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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周桥的办公室兼宿舍炉火正旺，屋东头儿十几盆各色花木在灯光下生意盎然，争艳斗胜，让人忘了室外正是数九寒冬，这是前任老书记—刚刚卸任，跟周桥办完交接，退休回了原籍—留给他的。老书记说：“陶阳解放不久，我就来了，让我筹办一中，老伴儿一直没来，就是几十盆子花陪着我。烦心事儿太多，得空儿摆弄摆弄这些花，暂时把烦心事儿放放。这回好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把我替出来了，我把烦心事儿和这些花一块儿给你了。老弟，你好好侍弄吧。”老书记说得不错，管这样一个中学，烦心事儿真是不少。他才来二十多天，感受已经很深。这付担子真的很重。学校条件不错，初、高中共三十个班，学生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员工快三百人。师资力量强，无论学识，师德，大都无可指摘。教学秩序好，升学率在全地区名列前茅。各种课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来了以后，到教室里听课，到实验室看学生们做实验，晚上检查学生自习，走在学校里平整的沙灰路上，望着一排排灯火辉煌的教室，男孩女孩们一个个专心致志地攻读。早晨，全校师生冒着严寒，列队出操，口号声清脆嘹亮。周桥觉得自已年轻了，常常想起年轻读书时唱过的“我们今日是桃李芬芳，明日是社会的栋梁”的歌儿。他上大学时，曾有过“教育救国”的梦想，日寇的侵略迫使他投笔从戎，去了延安。多少年后，阴差阳错，他居然来到老家陶阳县的最高学府，办中学了。虽然心里对在反右中被指为“右倾”想不通，但对下放来这里，他是真心诚意地“既来之，则安之”的，他甚至想过，如果陆国筠也调过来，他们就在这中学里工作，终老于此也很好。但他很快就发现，要管好这个学校并不容易。老书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本份，道德观念强，爱国，讲良心，最怕“误人子弟”，教学不难抓。就怕“运动”，好好儿的，来场运动一冲，教学就受影响，很长时间缓不过来。老师们—特别是年纪大的—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少人有星星点点的历史问题，多数人出身不好，就是解放后分来的大学生，也是出身不好的多，你想啊，解放不到十年，旧社会凡是上得起学的，有几个是好成份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旷日持久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让多数老师心里知道，在当政者心目中，自已是“外人”，毛主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一心想依附于无产阶级，可当了权的“无产阶级”却带搭不理的，让他们总是没着没落的，心里空搭拉的。在这种大气候下，不用说运动当中斗争起来，剑拔弩张，空气那种紧张，就是在平时，在书声弦歌的平静外表下面，人和人之间也充斥着争斗。想在政治上发展上进的人，变着法儿“靠拢”组识，煞费苦心地趋奉，投领导所好，刻意“表现”；同事之间的争风，嫉妒，较劲，惊心动愧；“清高”者内心不平，但不露声色，或漠然以对，或敬而远之；自甘“落伍”者则灰心，失望，苟且度日。学校的政工干部往往自视高人一等，吃饱了饭，就瞅人的“毛病”，还自以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是对党组织“负责”。殊不知，这种人多半是在添乱，生生地把老师们和党组织隔绝开来。整个学校里，“文人相轻”和政治争斗相互交织，像官场一样，充斥着拉帮结伙儿，勾心斗角，飞短流长，很少有人给你说真心话，而你跟他们谈话，也得拿捏口气，掂量分寸，怕对方有“想法儿”，怕自已说错话，一言以敝之，老师们累，当领导的也累，不是干事累，而是心事多让人累，是心累。而且只要搞政治运动，就像写文章必须有素材，在现有人员中，必须找到斗争对象，有的人甚至弄这些事成了习惯，上了瘾，很讨嫌。……周桥生气地把刚看完的厚厚一沓“材料”往桌上一摔，站了起来，朝里间屋喊道：“小刚儿，别学了，平时学习不抓紧，临阵磨枪。十点多了，快回宿舍睡觉。”周恒刚抱着书和本子从爸爸的卧室里走出来，调皮地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放心，成绩不会太次，最不济是四分儿，当然，比不了周恒顺，门门儿课都考五分儿，全优，我没他用功，也不想费那个劲。哎，爸爸，刚才卢正人跟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你得提防着他点儿，他可不是什么好人。”周桥正色道：“怎么张嘴儿就胡说八道？他难道是坏人？”周恒刚说：“我不敢说他一定是坏人，但这人肯定不好—心眼儿不好。”周桥说：“好了，快走吧，出去不准乱说。”周恒刚说：“知道。”就在一个多小时前，学校的人事秘书卢正人悄悄地，无声无息地走进周桥的办公室，像一个影子飘进来一样，周桥觉得奇怪，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卢正人说有重要事情向书记汇报，白天人来人往，不方便。周桥第一次见到卢正人，就觉得这人有点说不出的味儿，觉得在他不苟言笑的表面后头还藏着另外一个人，这个想法儿让周桥感到别扭，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见了他，脑子里老有这个想法儿，怎么也赶不跑。这人的脸色很怪，不是一般的黑，而是青，有点像露出地皮的土豆皮儿那种颜色。深陷的眼窝儿像幽深的井，眼光冷森森的，惯常是警察看犯人那种眼神。见到领导，特别是党委，政工，人事系统的领导，他会条件反射一样，像川剧变脸一样把冷森森的审视转换成诏媚的笑，但脸上的肌肉依然是僵硬的，让人觉得这人的笑容是假的，像话剧舞台上临时搭上的布景。他的笑容也是因人而异的，像势利的主人对客人“看人下菜碟儿”，对书记是一种样子，对校长就是另一种样子，对副校长和学校的主任们，不过稍稍客气些，并不向他们展示全副的笑脸，因为他自认为是“党”的人，行政，业务方面的负责人，更不用说那些普通的教员，职工，不过是干事的，而他和党组织的领导是管人的，他本人的工作又是区分、鉴别他们一干人等的敌我，优劣，能否加入组织，能否重用，能否或怎祥“使用”，是否要列入打击对象，如被列入，如何打击之等等。因此，他和学校的教职员工断乎不是一样的人，平时，他说话很少，因为他知道跟学校的老师们说话多了，会暴露他的无知，而不说话，少说多听，则让人觉得高深莫测。一定要说，也是说一半儿，留一半儿，闪闪灼灼。听他说话，像早年间看那种“洋片”，弄不真切，你得好好琢磨。这正是他要的“效果”，他要给人一种神秘感，这是他从党委组织、人事，纪检，审干那些人身上学来的。……他悄悄地踅进书记的办公室，又轻轻地关上屋门，悄无声息地走到书记办公桌前，对正在抬头凝视他的书记说—是那种和“自己人”说话的口气：“周书记，你刚来，不大了解学校的情况，我把平时掌握的，还有最近了解到的学校的‘敌情’，作了系统地整理，加了几个夜班儿，写了这份儿材料，不是这个寒假要搞整风补课吗？你提前看了这些材料，心中就有数了，免得到时候被动。”周桥听了他的话，很吃惊，赶紧翻了一下桌上那有二、三十页的“敌情”材料，正色道：“卢老师，你作为学校的人事秘书，是负责做教职员工的人事管理，包括分配，调入，调出，培训，进修，工作安排，必要的政审，还有对学生升学，参军，入团，入党等方面的政审。但是，一般说来，教职员工—更不用说学生了—政审中发现的问题，不能视为‘敌情’，老师们平时的缺点、错误，说点错话等，只要不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观故意，也不能看作‘敌情’。只有真正的敌人的情况，才是‘敌情’，我们怎么能让敌人教我们的学生，你这种想法不合适，材料放我这里吧，如果你有留的底儿，也送到我这里来，千万不能扩散。以后也不要费神搜集和整理这类材料了，记住了。”卢正人脸上的谄笑消失了，肌肉僵住了，凝固了，像被长草噎着的驴子，咽不下，吐不出，两只下陷的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位新来的书记，支支吾吾，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周桥又说：“天挺晚了，别那么废寝忘食的了，赶紧回家吧。今晚上我们谈的，是个原则问题。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好。对确有错误的人，拉比推好。把不是敌人的人弄成‘敌人’，对当事人是悲剧，对我们是损失。”卢正人蔫不搭地走了。周桥想，怎么会让这样一个人管人事。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卢正人就来解释周恒顺入团的事，周桥对他说：“周恒顺是我的堂侄。他入团，班团支部和校团委按团章，按有关原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个人没有特别的意见。”当时，周桥就感到这人思想意识不很“健康”，时隔十几天，他又来了这么一套。无论哪里，什么单位，往往有这种人，而这种人又常常被看成是“忠诚”的，是被信赖和依靠的，实际上，他们通常会引起不和，无事生非，甚至生出事端，带来麻烦。