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北京，就象住进了封闭的高墙里，对外面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乞丐。小时候听说，曾经街上有个乞丐，当外国记者将照像机对准他时，有个好青年挺身而出，挡住了外国人的镜头。在蚌埠等候去合肥的火车时[1]，我惊讶地看到车站外遍地都是乞丐。这里没有外国人，自然也不需要“好青年”挡镜头了。
到了合肥后，我在街上和餐馆附近看到更多的乞丐。乞讨的孩子被人从餐馆里撵出来，然后又灵巧地钻进去。更多的时候，乞丐们走家串户地要饭。每次要饭的来了，心慈的外婆都尽最大的努力满足他们。有一次，一对身强力壮的年轻夫妇来要饭。外婆问他们：“这么好的劳动力，为什么不在家乡劳动？”他们说：“家乡闹水灾”，还说有生产队长开的要饭证明。没多久，我就象所有人一样，对乞丐见怪不怪了。
人们告诉我，安徽有要饭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用凄凉的“凤阳花鼓”[2]来描述。凤阳是朱元璋的故乡。据说朱要报答家乡，让他们吃外地粮食。他死后，便没人再向凤阳进贡粮食，家乡的人因为不会种地了，只好乞讨。无论是“天翻地覆”还是“史无前例”都没能改变这个传统。不同的是，我见到的乞丐并没有身背花鼓、唱着跳着来要饭。也是，饿肚子时谁还能跳得动舞？母亲来信提到，那时凤阳的情况比以往更糟，举目四望，就是一个“穷”字。干校的牛病死了，他们把牛埋了。谁知当地老乡知道后，硬要把死牛挖出来吃。干校医生向他们解释，病死的牛是不能吃的，可是老乡们根本不听劝告。为此，“五七干部”们只好轮流给牛“守墓”，防止老乡“盗墓”。
外婆和舅舅住在合肥市郊“三里庵”（现在那里已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居民房是一排排朝阳的房子，还有几个简易楼。一排住10来户人家，每家门前有一个小菜园，后门外则有个很小的空地。舅舅的家在居民区的边上，从外面看还不错，进去一看，是家徒四壁的感觉，这还是外婆努力的结果[3]。刚到不久，我发现后门的木闩，有被人撬过的痕迹，几乎被人从外面弄开。我和外婆每天晚上或出门时，只好用水缸顶住后门。我不解，我们已经很穷了，有什么可偷的？外婆说“还有更穷的”。
三里庵有上千户人家，自来水龙头和公共厕所，都在居民区的中心，距我们的住地有几百米，去时下坡，返回上坡。尽管当地水源丰富，用水却远不如北京方便。虽然舅舅病情好时也挑水，外婆自己也常常亲自提水，她还是雇了人挑水。我上了新学校后，发现挑水的男孩是我的同班魏姓同学，还比我矮一头。我很惭愧，认为自己太资产阶级了。我自己学会挑水后，便让外婆辞了他。虽然我挑不动两个大木桶，挑两个小铁桶、多挑几趟还是可以胜任的。
谁知魏同学的妈妈很看中那每挑一担几分钱的收入，她央求外婆不要辞掉他们，说如果我嫌弃魏同学，她可以自己挑。这触动了我的底线，我只好在魏同学来挑水时躲出去，而且我自己也在其他的时间挑水，就是要让人家看到，我不是资产阶级。
新学校叫“乐农新村小学”，名称很合乎学校介于城乡之间的地理位置。学生中有不少是附近农民的孩子。第一天的政治课印象极深。老师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个中国轮廓，接着，他十分自豪、神圣地说：“我们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我们正处在‘反华大合唱’的包围之中！”然后他一一列举东西南北的敌人。令我惊讶的是，他把越南、朝鲜分别叫做“越修”、“朝修”，也是敌人。我心说了：“在北京好像没有听说呀。就几天的功夫，又多了两个敌人？”这位 “夜郎”一样的政治课老师太富于创造性了。
我可不能没有朋友。起初，同学们对我很好奇，尽管我说了很多次是从北京来的，他们还是叫我“上海佬”。但很快我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还学会了一口安徽话。我发现同学中有生理缺陷的人数比例，远比北京高。这都是缺医少药、营养不良的结果。一位同学住在我们家附近，她家有八个兄弟姐妹，人们叫大儿子名字，老二就叫“二丫头”，接下来是“小三子”一直到“小八子”那么叫着。小点的孩子就由大点的孩子背着，和一群有人养、没人喂的猫和狗混在一起，在居民区里从早晃到晚。
