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位伟人说过：
“劳动是严酷的，但是能够把人锻炼成钢铁”。
救命的第一支烟
平生抽第一支烟，是1972年的12月份。由于秋收时黑龙江全省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涝灾，在地势低洼，沼泽密布，号称“蛤蟆撒尿也成灾”的三江平原垦区，大片的大豆、高粱、玉米等大田作物被淹。拖拉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①“穿”上“木鞋”②，仍陷在地号③里动弹不得。无边无际的庄稼全部要靠人工收割。一人一天割四垄大豆，垄长四千多米，凌晨四点起床下地抓着两垄收割，中午到地那头吃午饭。下午再往回割，到地头收工时天已擦黑，等于弯着腰来回近二十里地。从早到晚十多个小时泡在水里，没个干一点的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会儿，最好的休息是直起腰锤打一下，接着再干。收割时，大家在同一个起点上一字儿排开，渐渐地距离就拉开了，手脚麻利的遥遥领先，而拉在后面的被称为“打狼”，那是很没面子的，就是别人不说，你自己一直拉在后面也很难受。长时间的弯腰收割，千万次地重复一个动作，紧握镰刀的手指酸疼得张不开，抓豆秸的那只手起了泡被磨破，那还是小意思，要命的是几乎每个人的高腰雨靴都被锋利的镰刀头划破而“灌了包”④，脚底被冰凉的水泡得刷白起皱。那一阵子整个垦区都在抗涝，雨靴脱销无法更换（其实换了新的还会被划破），于是找塑料布包住脚，也实在无济于事，因为水是无孔不入的。十月下旬开始结冰，初期冰层还不厚，我们踩破冰层在彻骨的冰水里作业。每天回到宿舍，裤腿都是湿的，没有烤火的条件（因连续阴雨柴禾都打湿了，炕也没柴火烧，烧火的煤要十一月的下半月才能供应，甚至因为缺煤而供不上），第二天凌晨吹哨起床，裤腿还是湿的，而且冰凉冰凉。极度疲倦的人们闭着眼睛穿好上衣，却没有勇气套上裤子。战士看班长，班长看排长，无奈之下我们这些班、排长咬牙喊“一、二、三，”就着一哆嗦的劲儿总算把裤子穿上了。过一会儿，裤子吸去体温，不那么凉了，可身体吸进湿气，不少知青就此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
到了11月，冰层越来越厚，“风后暖，雪后寒”，下旬时接连三天大雪宣示着北大荒进入封冻期。我们的主要任务转为将割下的大豆集堆，尽快装爬犁⑤运回晒场脱粒。十二小时一班，由履带式拖拉机牵引着拉四到五趟爬犁，黑白两班倒着干。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进入12月，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度，最冷的那几天零下四十二度，我领着二班正好轮到夜班。装爬犁是个力气活儿，钢叉叉起一堆带杆的大豆几十斤重，甩上爬犁，大豆越堆越高，自然越甩越累。平时干一会儿农活儿就汗流浃背，那段严寒的日子里，任你气喘吁吁也挤不出来一滴汗来，叉起的豆堆上的积雪和草灰散落下来，撒到脸上，撒进脖子里，感觉更加寒冷。装到近四米高的时候实在甩不上去了才算够标准，叉子横插在压紧的豆堆中部权作阶梯，大家挨个儿爬上顶部，挤在一起坐着。装上爬犁的豆堆长约四米，宽约三米，四周堆高一些“筑堤”以挡风，人坐在中间，拖拉机牵引着爬犁往回拉。
回程要走半个多小时，那是宝贵的休息时间。坐在豆堆上瞧着夜空，惨白的月儿照着无边的田野，非常寂静，也异常清冷。爬犁很稳，坐在上面很是享受。午夜时分，大家已累得谁也不想讲话，困倦阵阵袭来，但是在这样的严寒中，谁也不敢闭眼睛，一旦睡着的话轻者冻出病来，重者会冻僵而再也醒不过来，那可不是唬人的。可又顶不住极度困倦，哪怕眯糊一小会儿也好啊。这时，陆兴华（上海知青）拿出香烟问我：抽根烟提提神伐？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境下，我顾不得亲人的再三嘱托和严格的自我要求，突破禁忌抽了平生第一支烟，并且在吸进第一口时睡意竟然一下被赶跑了。大家吸着香烟聊起天来，总算撑到了场院而没有入睡。将大豆卸掉，然后再奔向田间。
抽烟解困也就这一次，对我来讲抽烟没有成瘾，只是短期的行为。后来还学会了卷北大荒的旱烟，不管多呛人也照吸不误，可再也没有这种提神的感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