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中苏之间出现了问题, 似乎再挂老修照片不太合适, 中国的明星照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了. 事情就这么地发生了. 上海好些电影院于是就挂上了这位的大幅照片了.
令人感慨的是几年之后,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春雷一声震天响, 22人恐怕一个也没跑脱地挨了整, 整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整的轻重不一样, 有死了的, 有死去活来的, 有没有被整过又去整别人的呢? 一定会有.--转载着
从左至右第一排为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赵丹、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第二排为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和王晓棠。
“22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22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当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试图穿过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大众电影》杂志等公开报刊资料中找寻“22大明星”相关记载时，却惊讶地发现，“22大明星”失踪了！甚至以媒体常常使用的“新中国人民演员”和“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作为关键词，仍然找不到任何线索。
这谜一般的“22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吗？
Ⅰ.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22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新中国成立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与此同时，华美的旗袍和裘皮大氅不再是演员们的标准行头。1949年8月，在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张瑞芳见到重庆上海的影人们，大家都“一袭制服，一顶列宁帽，脂粉不施，素面相向”。
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明星只有工农兵，文艺工作者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电影明星”一词容易引起“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丰富联想。当时的《大众电影》刊登了摄影机朝着身着比基尼的梦露射出子弹的漫画，配文“梦露之死——对好莱坞的控诉”这样结尾，“借用美联社记者的话来说：‘玛丽琳·梦露的故事已经完了！’但在明星制度下的悲剧片胶卷似乎还长着哩！”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反思，批评“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提出“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总理自认为他的讲话是“不免有点情绪”的，他指出“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心情舒畅”竟然出现了6次之多。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会议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好演员”赫然在列。
1967年《人民日报》刊登批判周扬“文艺黑线”的文章，列举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周扬在“新侨会议”上的言论：“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
“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创作高潮。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造就了一部部万人空巷的经典之作，优秀作品更推出了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他们不叫“明星”，却星光熠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