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重进学堂
梧州市的教育体系似乎没有因为“武斗”而受到破坏，除了受“文革”初期的影响，停了一年的课以外，学校也没受到太多的干扰。好在离家只有不到200米的工厂路小学并没有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弟且没有任何转学手续而将我拒之门外，还因为我家的收入低于国家规定的生活贫困线而免除了我的学杂费。由于我母亲本来就是小学的全能教员（语文和算术都能教），尽管我因停课闹革命两年多没能上学，但是，经过母亲的一周时间的恶补，我居然直接插进了四年（级）六班。之所以被安排插进四年六班，是因为那时的老师很少能说普通话，而任四年六班班主任的罗水卿老师则是四年级中普通话说得最好的老师，以便能帮我尽快通过语言关。我的身高，在天津的孩子里应该是属于“小号”的，但是在“袖珍”型的梧州的孩子堆里却属于中上身材，因此，我的座位被排在了第四排。与我同桌的是个女生，绰号是“吗佬（广西白话，猴子的意思）冰”。之所以叫她“吗佬”，不光是因为她相貌丑，还因为她似乎智力有缺陷，其大号反倒被人们遗忘了。最初，我有些不习惯，问她叫什么？她倒是很坦然地告诉我：就叫我“吗佬冰”吧。我又问她，这不是侮辱她吗？她更坦然地说：谁让我这么笨呢？好歹“吗佬”比猪还聪明些吧？虽然她有些傻，但不孤立。因为她就像一块膏药似的紧紧地跟着另一个女生--陈漫峰。她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普通话说得很好，在“吗佬冰”的衬托下，她简直就是个小美人了。虽说我是个插班生，人缘却很好。首先是罗老师特别器重我，经常让我朗读课文以为普通话示范；数学课，只要是别人解答不了的难题，最后都会由我给出正确答案。平时，同学们有了不会做的作业，我都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他们，不久，经同学们投票表决，我加入了“红小兵”，并接替陈漫峰，当了学习委员，她因为能歌会舞，改任了宣传委员。
虽然生活艰辛，但是我的脚却一直在长。姑姥姥送给我的胶鞋，到梧州后没多久就“报销”了，自那之后的4年多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穿过鞋。
虽说我家住在江边，但是由于附近很少民宅，工厂路小学的学生们上、下学都走工厂路，而且平时我几乎不在家门口玩，因此，同学们几乎没有人将那块钉在我家门旁的“历史反革命”的黑牌子与我联系到一起。可是，一天，一个家住松脂厂的干部子弟不知何故绕道河堤路,看到了我正从家里出来，淫淫地对我说：原来你是个狗崽子。我当时没说话，可是当我们走下河堤时，我趁着四旁无人揪住他，施展了我所有的“少林功夫”给了他一顿暴揍（不留外伤）。打完了，我恨恨地对他说，你只要让我知道你叫我狗崽子了，我会见你一次就揍你一次而且绝不害怕你找帮手来。或许是被我打服了，没过几天，他就转学了。
与北方人的过年习惯不同，梧州人在过年前并不蒸大量的馒头等面食以备正月期间食用，而是预备大量的粽子。而且，粽子的外形也不是北方人包的那种正三角锥形，而是长方形。馅，则以鲜肉、蛋黄为主。二哥很会包粽子，他将糯米浸泡好，鲜肉切成方丁状，鸡蛋煮好后剥除蛋白，只留下蛋黄，准备工作既告完成。然后，他把粽子叶放在左手上，用右手抓好适量的糯米，再将肉丁及蛋黄塞进糯米中，两手把粽子叶一合，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粽子包好了。母亲用一个大锅将二哥包好的粽子蒸熟后放在了一个陶缸里，正月期间的食物问题就算解决了。
临江而居，不会游泳的男孩子很少见。因为我家的左右均有码头，岸边不乏货船停泊，船民往往是将裤子的仨个口用绳子扎好，往水里一扔，就权当简易救生圈了，孩子就趴在这个救生圈上扑腾，渐渐地就学会了游泳。我学游泳没有使用过救生圈。
春天，采鱼苗的人将收集鱼苗的竹篓每5个一组，并排绑在直径有约20厘米粗的木竿上，按一定的间隔顺江排列，自然形成了一个缺少外边界的游泳池。一天，二哥带我到江边玩，趁我不注意，把我往江里一推，不识水性的我，只有一通乱扑通，抓到什么算什么，那些竹篓自然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后来，我发现，只要闭住气，手脚不停地划动，一时半时不会沉底。一来二去，胆子渐渐地大了起来，就扶着大木竿移到杆头，然后从杆头往岸边游，二哥就在旁边守着以为保护，就这样，扑腾的距离逐渐增加，也逐渐地掌握了换气的窍门，算是会水了。二哥体力很好，10月（春，夏季的西江，水流异常湍急，不能横渡），他还参加了梧州市为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而举办的横渡西江的活动，他游完了全程。
家里的玩具不多，倒是有一副完整的“军棋”。放学回来，我和二哥常常籍此两军对垒。最初，我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为了挽回颓势，我悄悄地在红棋的司令，军长的背面做了识别标记，这样以来二哥的高级将领们不论躲到哪里，都无法逃脱我的炸弹攻击。不过，作弊总要被揭穿，我还因此而受到了父母的训斥：投机取巧，妄为人生！后来，父亲从隔壁木箱厂讨来了一些小木块，修成扁圆柱，做成了一副简易的象棋，并教授给我们简明的战术，成为一家五口除母亲之外共同的娱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