周桥告诫自己，对卢正人这种人，不听他的就是，但也不可轻易得罪他，否则会给自己惹“不素静”。……周桥披上大衣，出门走到小院儿东南角儿一座小小的假山上，天上繁星闪烁，院子里小山上的积雪在夜色中闪着清光，天很冷，他打了个“舒身”，深深地吸一口清冽的空气，向后望去，那排教研组办公室全都亮着灯，期末考试了，老师们正忙，可就在这时，却有人背地里在整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敌情”材料。从材料中可以看出来，卢正人对恒刚、恒顺两个孩子时常称道的徐静茹老师特别关注，罗列了她的不少问题。周桥想，卢正人这种人靠整人吃饭，靠整人往上爬。他们很像他年轻时在济南上学，学校里那些“训育主任”之类的党棍，他厌恶这种人，他意识到这种联想是要不得的，是“危险”的。正如今晚卢正人所说，县委已经做了部署，今年寒假，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集中进行整风补课。他知道，经过这次“补课”，这些天天工作到深夜的老师们中，会有不少人成为“右派分子”，他周桥要亲自做这件事，这让他心烦。但他不能不做，他干的就是这个。他只能随波逐流。他最多是不使事情做得太绝，太过火儿，连这他也没把握。根据他参加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鲁工”参加整风反右的经验，他现在就可以预想到那些不幸被打成“右派”的人，多数是“无限上纲”的结果，有的甚至是无辜的，是颠倒黑白的，就像他的妻妹，在崮山县被打成右派的陆国群那样。这次下放离开省城之前，季家保姆林嫂带大壮来陆家，岳父岳母从她口中知道了陆国群打成了右派，而且还离了婚，这对陆家真是雪上加霜。正巧他有事去鲁南，岳母让他去崮山看看陆国群。他找到她的住处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在工地上劳动了一天的陆国群歪歪斜斜地躺在床上，炉子灭了，小萍正忙着生火，二强坐在小床儿上哭，国群听见儿子的哭声，翻身坐起，突然看见周桥，像见了自己的大哥哥，趴到他肩上低声饮泣，周桥拍拍她的肩膀，说：“好了，别哭了，先喂孩子。”国群一边冲奶粉，喂孩子，一边问家里的情况。周桥说：“还可以，就是挂念国栋，现在又添上了你。”周桥问她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入党问题解决不了，说什么不满的话了，还是呜放了出格的东西。她说都不是，又拿出“处分决定”让他看，他被小屋儿里的烟气薰得两眼生痛，但还是擦擦眼睛，就着昏黄的灯光，急不可待地看起来，一边让陆国群解释相关的事实。他看着，心里想，真荒唐，就凭这些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居然可以把人打成右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他什么话也没说，看完了，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什么办法儿了，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儿了。只有老掉牙的四个字：‘正确对待’。文件上说，凡没判刑的右派分子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后摘了‘帽子’，还会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爸妈，为了孩子，为了关爱你的亲人，坚强起来，表现得好些，不要顶牛儿，争取早一天摘帽儿，开始新的生活。”陆国群说：“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跟农村的四类分子差不多。不过没关系，我挺得住。姐夫，你放心，我没事儿。这次遭遇，是我的命。对于当年的选择，参加工作后做过的事，我不后悔。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既然反右，一定会有人做‘右派’。你给爸妈，俺姐，嫂子他们说，我会咬着牙，挺起胸，好好活，别为我担心。”炉子点着了，但火还不旺，屋里很冷，周桥给冻得打牙把骨，周桥说：“看样子，你们还没吃晚饭吧？小妹，给你钱，到街上买点大包子，打点甜沫儿，你们快吃饭。屋里太冷，这样孩子受不了。”陆国群说：“小萍去吧。我们习惯了。二强也泼实。没觉得多冷。这里就这么个条件。多数人家冬天也不生火，就这么冻着。”周桥见陆国群一件穿了多年的外套儿已经由灰色变成了白色，右肩上缝了块黑补钉。周桥问：“衣服上打着补钉，还穿？”陆国群说：“在工地上拉车，右肩磨得快，补钉也罗了两层了。有衣服也不能换，在工地上还穿出好穿了？再说，也不能穿好的，人家会有看法儿。”灯下的陆国群头发蓬乱，干枯，面庞也变得灰暗，粗糙，两个腮蛋子发紫，看来是被冷风吹的。棉袄、棉裤外边，套着灰不溜秋的旧衣裤，人显得拥肿，苯拙，周桥问：“虽然是劳动，也得穿齐整些，别显得自暴自弃的样子。”陆国群说：“大家都这样。工地上只有大姑娘穿得略鲜亮些。社员都是破棉衣，漏着棉花套子。有的连棉裤也没有，就穿条破灯笼裤子，冻得哆哆嗦嗦，我们是去劳改的，穿好衣裳太扎眼，显得态度不好。”陆国群问周桥：“别光说我了，你怎么样？下放，去报到了吗？这回离家近了，可以常回家看大娘和守芝姐了。”周桥说：“再过几天才去报到。报上到，先不接工作，回家看看老娘，还得抽空去看看婶子—二姨，听说她摔伤了。顺便给继香妹妹捎信，让她去济南。”小萍买饭回来，周桥看着炉子，陆国群和小萍吃了饭，小萍去收拾，周桥低声问：“季龙翔搬出去了？”陆国群说：“离婚了，他能再住这里？搬到他办公室去住了。”周桥问：“不离婚不行？他提出来的？”陆国群说：“压力太大。他们家和这边儿组织上都让离。他很不舍，一个大男人，逼得哭了几回。我硬起心来，坚持非离不可，不能两个人都毁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不影响孩子。我已经说了，俩孩子都归他爸。”周桥说：“为什么要这样？”陆国群眼里闪着泪光，说：“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吞。我自己闯的祸，所有苦难我一人承担。”……离开崮山以后，他眼前不时浮现出陆国群憔悴，黄瘦，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闪着泪光的面影儿。……那个美丽，天真，活泼，热情的女孩子，经过这番折腾，竟成了如今这个样子，把这样的人弄成“反动派”，真的是“革命”—更不用说“建设”—的需要吗？……再过很短时间，这里也要进行“整风补课”了，“整风补课”，“整风”，不过是幌子，是手段，打右派，才是目的。那个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上海小姐，已经被盯上了，十有八成她会成为陶阳一中的陆国群，……放了寒假，他要回老家，还要去榆树村，再回学校，做“整风补课”的准备工作。然后回省城，陪岳父岳母过春节，他们今年遭遇的不幸太多，太重了。正月初六，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就集合，他作为运动的“领导者”，要提前到校。他已经打定主意，尽最大可能，缩小打击面儿，尽量不冤枉好人。……周桥苦笑了一下：我又要重复“右倾”错误了，“本性难移”啊。…
期末考试结束了。同学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学校里通知，春节后，老师们参加“整风”，开学时间延后，具体开学日期另行通知。周恒顺借了班里几个不爱看书的同学的借书证，到学校图书馆借了一大摞文史类，科普类书籍，备好了寒假中的“精神食粮”。他抱着书兴冲冲地从图书馆回到教室，周恒刚来找他，说：“我爸让我初六上济南，去看表姑和姥姥。他说二奶奶也让你去看三姨奶奶。他让咱们结伴儿去。”周恒顺说：“奶奶是让我上一趟济南。俺班儿文乐银他娘在济南一个市领导家当佣人，过年没来家，他去找他娘。咱三人一块儿去吧。”周恒刚走了没大会儿，牟洪云来了，站在教室门口喊他，有同学开玩笑道：“周恒顺，快出去，‘玉女—班里有人戏称他和牟洪云是金童玉女’—来了。”牟洪云在教室外笑着说：“谁又在胡说八道？周恒顺，出来。”周恒顺红着脸出去，牟洪云说：“怎么还红脸了？你们班儿的男生贫嘴。考得不孬，又是全优？”周恒顺说：“不是，美求才得四分儿，还是老师照顾的，我没耐心学画画儿。你呢？”牟洪云说：“也还行，有两门儿副科是四分儿。学校里、班里老有事儿，耽误复习。”周恒顺说：“做那些工作也是很好的锻炼，不像我，书虫子一个。其实四分、五分无所谓，关键是真正掌握知识。”牟洪云问：“放了假，你哪天去牟屯儿？我去找你。”周恒顺说：“二十三回到家，隔一天，二十五就应该去。”牟洪云说：“那说好了，二十五上午十点，我去大娘家找你。”周恒顺说：“那好，咱一块儿到傅冬梅坟上看看。”牟洪云忙点头，说：“好，一准去。”说完，就迈着跑跳步儿走了，像小燕子飞走一般。