我观察到一些同学家里常年累月没有起码的荤、素菜吃，米饭上只有很小一撮咸菜。能吃到米已是很好了，方同学住在简易楼里，到晚饭时间，家家户户煮地瓜（白薯）干，楼道弥漫着发了霉的地瓜干的气味。这气味彻底颠覆了我原来对白薯干的好印象。方母一边吃着地瓜干、一边头头是道地讲着革命大道理：“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在受苦哎，只有我们中国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我们有饭吃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是啊，连我们的“幸福生活”尚且如此，那2/3的人民可怎么活呀？所以，再穷，我们也应该感到幸福。
有几位同学每隔一天才上一天学校。缺席的那一天，他们要帮家里拉车运货。那是一种人力平板车，下坡时，大人驾驭着车把，车和人在重力的作用下快速行进，没有高超的技术，势必人仰车翻。上坡时，孩子们要帮着拉纤绳：他们费力地拉着，头几乎触地。如果赶上“打摆子”（疟疾），他们就在不打的那天出车（“打摆子”是浑身在寒热之间“摆动”，每隔一天犯病）。
还有一位同学住在学校外面，家就是一个破旧的土坯房。房顶是稻草，墙上捅两个洞、钉上塑料薄膜就是窗户。进门后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母亲说凤阳和淮河边上的农民的家也都是这样）。象很多同学一样，这位同学每天要做沉重的家务。那时“穷就等于革命”，所以她总是高高兴兴地唱语录歌。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教她，“的” 字唱歌时要发“地” 字音。最终不仅我放弃了这无谓的努力，还跟着她一起高唱“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班里有几位上学晚的同学，16、7岁的金姓堂姐妹，打算小学毕业就嫁人。金家姐妹对我很好。她们带我到附近的荷叶塘洗衣服，这样可以节省挑来的水。听着潺潺流水声和青蛙的鸣叫，闻着荷叶的清香，我也学着用木棰敲打衣服。金家姐妹中的妹妹，金二姐，还成了外婆的朋友，即使在我离开安徽以后，她还经常去看望、帮助外婆。
紧邻居民区，是一所老红军“干部修养所”，就在我们的坡上。花砖围墙里是另一个世界：亭台楼榭、曲径花园，每家住一座小洋楼，不时有警卫巡逻和汽车出入，与贫穷的居民区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此，人们只有羡慕的份：人家打了天下，现在就该坐享天下嘛！
那时的学校时常安排大家劳动，还美其名曰“政治任务”，这倒也加深了我和同学们的友谊。一位余姓男生是附近农民的儿子，和气善良，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个子比我矮一头，却特别能干活。他总在我出尽洋相或一筹莫展的时候过来帮我。在“送肥下乡”的任务中，我们要把城里的粪便，用扁担担到偏远的农村。一到这类活动，我就恨自己不争气：别人早到了，我还在路上挣扎。余同学一边笑我那狼狈的样子，一边不容分说地把粪担抢走。
与“拾废铁”相比，“送肥下乡”还是容易的，因为粪到处都有。废铁可不是哪里都有。找不到像样的废铁，我和几个女生爬到钢厂外高高的炉渣堆上，挑拣金属相对多的炉渣。问题是，要把金属与非金属分开，没有合适的工具，谈何容易！看到我们完不成配额愁眉不展，余同学让我们跟他走。我们来到一个工厂的围墙外面，那里人迹稀少、杂草丛生，余同学让我们在远处等着，他则很灵巧地翻进围墙里。过一会儿，我们听到有人不断地把沉重的东西扔到围墙外面。之后，余同学翻出围墙，叫我们过去一起抬废铁。过去一看：天呐，这哪里是废铁？分明都是好好的机器零件。看到我那吃惊的神情，余同学说：“不这样，怎么完成任务？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就只好这样帮着“抓革命，促生产”了。
那时当局常用马克思的话教育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我们不仅一无所有还要弄虚作假。拿什么解放你，我的全人类？
[1]：混沌的童年之11
[2] 我听到的《凤阳花鼓》歌词：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咚咚咚咚呛！咚咚咚咚呛！
大户人家卖土地，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咚咚咚咚呛！咚咚咚咚呛！
咚咚咚咚呛呛呛呛，呛呛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