓冲区和信息缓冲区，而高铁，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有效的打破这些缓冲区，成为推进全面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最后要谈的是经济体制和法制体制的大戏，那就是建立健全财产权法制度和对资产征税的法规体系，唯此“依法治国”才能打破利益集团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垄断禁锢的财富才能更多地涌向农民，中产阶级和农民工这些阶层，他们才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加入到内需的洪流当中去，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成功转型。但问题是立法容易执法难，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社会，能否打开执法环节的死结将是“依法治国”的成败关键。要杜绝“人亡政息”，形成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就必须把解决方案法制化。中共要想百年执政，唯此一途。

 

习近平主义是创造性的解决中国社会体制坍陷挑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再争取30年和平发展，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有期。

[后记]

最近美国关于国家治理有一个讨论很激烈，那就是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已死或者未死。弗朗西斯·福山也已为此困扰了好多年，这多年的困扰甚至是苦闷最后发酵成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一巨著。

福山的书视野相当壮阔，让人叹为观止。读完之后，我感想很多。不管是自由民主制，还是中国的威权体制，我认为国家治理可以看做是一种公共服务，而政府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则是governmental capacity.自由民主制可以看做是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一种形式，但我否认它是唯一形式。要提供这种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政府必须具备相应的governmental capacity。就像工业4.0很好，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capacity去实现它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governmental capacity，自由民主制也可以成为市场失灵似的灾难。看看目前的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等国就知道了。

从governmental capacity的这个角度去看中国，我发现中国也处在崩溃的边缘。中国最致命的问题就是社会体制已全面坍塌，新的社会体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根本建设。目前的一切还处在治标不治本的表象阶段。西方有很多人大讲西方民主的衰弱和北京模式的崛起，中国很多人也沾沾自喜，但我觉得很可笑，因为北京没有模式，如果非说有模式，那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所体现的重商色彩浓厚的短期主义。

“白猫黑猫”理论有幸被一大帮杰出的技术官僚的操作，发展出了蔚然可观的成就。但这种瞎子摸象似的发展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白猫黑猫”就等于没有猫，中国作为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国家已经很久了。一个社会体制全面坍塌的国家的繁荣是偶然，衰败是必然。中国绝不能因为自由民主制的衰微而沾沾自喜，因为中国离悬崖的距离甚至更近。必须系统性的建设新的社会体制，并以此大大提升governmental capacity，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朝一日成功的走向民主，否则崛起也好，复兴也好，都是奢谈。

原文发表于2015年1月19日【联合早报】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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