腊月二十五，立春快十天了，虽然春寒料峭，但毕竟有了些许暖意。周恒顺和洪秀姐一起伺候奶奶吃完饭，带上奶奶和娘给姑备好的东西—两只大公鸡，一块猪肉，从酸枣岭拿来的各色山货—去牟屯给姑送年礼。周恒顺喜欢上牟屯，那里有疼爱他的姑母，有他上了两年半学的母校，还有……从高小到中学的女同学牟洪云。他走得很快，迈起步来，“抽抽”的风，一边走，一边心想，自己也许像《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似的，一边又觉得自己是在胡想八想。不到十点，就到了姑家。刚坐下，一杯水没喝完，牟洪云就来了。她上身穿红底儿小黄花儿的外套儿，下身是学生蓝的制服裤，脚上穿着样式好看的捂眼儿棉鞋，刚剪过的齐耳短发黢黑锃亮，周继香十分高兴，说：“云妮儿，快过来，让大娘看看，半年不见，个儿也长高了，小模样儿也更俊巴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牟洪云让大娘说得脸通红，说：“大娘，你看你，……”周继香说：“姑娘大了，知道害臊了。好了，不说了。怎么，端阳前脚来，云妮儿后脚就到了，你俩是商量好的吧？”牟洪云说：“是啊，不行吗，大娘？”周继香说：“哪能说不行？我高兴呢，都是我心上的孩子，一下子见到两个，有多高兴?云妮儿，今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咱包饺子，我连馅儿都准备好了。”牟洪云说：“好啊，我就愿意吃大娘包的饺子，比俺娘包的好吃。大娘，咱快点儿包，先包十几个，下出来，我和端阳哥去给傅冬梅上坟。”周继香说：“俺云妮儿不光长得好看，心地也好，重情重义，还是忘不了自己的同学。”牟洪云说：“在高小里，我比他们矮一级，因为去找端阳哥，跟她认识了，熟了，那小妮子真是好。……端阳哥老是忘不下她。”周恒顺说：“倒不是‘忘不下’，毕竟同学一场。一个孩子，除了同学，小伙伴儿，谁还想着她？”牟洪云说：“好，我理解，我支持。我参加。咱一会儿就去。”没多大功夫，十多个饺子包好了，下出来了，周继香给收拾上包子，果品，几片儿饼干儿，还有香、纸，放到一个篮子里，周恒顺挎上篮子，和牟洪云一起，出门儿向傅家坟地走去。一路上，周恒顺表情沉重，和傅冬梅诀别时的情境，老在眼前浮现。……牟洪云也不说话。两个人走到傅家坟地，在西南角儿一个小坟头前，摆放了供品，又点燃了香和冥纸，两个人对着坟头鞠了躬，周恒顺说：“傅冬梅，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和牟洪云一起来看你了。天人相隔，我和老师，同学们都没忘记你。按咱们听大人的说法儿，你应该上了天堂或者又转世做人了，不论你在哪里，傅冬梅，我们永远想着你，你美好的形象永远在我们心里。”周恒顺说着，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牟洪云被周恒顺的话感动了，也流了泪，她掏出小手绢儿，递给周恒顺，说：“别哭了，擦擦泪，天冷，脸会皴。……”牟洪云收拾了供品，提起篮子，说：“咱回去吧，大娘还等着我们吃饭哩。”两人并肩往回走，走出去几步，牟洪云说：“刚才我突然想起，像傅冬梅，那样美丽，天真，纯洁，善良，爹娘，哥哥都疼爱她，老师和同学们也都喜欢她。她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她短暂的一生是幸福的，像流星划过天空，是美丽的。比鲁迅先生说的许多人‘辛苦姿雎的生活’，还是幸运的。”周恒顺抬头看看牟洪云，见她好看的面孔被早春的风吹得红扑扑的，在阳光下更显靓丽，他说：“你说的有一点道理，但毕竟太让人惋惜了。”牟洪云说：“我都有点羡慕她了。”周恒顺说：“胡说什么，怎么还‘羡慕’她？”牟洪云说：“羡慕她一直有人想着啊。”周恒顺说：“你这是含沙射影说我呢。你再说我，我可生气了。”牟洪云说：“生气就生呗，你又不敢打我。”周恒顺装模作样地扬起巴掌，朝牟洪玄晃晃，牟洪云抓住他的手，说：“打呀，打呀，不敢吧？”周恒顺把手抽回来，说：“小云，别闹，让人家看见。”牟洪云说：“看见也不怕。……对了，问你个事儿，过完年，再开学，就是初中最后一个学期了，你打算怎么升学？”周恒顺说：“我倒是有过上大学的理想，但是按我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我的政审条件，还是考中专比较稳妥，有把握些。”牟洪云说：“不行，你不能考中专，一定要考高中。”周恒顺说：“那是为什么？”牟洪云说：“那还用问？我要考高中，然后考大学。你得和我一样，咱好做伴儿。”周恒顺说：“我也愿意上高中，上大学，也愿意跟你做伴儿，但就怕到时候我还想陪，人家不让我‘陪’下去了。那可就惨了。”牟洪云说：“周恒刚他爸来咱学校当书记了，你的政审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别担心了，上高中吧。……我们说定了，啊？”周恒顺看一眼牟洪云，心里突然想，如果到暑假，真的考了中专，不上高中了，就从此和这个小女孩儿分道扬镳了，他一定会感到失落，遗憾，……周恒顺说：“那就听你的，上高中，然后考大学，让俺家也出个大学生。”牟洪云跳了起来，跑了起来，一边喊：“端阳哥跟我一起上高中了……”周恒顺在后边追她，喊道：“疯丫头，别疯了，别喊了。”牟洪云仍然在前边轻盈地跑着，时而回过头来喊：“端阳哥，快点儿啊，看你能不能追上我。”早春的天空像大海一样辽阔，蔚蓝，几片羽绒一样的白云了无痕迹地浮游，像大海远处若隐若现的白帆，太阳十分明亮，像是为着不辜负这蓝天，白云，酣畅地挥洒着光明和温暖。原野上，挣脱了冰雪桎梏的麦苗儿像无边无涯的浅浅的碧水，在和煦的春风中怯生生地摇动着柔嫩的腰身，麦田泛起轻浅的波纹，像水面上的涟漪。路旁摇曳的柳条儿生动起来，隐隐地冒出了鹅黄，浅绿。两只花喜鹊儿一忽儿在枝头上嘻闹，一忽儿在麦田里追逐，奔跑着的牟洪云像一只花蝴蝶在春天里飞舞，她和早春的原野一起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而她是这幅画儿里的精灵。……春天真好，青春年华真好，这个和他两小无猜的牟洪云真好，内心孤寂甚至苦闷的周恒顺时常因为有她，有她的关心感到人生的美好。……考高中就考高中吧，周恒顺不忍心让她伤心，他暗想，一定要努力，去争一个美好的，健全的，有尊严的，有意义的人生，一定要避免“辛苦姿睢”的人生，即使仅仅是为了不辜负她，不让她伤心，也应该这样。……周恒顺和牟洪云回来了，饺子还没包完。周恒顺一边擀饺子皮儿，问：“姑，你上济南的事，跟邵大爷说了吗？”周继香说：“说了，你邵大爷正在给办。他办事实心，许能办成。”正说着，邵长兴戴着老头儿帽儿，棉袄外边捆一根粗带子，脚上穿着又苯又大的棉鞋，“擦都”、“擦都”地来了，见正在包饺子，笑道：“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赶上吃饺子了。”几个孩子争着喊他“大爷”，邵长兴笑呵呵地应着，笑起来，眉头上几道刀刻般的皱纹变浅了，说：“端阳来了，洪云也在你大娘这里。好，好，好，恒顺，过了年，你姑和洪秀、洪全就上济南府了，高兴吧？”周恒顺说：“高兴。多谢你了，邵大爷。”邵长兴在椅子上坐下，摸出旱烟袋，周继香递给他烟筐儿，他熟练地把烟末儿按到烟锅儿里，周恒顺赶忙擦火柴给他点着，他深深地吸一口烟，这才说：“不用谢我，谢共产党。”又对周继香说：“弟妹，树挪死，人挪活。以后，你娘仨儿就要飞到高枝儿上去了，你就拉着孩子好好过吧。”说完，放下烟袋，从袄布袋里掏出折叠成长条儿的纸头儿递给周继香，说：“这是村里，区里开的上济南安户的介绍信。”周继香说：“人家怎么会愿意的？”邵长兴说：“刚开始村干部有不愿意的。我说，他们家是地主，土地让咱分了，房屋，除了区里占的，也都让大家住了。他们走了，就连口粮也不分了。咱社员们不多分点儿？干部门一听，是这么个账儿，就都不说什么了。到了区里，文书不敢办，问区长，区长又问书记，书记同意了，也是洪云她爸的面子。好了，这回没事儿了，过了年儿，擎（白字，应为“贝”字旁加一个“青”字）着搬家吧。”周继香说：“长兴哥，多亏你了。”邵长兴说：“什么‘亏’不‘亏’的，咱姊妹不说那话。过些年，小孩儿们混好了，我上济南，找到门儿上，别装不认识，就行了。”周继香说：“长兴哥，瞧你说的。俺娘们儿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德。”邵长兴说：“别老说这种话。共产党解放穷人，咱举双手拥护。可是，到什么时候，好人就是好人。是人都得讲良心。咱姊妹的情份长啊。打你进了牟家，就设把我当下人。那年我在坡里让大雨凉着了，发烧，发昏，不省人事儿，你和兄弟伺候了我三天三夜，好歹扒出条命来。我邵长兴能把这个都忘了？”周继香说：“我跟洪全他大大那样做，是应该的。人心都是肉长的。”邵长兴说：“说得是啊，我还不一样，人心也是肉长的啊。咱不能像有的人那样，世道一变，翻脸不认人，为了显摆自己‘革命’，‘积极’，不论人家真坏假坏，往死里整。那算什么人？端阳，小云，你们识文解字，大爷说得对不?”两个孩子听得心里感动，连连点头，虽然觉得生活中的事和教科书上讲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大一样。周继香说：“从土改你当了干部，你就没吃过我一顿饭，我也不敢请你，怕人家说我拉拢干部，怕人家说你立场不对。今天赶上了，在这里吃饺子吧。”邵长兴说：“越是这时候，越不行，不怕人家说闲话？”说完，在桌子腿上磕磕烟袋锅，站起来，大棉鞋“擦都”、“擦都”地走了。周继香和孩子们送走了邵长兴，周继香说:“你邵大爷真是好人啊。你们不知道，傅家失了火，死了人，他难受得碰头，说是自己犯了罪。傅冬梅他哥大楞恨他恨得了不得，走个对面儿也不搭腔。以后有什么茬口儿，还得闹。”牟洪云说：“按说傅家失火，死人也不能说是邵大爷的事，统购统销是政策，全国都一样搞法儿。大楞没文化，邵大爷是村支书，他可不得记邵大爷的仇。”周恒顺说：“苏俄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搞强制的粮食征集，斗争十分惨烈，中国统购统销比那温和多了。看来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总会有血泪，牺牲。”牟洪云说：“大娘，端阳哥就爱动脑子，他有时候像个哲学家。”周恒顺说：“什么‘哲学家’，我不过是看过这方面的书罢了。”
……
正月初六，周恒刚，周恒顺，文乐银三个中学生按约定在万德火车站集合，一起坐上了去济南的火车。他们望着车窗外匆匆来去的风景，指指划划，说这说那。周恒顺和文乐银都是头一回坐火车，什么都觉得新鲜。文乐银跟周恒顺一个班，人很本份，功课不大好，周恒顺常常帮他，文乐银从小就没了父亲，和周恒顺同病相怜，两人关系不错。文乐银的奶奶死了以后，母亲为了供儿子上学，在济南一个市领导家里当女佣。三个孩子兴奋一阵后，文乐银问：“周恒刚，你爸已经回学校了？”周恒刚说：“他初四就回校了。我去看他，学校里可热闹了。教室里都搭了地铺，路两边扎了好多席帐子—准备贴大字报用，满院子都是人。整风初六开始。”周恒顺问：“哪天开学知道吗？”周恒刚说：“那可说不准，得看运动进展情况，看样子，二月二都不一定能开学。”文乐银问：“真像传说的，有不少老师会被打成右派？”周恒刚说：“肯定有老师会成为右派，现在还说不准是谁。”文乐银说：“要是咱的任课老师成了右派，咱也倒霉了。”周恒顺发现旁边座位上有人朝他们看，扯开话题，说：“好了，别说这些事了。说说到济南怎么走吧。”周恒刚说：“怎么走？都听我的。你们俩是土老帽儿，我是‘济南通’，我往哪里领，你们就往哪跟，咱先去送文乐银，我和恒顺再一起上祥云里，然后我自己去我爸家。”周恒顺说：“还你‘爸家’，那不是你的家？”周恒刚说：“在我心里，我就一个家，在周庄。不过按道理说，济南这边儿，也算是个家吧。”周恒顺笑着说：“好小子，还‘算是’个家。不说你爸，人家表姑对你那么好，明明那么亲你，但就是拢不住你的心。按说，你就应该喊表姑‘妈妈’了。”周恒刚脸有点红，笑着说：“原先我是接受不了，心里挺烦，现在呢，说真的，倒不烦了，表姑还有姥姥他们真的很好，但是喊‘娘’喊习惯了，喊‘妈’张不开嘴。表姑倒也不在乎，总是笑嘻嘻的，还说‘顺其自然吧’。”文乐银说：“周恒刚，你真有福。有大干部爸爸，还有一个娘，一个妈，都疼你。”周恒刚说：“你说的不错，可我这人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常为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愤愤不平。‘人生识字忧患始’啊。”文乐银说：“我们初中还没毕业，你‘忧患’得也忒早些了。”周恒顺若有所思的样子，怔怔的，周恒刚看他一眼，说：“是早了点儿，不过身不由己。”三个孩子说着啦着，不知不觉火车到站了。周恒刚带路，出了火车站，没费多大功夫，就坐公交车到了市政府大门口，周恒刚拿着文乐银给他的一个旧信封儿，找大门口儿的警卫战士，警卫战士打通了电话，不一会儿，一个青年勤务员就到大门口儿把他们领进了市府大院，到了市领导家。那是一座独立的小院儿，花格子围墙，院子里一座三层西式白色的小楼，看上去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勤务员把三个孩子领进门，一位中年妇女从一楼楼门儿走出来，文乐银很激动，喊了声“娘”，眼里已充满泪水，娘看见儿子，眼圈儿红了，也许是因为见还有别人，旋即笑着说：“我从昨天就盼着，今天上午到大门上看了几趟了。可算来了，你们三人一起来的?”三个孩子点头答应着。文乐银把周恒刚、周恒顺介绍给娘，他们两人问了“大娘好”。文乐银母亲已经被城市生活“同化”，看不出是农村妇女，脑袋后头不再盘那种纂了，而是像城市中年妇女那样挽成发髻，面庞白净，光滑，不像农村妇女那样粗糙，不胖，但是气色不错，不像农村妇女那样面黄肌瘦，文乐银他娘让他们进屋坐下，倒水给他们喝。天虽然还比较冷，但屋里很暖和，他们三人还穿着棉衣，一会儿身上就出汗了，文母说:“热就把棉袄脱了，这屋里有暖气。”周恒刚把棉袄脱了，周恒顺棉袄里边就是个破单褂子，不好意思脱袄，只解开了袄扣子，他不由得想起在严寒中颤栗的农村，最冷的日子，屋里跟外头一样结冰，缸里的水上了冻，把缸都撑裂了……一楼看来是厨房，餐室和储藏室，西式的长条餐桌上，摆放着周恒顺没见过的餐具，牛奶瓶，吃剩的面包，周围是六把西式高背椅子，东墙跟摆放着沙发和茶几，茶几上大玻璃果盆里放着又大又红的苹果，胶黄的梨，还有桔子，香焦。三个孩子都很拘谨地坐着，周恒顺给周恒刚使个眼色，两人正准备起身告辞，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妇女，短发，戴着咖啡色镜框的眼镜，上身穿淡蓝色的毛衣，下身穿折缝儿挺直的料子裤，脚穿软拖鞋，优雅地扭动腰肢，款款从楼梯上下来，说“文嫂，孩子来了?”文母笑脸相迎，说:“来了，和他两个同学一块来的。”那妇女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没立即答话，文母说:”他两个同学上济南来看亲戚，他们送小银过来的。”那妇女又露出了笑容，她的笑容是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说:“三个孩子别这么干坐着，文嫂，让孩子吃水果。”文母像是被提醒了，忙拿了桔子给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接过来，不好意思剥了皮吃。很不自然地在手里拿着。妇女问:“文嫂，被服厂的师傅什么时候来?再不来，就要耽误老章的事儿了。一家人换季的衣服也要赶出来呀。”文母说:“他们来电话了，下午两点准来，还跟原先一样，手艺最好的吴师傅来。”妇女又问:“理发师呢?”文母说:“他们今晚上来。”妇女点点头，说:“晚上来好，老章白天没空儿。”又笑着向三个孩子说:”你们坐，吃水果，别客气。”说完，就扭动腰肢款款上楼去了。文母低声对孩子们说:“是市长太太。”不大会儿，从楼上“扑扑腾腾”一前一后跑下来一个半大小子，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儿，手里都拿着羽毛球拍儿，两个孩子都穿着好看合体的毛衣，女孩儿下身穿厚裙子，两人好像不在意楼下坐着陌生人，径直往外走，文母说:“这兄妹俩去打羽毛球，打个多小时就回来吃饭。”两个孩子只笑笑，并不应声，就跑了出去。周恒刚和周恒顺站起来，对文母说:“大娘，你忙，我们走了。”文母不好意思地说:“要不，一块儿吃过饭再走吧。”周恒刚、周恒顺说:“不麻烦了。”说完，起身走了。周恒刚和周恒顺来到祥云里陆家，亮亮来开了大门，见到他们，十分高兴，回头大声喊道“奶奶，大姑，恒刚哥来了，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哥哥。”明明跑来拉着周恒刚的手，大声喊:“妈妈，俺哥哥来了。”陆伯言，程兆菊，陆国筠看到他们两人，很高兴，说:“这兄弟俩一块儿来，真好。”程兆菊和陆国筠忙着端饭端菜，陆国筠对周恒刚说:“ 你爸说你们今天来，姥姥特意做了好吃的。刚才还在念叨你们。”周恒刚说:“我们跟另外一个同学一块儿来的，他娘在市长家做用人，他不知道路，我们把他送过去，耽误了有两个小时。”陆国筠说:“你们还在市长家坐了一会儿?什么样儿?”周恒刚说:“一个独院儿，一座小楼儿，摆设挺气派的，裁缝，理发师都到家里来伺候，架子不小。”陆国筠说:“干部和干部也不一样。庄书记那么大官，也挺朴实的。还是保持革命者本色的多。”周恒刚说:“不靠制度，长期保持所谓‘本色’，很难。真正好的，是风毛麟角。”陆国筠看着周恒刚认真的样子，不觉笑了，充满爱意地看着他，说:“好，就算‘凤毛麟角’吧，你爸是一个。咱不问这些事了。小儿，期末考试成绩怎样?”周恒刚说:“还行吧，‘优’多，’良’少，不如恒顺，他几乎是全优。”周恒顺说:“我是书虫子，功课好些，不算本事。恒刚多才多艺，全面发展，音乐，美术，体育都是好样儿的。学校里开文娱晚会，他拉二胡，一曲<江河水>，全场听得如痴如醉，打乒乓球，得全校冠军，还画一手好画。”陆国筠高兴得两眼放光，说：“是吗？真不赖，好孩子，怎么练的？”周恒刚说：“周庄有剧团，我打小就跟人家学着拉二胡，上了中学加入了学校乐队，经老师一指导，常练练，乒乓球是在班儿里打出来的，画画是上美术课学的。其实，没有周恒顺说得那么神。”陆伯言说：“兆菊，周家这两个孩子都很优秀，将来一定有前途。”周恒顺说：“恒刚有把握，我很难说。因为光功课好不行，还得过政审这一关。”陆国筠说：“小刚儿他爸上你们学校了，终归好一些。再说，将来报考个一般的或者三类的学校，应该没多大问题，你四姨奶奶家学增，学慧兄妹俩，地主成份，父亲下落不明，都入团了，升学也没受什么影响。”程兆菊说：“他兄妹俩时气不错。”周恒刚说：“济南是大城市，人们见的世面多，视野也广，也许政策掌握得松一些吧。”明明突然说：“哥，让妈妈去给我买只二胡，你教我拉二胡。亮亮哥，你也一块儿学吧。”亮亮吞吞吐吐地说：“不，我不想学。”陆国筠说：“好，明天就去给你买二胡，让哥哥教你，可不许三分钟热度。亮亮愿意学也一块儿学。”亮亮摇摇头，说：“我不学那个。”陆国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忙说：“对，亮亮不学，亮亮是怕拉二胡，爷爷奶奶嫌乱得慌。是吧？”亮亮点点头。周恒顺和周恒刚交换了一下眼神，周恒顺想，两个小孩儿，明明总是欢天喜地的样子，亮亮即使和明明一起玩，眉宇间也似有褪不去的忧戚之色，是啊，在爸爸被带去罚劳教的日子里，已经懂事的孩子还会有好心情吗？周恒刚说：“好，有了二胡儿，我教你们—亮亮也一起学吧。我教会你们指法弓法，说请楚如何识乐谱儿，高低音，音的长短，强弱，停顿，具体对应二胡弦什么位置，……你们通点儿路，以后多练习。”亮亮说：“我怕学不好。”周恒刚说：“也不是要当演奏家，学习乐器，有助于改进脑子的思维，好处很多，而且还可以改善心境。我拉起曲子—比如《二泉映月》来，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陆国筠说：“一个孩子，有什么烦心事？”周恒顺说：“周恒刚早就开始忧国忧民了。”陆国筠说：“那可太早了，小儿，是真的吗？”周恒刚说：“不过有时看到有的社会现象有些想法儿，谈不上什么‘忧国忧民’。周恒顺胡扯。”陆国筠说：“还是好好学习数理化，少沾文史。这次反右派，文艺界，从事人文学科的人出问题的持别多，里边不少是书生气，所谓‘忧国忧民’的人。你群姑不是文史专业的，但下乡常帮助困苦的人，这是她的‘罪状’之一。想不到吧？”周恒刚说：“怎么会这样？太不可思议了。”陆伯言说：“旧社会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共产党引为同道。现在，共产党掌权了，你知识分子还‘忧国忧民’，客观上就是给当权者抹黑，共产党就会不高兴。地位变了，立场就会不一样。知识分子失之于天真，幼稚，吃了大亏，后悔就晚了。”周恒刚说：“姥爷，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郑板桥‘衙中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鲁迅对‘万家墨面没蒿莱’触目惊心，‘敢有歌吟动地哀’，艾青说‘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说的‘爱土地’，就是爱人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难道到了新社会，倒要余响断绝，此风不再了吗？”周恒顺说：“可是你说的这些人全都不见容于当世，就连曾为共产党员的艾青，不也成了闻名的大右派，全国批判吗？”周恒刚说：“这样下去，中国知识界就会乡愿，市侩之风大盛，无情无义，唯权唯利是图，趋炎附势，麻木不仁的政治动物招摇过市，真是不堪设想。”陆国筠说：“小刚儿，大人几句话，就引出你那么一大套说头来，孩子，你这个小脑袋瓜儿装了多少东西吧，小小孩子，想那么多干什么？”陆伯言转头对老伴儿说：“兆菊，听见了吧？这就叫‘后生可畏’，周家这两个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条件艰苦，但都好学深思，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亮亮，明明，长大了，好好跟两个哥哥学。”陆国筠说：“明明，两个哥哥棒不棒？”明明说：“两个哥哥棒，小刚儿哥哥最棒。”程兆菊笑了，说：“听听，她‘小刚儿哥哥’最棒，真是人家说的‘一拃不跟四指近’。”大家都笑了。……这次春节，陆国群腊月二十九才回到家，因为已经和季龙翔离婚了，不去公婆家了，在娘家陪爸妈过年，正月初三就离家回崮山了，她怕遇上天气不好，误了归期，是大毛病。陆国群在家的两三天里，一直在宽慰爸妈，“事情已经这样了，愁死也顶不了事，你二老还是要‘笑口常开’。”妈妈说：“让你叔，婶儿，你哥，后来又加上你，这些事儿闹的，能活过来就不赖，还‘笑口常开’哩，笑得出来吗？多少天了，我都不会笑了。……这会儿，守着几个孙子，陆伯言和程兆菊总算和大家一起笑了。晚上九点多了，程兆菊问：“刚刚，你是跟表姑回家，还是在这里跟端阳做伴儿？”明明说：“刚哥跟我们回家。”恒刚说：“我上那边儿去吧，天晚了，妈妈带着明明，多个人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表姑”变成了“妈妈”，陆国筠跟母亲会心地一笑，说：“好，小刚儿跟俺一起回家。”明明高兴地说：“哥哥，咱走。你背我。”陆国筠说：“明明，调皮，多大了，还让哥哥背?”程兆菊说:“她是有意撒娇儿，跟哥哥亲。”周恒刚蹲下，明明高兴地趴到他背上，周恒刚站起来，说：“姥爷，姥娘，俺走了。恒顺，明天早饭后我就回这边儿，领你去游趵突泉，大明湖，后天上千佛山。妈，咱们走吧。”陆国筠听到小刚儿喊她“妈”，眼睛湿润了，一种少有的幸福感充溢在胸间，像热浪翻滚，她连忙答应：“好，小儿，咱走。”
陆国筠和两个孩子走了，程兆菊打发亮亮洗了脚去睡了，回来在灯下坐了，对周恒顺说：“小儿，今天你和小刚儿来，姨爷爷和我都很高兴。他多长时间没说那么多话了。端阳，姨奶奶多少年没见你，快长成大人了，咱娘们儿啦啦呱儿。”周恒顺按奶奶嘱咐的，把老姥娘家，小姨奶奶家，自己家的事说给两位老人听，又问：“俺表叔常来信吗？在那里苦不苦？”程兆菊说：“来过信。还能好了？饭能吃饱，活儿不轻。他在那里还是往外发申诉信，你姨爷爷和我时常悬着心。”陆伯言说：“他冤枉，心里不服，能不申诉？你表叔这辈子苦了。”周恒顺见老人痛苦的样子，换话题道：“群姑回来过年，回去那么早？”程兆菊说：“她不担事儿啊，人家让初五集合，初六下乡，她怕耽误了，初三就走了。我就挂着二强，这么点儿孩子，还没断奶，怎么办啊？”陆伯言说：“别担心了，大人有罪，小孩子没罪。共产党对俘虏还讲优待，对右派的孩子就不讲人道主义吗？”周恒顺不知接什么话，转而问：“俺表婶不在家？”程兆菊说：“你表叔出了事，医院里有人动员你表婶和你表叔离婚，你表婶顶他们顶得很厉害。院里很不满意，处处跟她过不去，有苦差就派她。这不，快过年了，下边哪里有食物中毒的，他们院里派人支援，非得让她去，这不，都初六、七了，还没回来，过一个年，亮亮天天不高兴。”周恒顺说：“亮亮不大爱说话。”程兆菊说：“你表叔出了事儿，学校里坏孩子欺负他，把他弄得和个小童养媳妇儿似的，舒不开身儿。下了课，也不敢出来玩儿。光一个亮亮，就愁死我了。”陆伯言说：“也没那么严重。孩子大一点就好了。你姨奶奶疼孙子，亮亮受点委屈，她就受不了。说起来，亮亮学习条件好，衣食无忧。你看端阳上这个学，受什么罪？吃多少苦？”程兆菊说：“我听恒刚说，你上学，连一个月一块钱的菜伙都不入，就从家里背煎饼，啃辣疙瘩咸菜，从榆树村到县城五、六十里路，星期六回家拿干粮，没坐过一回车，脚都磨破了。书还念得那么好。真不容易。姨奶奶这边儿也不比从前了，工厂交出去了，定息不敢要，房子早不收房租了，你表叔出了事儿，工资降了不少。实在接续不上了，就得拾掇点儿旧物儿去卖，顾一时是一时。不过总比你们家还是强，这回得让你捎几个钱回去。”周烦顺说：“姨奶奶不用太挂念俺，也不是我自己上学苦。农村里的孩子都差不多，没几个有钱入学校伙食的，有的连饭都吃不饱。俺班里有个学生，他父亲跑十来里路给他送渣豆腐，孩子用手捧着吃。有的上着上着，家里供不上煎饼了，就不上了。姨奶奶这些年一直顾俺们，我对俺奶奶说，等我上出学来，一定好好报答。”程兆菊说：“你上出学来，好好孝顺你奶奶，就是报答姨奶奶了。”陆伯言说：“报上经常说农村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改善了，怎么还这样差？”周恒顺说：“别的地方也许好吧，反正俺村里于家兄弟一伙儿当权，口粮一年比一年分得少，粮食种得少，地瓜种得多，用它顶口粮。”陆伯言说：“恒顺，你不怕苦，能吃苦，书还读得好，日后会有出息。自古就说‘穷书生’，又说读书是‘十年寒窗’，还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念出书来，你奶奶你娘的苦日子就熬到头儿了。”周恒顺说：“受罪吃苦我都不憷头。我有时甚至想，人生就是来受苦的。再苦我也不怕，只要能让我上学，我就觉得很幸福，很高兴。可是，现在是新社会，讲阶级路线。以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天子看的是学子的文章。现在先得看政治条件。俺学校去年第一次有高中毕业班，政审有问题的，分数再高也白搭，有的落榜，有的上了很差的学校。……我现在特别担心将来会毁在政审上。”陆伯言说：“你继章大爷上了你们学校，应该好一些。”程兆菊说：“从这个事儿上，看出端阳命不孬，好好上吧。”周恒顺说：“不论怎样，上一天就好好学一天，就为了不辜负姨奶奶、姨爷爷的关心也得好好上。”
以后两天，周恒刚都来陪周恒顺出去游览。他们第一天看了趵突泉，大明湖，第二天又去爬千佛山。两人上到山顶，向北眺望，偌大济南市，尽收眼底。周恒刚兴奋地给周恒顺指点，哪里哪里是什么地方，过了一阵，两人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息。周恒刚说：“这两天，我发现，有时候你蛮有兴致。有时候又心不在焉。你忘了那句话，‘观海则情溢于海，登山则情满于山’吗？大丈夫当如是，潇洒一点嘛。”周恒顺说：“我……潇洒不起来呀。正好好玩儿着，看着周围兴高采烈的游客，我会突然想到，你和人家不是一样的人，对我来说，游山玩水，太过奢侈了。只要想到奶奶和娘，浪费时间，我就觉得是犯罪。”周恒刚说：“你这人真让人扫兴。心事太重。想那么多干什么？你一直在超常的努力，还要怎样呀？”周恒顺说：“我也知道，我这样想，是多余的，无用的，是近乎自虐。但总是不能自己。来济南这几天，所见所闻，又让我想了好多。”周恒刚说：“这几天我晚上在爸妈那边，妈妈没好地疼我，一会儿削水果，一会儿让我吃点心。明明也老缠着我。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妈妈人真好，妹妹实在太可爱了，人生是美好的。妈妈和妹妹睡了以后，我在爸爸房间里，看了一些内部书籍，有时候过半夜才睡。真过瘾。最重要的收获，是让人破除迷信，凡事看透，想开。我还没来得及消化看的那些东西。你这两天，又想什么了？”周恒顺说：“我想，共产党领导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实现了统一，独立，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社会也安定下来了，这确实是大好事。但有时候，不少事让人想不通。革命的目的不是创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吗？但现实生活中充满了不平等。像那天咱去的那位市领导家，无论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那都是上等人，城市里的一般人家，只要有工作干，生活虽紧巴点儿，但还过得去。像姨奶奶家这种情况，虽然无冻馁之忧，但套上了政治枷锁，家里终日愁云笼罩。至于农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人就不必说了，他们是等外的人了，合作化后，干部和干轻活儿的是‘高级社员’，一般社员干生气，没办法儿，家家户户都在贫穷中煎熬。我上了十几年学，就像把糊着的眼睛给擦洗清了，知道了世上有另一种人生。我一心想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正常的，衣食无忧的，有尊严的生活。这个理想能实现吗？我在努力，但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回了榆树村，不但会物质上受穷，精神上还要蒙受歧视。我能没压力吗？”周恒刚说：“你说的是实际问题，不过还是应该达观些，洒脱些。努力，坚持，争取让命运出现转机。想好了吗？初中毕业，考什么学？”周恒顺说：“我倒是想上大学，但从实际出发，觉得还是像学增表叔那样考中专比较保险。但是又不甘心，所以决定还是考高中。”周恒刚谈：“是不是牟洪云不让你考中专，非让你考高中？”周恒顺脸有点发热，说：“她是有这意思。”周恒刚笑着说：“牟洪云对你是真有感情。”周恒顺说：“说不上什么‘感情’，就是从小就认识了，小女孩儿念旧，‘端阳哥’、‘端阳哥’的喊了十来年了，关心一点，也是一种亲戚情份。”周恒刚说：“你别这样轻描淡写，我看出来了，她对你可是认真的。这个小丫头儿真不错，谁能让她青眼相看，是三生有幸。生活对你，并不总是冷酷的，牟洪云对你这份儿感情，别人就十分艳羡。”周恒顺说：“对这，我也不是没一点儿感觉，但是，恒刚，我心里明白，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周恒刚说：“为什么不可能？难道你不想？”周恒顺说：“不是‘不想’，是不敢。”周恒刚说：“为什么不敢？你呀，人生道路长着哩，现在才在哪里呀？我要是你呀，肯定当仁不让。你真没志气，窝囊。”周恒顺说：“我承认‘窝囊’，但不是‘没志气’，我是尊重现实。是现实让我不得不窝囊。”周恒刚无奈地说：“你呀。……”
周恒顺在济南待了四、五天，姨奶奶给收拾上给老姥娘家和他自己家的礼物，还硬塞给二十元钱，周恒顺就一个人去坐火车到了万德，下了火车，步行回家。在家里，和洪秀表姐一起伺候奶奶，白天，上农业社干活儿，挣工分儿，晚上看书。小杏儿会会儿往他家跑，周恒顺干活儿，她在旁边递家什儿，端开水，周恒顺读书，她也把寒假作业拿来做，有不会的题让他教她。榆树村小学，赵老师被逮扑了，罗校长调走了，上边再没派过像样儿的老师来，从村里找的民办老师不顶用，不过混工分和县里发的几元钱而已。周恒顺教杏儿，发现不少地方，老师给教错了，都一一给纠正过来。小杏儿高兴极了，说：“端阳哥，你比俺老师教的好，你说的明白，像一层窗户纸，老师拿个棒槌，甩过来甩过去，就戳不到正地方儿，你呢，轻轻一戳，那层纸儿就开了，脑子里就清亮了。”杏儿两只杏仁一样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周恒顺，说：“端阳哥，你学问厉害，你真神。”周恒顺看着小杏儿那憨态可掬的样子，觉得好可爱，说：“小丫头儿片子，什么‘真神’？还假神哩。”小杏儿又走到奶奶床前，说：“奶奶，你是不知道，俺端阳哥多么神，奶奶，要是俺端阳哥上出学来，回咱村，上学校当老师，我跟他上学就好了。”奶奶说：“傻丫头，等你端阳哥上出学来，你多大了？还在咱村上小学？你不长了，光这么小，等着你端阳哥回来教你呀？”杏儿“嘿嘿”地笑了，说：“我真恨不能地那样呢，可惜办不到。奶奶，端阳哥比我大几岁呀？”奶奶说：“端阳哥比你大五岁，他属羊，过了年十七了，你属鼠儿，过了年十二了。”杏儿又说：“奶奶，我刚才说着玩儿的，俺端阳哥回不了咱村，他功课好，上出学来，就到外边儿，大地方儿去混事儿了，当干部，当大官儿去了。我也好生上学，上出学来，俺端阳哥在哪里，我就上哪里去找他。”周恒顺说：“好，一定好好上，上出学来，去找我，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二月二，龙抬头，天一天天暖和起来，慢慢地，柳树条儿从嫩黄变成了浅绿，村里大大小小的榆树上，冒出了绿生生的榆钱儿，奶奶摔着快四个月了，开始慢慢地下床活动了。奶奶说：“端阳，我的伤都好了，你怎么还不上学去啊？”周恒顺说：“我也等得心烦了，可是，一直没来开学的通知。明天我到学校去看看。”
第二天天不亮，周恒顺早早起来用开水泡两个煎饼吃了，又包了两个煎饼带上，直奔县城。傍晌午，就来到了学校门口，他用袄袖子擦擦满头满脸的汗水，又扣好扣子，迈进四十多天没见，有些眼生的校门。校园面目全非，不像学校了。说它像庙会，又不全像，庙会上会搭不少席棚子，这里却是搭了很多席墙子，所有的大路全成了用席墙子围起来的长廊，远远看去，这些长廊像是什么人摆的迷魂阵。“迷魂阵”中，席墙子上，办公室，教室，大伙房的墙上，全都糊满了大字报，道路上空，悬挂了一幅幅大字标语。但校园里，却空空的，看不到人。周恒顺走在这“迷魂阵”里，心都抽紧了，有些惊恐，汗下去了，身上发冷，大字报的标题和大标语上，都是些吓人的，威胁的，甚至血腥的，让人心惊胆寒的语句，周恒顺想不明白，全县中学，小学的老师—农民所说的“先生”—们，这些平日里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凶横暴戾，张牙舞爪，炮制出这样的“作品”？周恒顺迷惑不解，觉得不可思议，匪夷所思。他心里记挂着自己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找到了一中大字报区域。他看到，徐静茹老师，还有历史老师，数学老师，和不教他们课但是全校公认水平高，口碑好的不少老师，他数了数，有二十多个，都被点名批判了，而且各人都有吓人的，奇怪的罪名。走出大字报“迷魂阵”，他看到有的教室里在开会，有人站在讲台上，态度激奋，唾滴四溅地发言，有人在讲台角儿上低头站着，像农村里挨批斗的四类分子，周恒顺想，这挨批的人就是“右派分子”了。有的教室里，很多人坐在地铺上，作苦思冥想状，有的人坐在桌子跟前，瞅着桌上的稿纸在挖空心思。没人说话，更没人嘻笑，人们的表情或冷峻，或愁苦，有的抓耳挠腮，有的蹙额凝眉。整个房间里空气十分紧张。周恒顺来到他们班的教室，教室前竖立起与屋檐一样高，和教室一样长的大字报板面，上边赫然写着斗大的黑字：“徐静茹批判专栏”，周恒顺吓了一跳，赶忙驻足细看。一个很长的通栏标题是“揭开徐静茹的迷人画皮，拆穿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下边几篇，题目也一样惊人，刺目，“揭穿徐静茹救世观音的伪善面目”，“徐静茹宣称工农生活悬殊，意欲何为？”，“徐静茹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罪不容诛！”，“徐静茹吹嘘西方技术，攻击苏联是何居心？”“徐静茹为蒋宋歌功颂德罪该万死！”“徐静茹崇仰西方价值观念，是资产阶级右派本质的大暴露！”这些大字报，把徐老师关心，帮助甚至疼爱学生，说成是“假慈悲”，“别有用心”，对她从农村家访回来，在班上讲述同学家生活困难，激励学生用功，说成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对她平时言谈中的片言只语，如说德国产品工艺精湛，苏联的傻大黑粗；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重聚，共同劳军，鼓舞人民抗日，是当时一段佳话；在语文课上，讲过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出现了灿烂的文化，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人道主义这些观念的出现和推行，带来了人和人性的解放，等等，不管说这些话的时间，地点，上下前后的衔接，不顾说者的本意，断章取意，肆意歪曲，然后扣上一顶大“帽子”，但有一件事，似乎跟夏天反右高潮时报上批判的右派言论能对上号。那时报上搞了个工农生活水平是差别还是悬殊的讨论，因为同学们有亲身感受，城里人的孩子上学能入伙，吃白馍，炒菜，农民的孩子不但吃不上好饭菜，甚至会饿肚子，所以多数同学认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工农生活悬殊而不是一般的差别。徐老师在参加政治学习时发言说：“这个问题，不必过于拘泥。从语义上说，‘悬殊’也是一种‘差别’，不过是比较大的差别。而‘差别’中也包含‘悬殊’。至于工农生活水平是悬殊，还是差别，我如果没去过农村，我会想当然地认为，会有差别，但不会太大。我亲自去了农村，发现差别确实不小，称之为‘悬殊’，也不为过。相信不少人会和我有同感。这是我的真实的想法儿。我不想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些人一样，睁眼说假话。”周恒顺知道城市里有的人因为持有这种观点打成了右派，而徐老师发言中所说《皇帝的新衣》那句话，会让人抓住，会作性质严重的分析。周恒顺看过不少反右斗争的新闻，知道那种分析多么可怕甚至致命。他也知道，大字报上揭发的徐老师别的问题，同样可大可小，这真是“言辄得咎”，有点像清朝时的“文字狱”。周恒顺越看越害怕，越紧张，觉得心在一阵阵抽紧，脊梁上似压了一块冰冷的石板，他快动弹不了了，他想，这下完了，徐老师那样文弱，那样天真，她哪里受得了这种打击？她俨然是生长在温室中的花朵，哪堪狂风暴雨的摧折？……他心里在跟大字报的作者暗暗辩论，那些作者他都认识，有的还教过他，他们怎么会这样？他们何苦如此，何至于如此？他头脑子生疼，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儿很可笑，也许很“反动”，但他不能自已，看完了大字报，他机械地朝书记办公室走去，他的腿站得麻木了，刚开始几步，走得很慢，很难，他来到书记办公室，忘了敲门，就推门进去了。周恒刚正和他爸在吃饭。看样子爷俩儿正在争论着什么，周恒刚脸通红，他爸脸色发青，很生气的样子。他们看见周恒顺，先是吃了一惊，又急忙让他洗脸，一块儿吃饭。周恒顺说：“我带饭了，刚才光顾了看大字报了，忘了吃饭的事了。我先喝口水。”周桥说：“你这孩子，假期里来学校，来我这不就行了？小刚儿，快给端阳倒水，拿碗筷儿，让他坐下 一块儿吃饭。”周恒顺心里直扑腾，只好坐下来一起吃版。周桥说：“吃饭，不许提老师反右方面的事。”周恒刚恨恨地瞪他爸一眼，说：“不提就不提，憋死拉倒儿。”周桥也不搭理他，对周恒顺说：“恒顺，天不早了，你得饿了，抓紧吃。”周恒顺说：“我还真没觉着肚子饿哩。好，我快吃。”三人不出声地吃完饭，周桥出去开会，周恒刚说：“又去斗俺那些好老师？”说话时眼圈儿竟发红了。周桥板起面孔，严肃地说：“小刚儿，不许胡说八道！你们两人就在屋里呆着，哪里也不许去。你们也不要瞎议论老师们搞运动的事，你们是小孩子，懂什么？今晚上住一晚，明天各自回家，一定要听话，特别是小刚儿，我知道恒顺是听话的孩子。”说完，匆匆走了。周恒顺问：“你哪天从济南回来的？”周恒刚说：“头十五，我就想回来陪奶奶和娘过十五，爸爸去电话，说开学还早着哩，说十五他回老家，让我在济南多住些天，姥姥，妈妈，也都留我，明明也不让我走，我只好留下来，我也想在爸爸那里看书。这才刚回来三、四天，到学校里一看，就傻了眼了。怎么有些人一下子变得那么坏，你看大字报了吧？学校里学识、口碑好，有头脑，有思想的老师，几乎一网打尽。这几天，我在学校里各处跑，几乎看完了所有的大字报，他们开批判会，我也站在门外听。老校长一看形势不妙，托病住了院，副校长兼副书记冯庆达一心想当校长，这回跳得很高，卢正人最坏，徐老师就毁在他们手里。卢正人把他搜罗到的徐老师的材料，都给抛了出来，动员那些教课不行，嫉妒心强，想入党的人写大字报，在批判会上发言，看样子非把徐老师弄成右派不可。现在各单位正在汇集材料，准备上报，那些被批斗的老师，己经安排劳动改造了。”周恒顺说：“我看了他们批判徐老师的一个专栏，那些事情，根本站不住脚，即便都是事实，就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这不很荒唐吗？”周恒刚说：“你真是书生气，天真。我在我爸那里看过苏共的一些书和材料，斯大林弄的那些反党集团全是假的，你以为城市里打的那些右派都是货真价实，罪有应得的？才不是。国栋舅舅不就很冤枉？群姑冤不冤？他们弄的徐老师那些事多数是颠倒黑白，枉加罪名，就工农生活‘悬殊’，‘差别’那一条儿是属于反右中的‘大是大非’—不利于工农联盟—问题，徐老师还冲口而出，说了个‘皇帝的新衣’，就为这，他们也不会放过她。徐老师是完了，惨了。”周恒顺说：“这两天你见徐老师了吗？她受得了吗？”周恒刚说：“那天我看大字报回来，在女厕所门口看见了她，头上戴了顶女工那种帽子，嘴上捂着口罩，穿着深色的旧衣服，手里拿着笤帚，她是刚扫完厕所。我走到她跟前，说：‘徐老师，你……’，她伸出纤细的食指，示意我不要说话，让我赶紧离开，我心里难过，只得走了。后来，我晚上去她宿舍，她听见敲门声，就熄了灯，喊门她也不应—她怕连累学生。”吃晚饭时，周桥有意说些亲戚家的事情，周恒刚闷着头吃饭，一声不吭。快吃完了，他突然说：“爸，你明明知道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却‘王顾左右而言他’，真是用心良苦。”周桥笑了，说：“你听听，又是‘王顾左右’，又是‘用心良苦’，学不了一点儿东西，全用到爸爸头上了。你是什么事儿哎？”周恒刚说：“我问你，难道你们真的用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把徐老师他们打成右派？”周桥说：“恒顺你听，小刚儿说话多么没轻没重。小刚儿你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性质吗？什么叫‘莫须有’？你这孩子太胡闹了。”周恒刚说：“怪我用词不当。”但仍然扬着脸，像犟牛抗拒牛把式似的。周桥说：“你以为自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你是不知道厉害。这是要人命的。”周恒刚说：“我知道。知道牛是任人宰割的，老虎是吃人的，当然厉害。狐假虎威的狐狸比老虎还厉害。”周桥听出他话里有所指，瞪起眼来，厉声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越说越不像话了。关系到政治上的话，是可以乱说的吗？你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到时候拿出来，经过分析，就是天大的错误。徐老师其他问题，都还好说，就她那个‘悬殊’论，是当不少人的面说的，还蹦出来个‘皇帝的新衣’，那是大是大非，你们说怎么办？谁能保她？”周恒刚说：“徐老师放着大上海的洋楼不住，小卧车儿不坐，跑到山东一个县城来教书，是为了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她如果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在上海市反起来，那不更有效果，影响也更大?她何必多此一举，跑到陶阳来折腾?这不荒唐吗?她那番话，就是因为她到农村家访，见同学们家里太苦了，给她的印象太深了，才会有感而发，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这算什么罪?”周恒顺说:“别跟俺大爷争了，问题是徐老师的话，触犯了上级的精神，标准不是掌握在大爷手里，你跟他争有什么用?”周桥说:“听见了吗?小刚儿，周恒顺比较理性。你们两人都要记住，现在，特别是开学以后，对反右派斗争，不准说一个‘不’字，对所有犯错误的老师，不得公开流露一点同情。”周桥说完，匆匆走了。两个中学生，像自己的亲人遭了难，愁思难遣。周恒顺说:“恒刚，算了，别争了。争也没用，甚至把事情弄得更糟，人家会说是徐老师他们的‘流毒’，或者说是你爸的问题。咱可不敢帮这种倒忙儿。闷在心里，慢慢想吧。”九点多了，周桥还没回来，周恒顺说:“恒刚，你说，这会儿，徐老师会在哪里?”周恒刚说:“劳改了一天，这会儿她应该在自己宿舍里。”周恒顺说:“我想去看看她。”周恒刚说:“不是说了吗?我去过，她不开门。别去了，去也是白跑一趟。”?周恒顺说:“我既然赶上了，不去看看她，心里难受。我悄悄地去试试。”说完，周恒顺开开房门去了，天阴着，没有星，也没有月亮，凉气袭人，校园里没什么人，周恒顺像在电影上看过的地下工作者去跟人接头儿，或者像小偷儿伺机作案，在向目标儿地点“迂回”接近，左顾右盼，蹑手蹑足，屏声静息，躲避着偶尔出现的行人，慢慢来到了徐老师宿舍的近处那一排单身女老师宿舍，有的房间还亮着灯，有的房间响着收音机。徐老师的房间灯还亮着，而她左右两边的邻居都熄灯了。宿舍前边一个人也没有。徐老师房间的窗户上，有身影在晃动，她还没睡。周恒顺鼓起勇气，放轻脚步，走到徐老师房间门前，轻轻地敲门，徐老师低声问:“谁?有事吗?”周恒顺低声说:“徐老师，是我，周恒顺，你开开门，我来看看你。”徐老师说:“我不方便见同学们，我不开门了，你回去吧。”周恒顺语带哽咽:“老师，你开开门吧，我见见你，说一句话就走。”徐老师不出声了，过了约半分钟，把门开开，周恒顺一步迈进门去，急忙关上门，灯光下，徐老师人更瘦了，让周恒顺想起《宋词》上“憔悴损”的句子，只两个眼睛依旧那样充满神采，又凝聚着忧郁。周恒顺说:“老师，你?”徐老师说:“周恒顺，你是学生，小孩子，不要过问大人的事。党组织，校领导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听，不要表示异议。你们的路还长着哩，可不能因为老师的事，影响到你们。”周恒顺说:“老师，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徐老师说:“那就好，周恒顺，你快走。快回自己家，别呆在学校里。等开学再返校。开了学，也要避免跟老师接触。”周恒顺淌着眼泪，说:“老师，你要想开些，多保重。”徐老师眼里的泪花儿在灯光中闪烁，说:“老师知道，老师是成年人，会对自己，家人，社会负责的，不必为老师担心。”周恒顺急忙从徐老师的房间里走出来，见徐老师西边房间的屋门半敞着，却没有亮灯，总务处姓曹的女会计正站在门槛里边听动静，见周恒顺下台阶，赶紧把门关上了。一阵凉风吹来，因为激动和紧张而有点发热的脑袋一下清醒了，他想，今晚上的事说不定会给徐老师惹出麻烦来，他很为自已的鲁莽行为而懊悔，但已经无法儿挽回了。他急急忙忙回到书记室，把刚才的事说给周恒刚听，周恒刚说:“姓曹的这个女人平日里就很巴结卢正人，说不定卢正人安排她监督徐老师，这真有可能给徐老师带来麻烦。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学生看了看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吗?”
第二天早饭后，牟洪云来了，见到周家两兄弟，凝重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我估计周恒刚应该回学校了，又猜想，也许周恒顺沉不着气了，也会来问开学时间，还真让我猜中了。”周恒刚说:“周恒顺前头来，你后头就来了。你们两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周恒顺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开玩笑。”牟洪云说:“小刚儿，你没大没小的，乱开玩笑，我找书记告你的状。”周恒刚说:“告就告吧，反正我少不了挨训，也就不在乎了。再说了，中学生不打右派，书记也拿我没办法儿。怎么样，牟大队长，牟副主席，对咱学校的整风反右有什么看法儿?”牟洪云说:“能有什么看法儿?我这个小脑袋瓜儿理解不了，不像你这理论家，我来看过几回大字报，回家哭过几回了。周恒顺，你看见了吗?牟屯完小还有人给吕志坚老师贴了大字报，说他在牟屯完小时特别喜欢家庭有问题的学生，立场有问题，还说他因为傅冬梅烧死的事，有过对统购统销不满的言论。听说这边儿已经把材料转到省团校去了。还不知会怎么样呢。”周恒刚问:“吕志坚是哪学校的老师?”周恒顺说:“是牟屯完小的老师，人特别好，是我的恩师。一九五五年被派到省团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了，倒没听说他在反右中出什么事。”周恒刚说:“那时没出事，现在去了材料，说不定还会出问题。连调走的人都不放过，这算什么事儿啊。”三个人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周恒刚说:“牟洪云，我跟我爸争执过几回了，你呢?”牟洪云说:“我有想不通的地方，就问我爸，没跟他争论。毕竟我们是小孩子，你爸，我爸，他们也必须执行上级党委指示，跟他们争也不起作用。我爸说，在中国，就像看电影<智取华山>，只有一条道儿，这条道儿，就是跟共产党走，不理解也得理解，想不通也得想通而且要坚决拥护。我觉得我爸说得有道理。当然，确实我们不少好老师这回中了弹了，我们也没办法儿呀，我们总不能为他们呼冤，给他们殉葬吧?没办法儿，只能顺应形势。”周恒顺，周恒刚听牟洪云说这番话，没回应，过了一会儿，周恒顺说: “恒刚，牟洪云说得很对，徐老师也交待我一定听领导的，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我们是小孩子，知道多少事?咱眼前也许有老师冤屈了，但就全国说，反右派是巩固人民政权的需要，怕出匈牙利那样的事。咱们就听大人的，想开算了。”
一九五八年的寒假，陶阳一中的师生都不会忘记，对于学生来说，假期长达近五十天，从上一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放假，节后二月上旬才开学。学生们知道，开学后各门儿功课都会赶进度，学习吃力的同学就更吃不消了。但很快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从学校的指导方针到工作安排，教学秩序全都变了，教学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几乎无所谓功课好孬了。对于老师们来说，他们在春节后的四十几个日日夜夜里，经受了终生难忘的“政治思想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他们中的少数运动骨干在斗争中大显身手，对同事口诛笔伐，自以为运动后入团，入党，重用，提拔，甚至加薪，分房各种好处会指日可待，纷至沓来，冯副校长一心盼老校长赶紧退养，自己取而代之，让父老乡亲知道他们老冯家祖坟头上冒青烟儿了。卢正人则认为一中副书记兼副校长非他莫属，但一中现任书记周桥对通过在运动中整人谋取利益素来不赞成，对冯、卢两人的品性也不欣赏，所以迟迟不上报材料提拔他们，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多数随大流过来的人对自己逃过一劫暗自庆幸，对自己的同事或朋友成了“右派”，心里同情但不敢有任何表示，还得竭力拉开距离，以免招惹是非。同时暗暗告诫自己，从此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谨小慎微，以免重蹈覆辙。那近三十名待定右派，经过批斗，劳改，已经斯文扫地，颜面尽失，状似惊弓之鸟，每天低着头，“破帽遮颜”，一边毕恭毕敬地听从分派，参加劳动，一边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组织上的处分决定，他们内心十分纠结，对自已突遭意外，成为“右派”不满，不服，知道一旦处分决定下来，自己定成了右派，就像板上钉钉，永远变不了了，又像白纸上涂了黑墨，永远印上污点了，曾几何时，自己是受人尊敬的一中老师，一下子变成连一般人都不如的“等外”人，像人见了躲闪不迭的臭狗屎了，这委实太让人痛苦了。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暗暗希望处分决定早一天公布，一块石头落了地，该砸多重算多重，免得自己天天悬着心，老是像被猫堵着了的老鼠，一夕数惊，魂不守舍，这种“待决”的日子，一天天熬着，比死还难过。但是时间一天天，一周周过去，处分决定老是下不来，原来一中这些准“右派”的材料卢正人早已整好，交给了周桥，说好由周桥亲自上报县整风反右办公室，而周桥一方面因为学校开学后，忙于安抚人心，组织教学，很快又布置勤工俭学，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没总路线，每天从早忙到黑，把这事往后拖了，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对一中这么多有水平的老师弄成右派，感到可惜，惋惜，觉得损失太大，难以弥补，也抱着侥幸心理，想只要县上不摧，就一直拖，看看动向，听听风声，说不定会有转机，最好能够不了了之。而县委整风反右办公室工作粗疏，也许是全县打右派的单位多，打的右派太多了，少了一中这样重要的单位的材料，他们竟浑浑然不曾觉察，就向县委上报了全县教育系统整风反右总结报告，县委常委会草草通过就转报地委了。身为县委常委的周桥因去省城参加教育改革会议，缺席了那次会议。从济南回学校后，他去县整风反右办公室，报送一中的右派结案材料，办公室主任偷偷对他说，材料报晚了，全县的总结已经县委常委通过并上报了地委，让他把材料带回一中，由他暂存，何时上报，让他听候通知。以后就没有了下文。据说陶阳县定的右派分子占全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比例在全地区列在中等，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所以一中的材料就不必上报了，这样一中近三十名准“右派”就成了漏网之鱼。但县委整风反右办公室指示，对这些人仍然要按右派对待，安排劳动改造，过一段时间后按各自表现再作安排。卢正人很快知道了这事，以为抓住了周桥的大毛病，去县委反映，县委牟副书记告诉他，这事责任在县里，在县委，让他顾全大局，不再追问此事。卢正人和冯庆达为此愤愤不平，好像猎手眼睁睁看着猎物走脱了，心里不甘，但也无计可施了。这件事，在山东省甚至在全国恐怕都是孤例。周恒刚对周恒顺说:“寒假里，我太烦我爸了，末了，他却弄了这么个结果。我对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伟大的事情之一，他骂我‘胡说八道’。”周恒顺问:“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还有一件呢?”周恒刚说:“是他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去打小日本儿呀。”周恒顺作大人状，说:“诚哉斯言。”当然这事只有他俩和牟洪云暗中议论一下。三个孩子很为他们的老师特别是徐老师庆幸，毕竟他们没给戴上帽子，没成为社会上“四类分子”那样的人。这边周桥仍然煞有介事地让这些没有正式名义的“右派”劳改，学习，检讨，过了一个学期，在人们忙于“大跃进”，搞勤工俭学，无暇他顾的时候，陆陆续续地，不显山不露水地给这些人恢复了工作，有的要求调离，周桥指令放行办理。但卢正人把他们的右派材料全部装入了各人档案，凡调走的，他一律附上“说明”，通知对方此人乃“漏网右派”。所以这些人无论调离还是留在一中，都不会再受重用，不过干事吃饭而已，他们的孩子同样受到影响(当然会轻一些)。到了一九八零年全国右派分子“纠正”平反，这些人要求“落实政策”，人家说，县里找不到你们打成右派的材料，说明你们没打成右派，平什么反?这些人窝囊了二十多年，却无缘享受“平反”的“政治待遇”，未免觉得遗憾。周桥“拒报”右派材料，后来在陶阳县知识分子中传为佳话，是人们多年后感念他的人常提的话题。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开学以后，学校召开了庆祝政冶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会，牟洪云在大会上发了言。周恒顺特别欣赏她在讲台上飒爽英姿，容光焕发的模样儿，愿意听她字正腔圆，莺声燕语般的声音，他也因为话是从她口中说出而赞成其内容。他知道，寒假里，牟洪云在书记室里说的话很对，必须跟上形势，否则前途可悲。周恒顺时常开导自己，反右派就全局而言是必须的，正确的，是不容置疑的，自己的亲戚和徐老师他们被冤屈应该是个别的现象。在这天的大会上，全校师生齐唱《社会主义好》，这是一支诞生于反右派斗争中的新歌儿，学校里大喇叭天天播送这支歌儿，昂扬，激越，气势咄咄逼人的曲调儿，阳刚，热烈，火药味儿甚浓的歌词，似乎军号响，战鼓呜，催人去进攻，去战斗，自然也会让敌人胆丧魂飞。周恒顺想起刚解放时唱过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时，他刚刚上学，内心对未来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但是光明美好的憧憬和期待，过去快十年了，他不期然想起自已这些年的所历所闻所见，觉得在“明朗的天”下面，发生了多少不光明不美好的出乎意料的事情，他知道生活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现实跟理想不只是离得很远，有时甚或是南辕北辙的。他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够健康，有些消极，这样不行，徐老师说的，他年纪还小，路还长得很，牟洪云说，“华山一条路”，这唯一的路，就是唱罢《明朗的天》，再唱《社会主义好》，坚决跟共产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