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重视与珍视中华民国的历史
程宝林
我必须打破我不直接抨击《环球时报》的自我约束，为颠倒黑白的《环球时报》写一篇短文。以前不直接抨击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我对胡锡进先生有多大的敬意或畏惧，不过是投鼠忌器而已。虽然这是一家奉旨祭起狭隘民族主义破旗，阻挡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报纸，但在其中谋生的人，却有不少是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甚至很喜欢的人。让我们将“私谊”和“公义”分开，一是一，二是二，权且看一看，到底是谁在一直侮辱中国的历史。
就在昨天，“双十节”，《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这篇文章，重弹了“旧社会”“暗无天日”的陈词滥调，对中国史学界、知识界、读书界渐渐兴起的回望民国、研究民国的风气，大加嘲讽，仿佛了解一下真实的中华民国，就逆了天似的。
余生也晚。1962年生命降临时，中华大地数千万人刚刚饿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和我家一样的农民。而在此之前10多年，亚洲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的主体，刚刚被推翻。之所以说“主体”，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法统和正统，都还有尊严地存在着。一本畅行全球上百个国家的台湾护照，就是尊严，和尊严的明证。
我喜欢邓丽君，喜欢她唱的那首歌：“青海的高原，一眼望不到边…..”“古圣与先贤，在这里创家园…...”中华民族的繁衍之地，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南京落旗，多少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文明，为了中国之崛起，而壮烈牺牲。他们中间，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但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那是一个中华民族正气犹壮、血气方刚的大时代！
全面论述、论证中国民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所做的贡献，不是我区区千字短文的目的，也非史学功底浅薄的我所能胜任。我只朴素地坚信，中华民国的真实、完整、未加阉割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全部历史的不可割裂的一部分。犹如长江，任何黑手，都无可遮蔽。
美国之所以伟大和强大，是因为美国不仅是世界人才的吸纳器，还因为美国的立国先驱，具有博大的胸襟和辽阔的眼光，那就是：不树内敌。就算是美国内战的战败方，也同样是美国英雄。我曾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一处巨石山旅游点，和数千名游客一起等待夜晚来临，等待一场幻灯表演：幻灯凸现出岩石上三位策马奔走的将军的浮雕，为首的就是美国内战时的南方邦联军队的统帅罗伯特.李。
反观中国的现代史，一页页都写满“杀人”二字。我曾录音访谈村里土改时的青年积极分子、任大队党支书20多年的一位本家长辈。他说：土改时，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可以杀人。那么，被杀的都是什么人？中华民国政府中的基层官员，如乡长、保长等；国民革命军中的下级军官，连排长之类；家里有一些田地，对土改又有些抵触情绪的地主等…..在一个刚刚率领全民族浴血奋斗八年，战胜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赢得近代百年来最大胜利和尊严的合法政府里，担任或长或短的基层公务员，或在政府军里服役御敌，何罪之有啊？而偏要无辜枪杀，天理何在，苍天何在！
如果今日中国的统治阶层，真的具有这自信，那自信，就应该开放所有的民国档案，在大学、研究所开设民国研究的课程。中华民国在大陆27年的历史，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百年发展，真得就没有值得研究、借鉴、珍惜的经验、教训，可以供今日的当国者，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用吗？
面对历史，何必心怯？如果历史可以虚构，还能算历史吗？
20年来，我远走异国，手边竟然没有一本民国版的书籍了。但我知道，我在成都的旧友中，有许多人是沉湎在“民国版子”的雅致爱好之中的，据说一本品相好又难得寻觅的民国版图书，已经可以叫价数百元人民币了。
中华民国的历史，不是中华民族的负资产。恰恰相反，它是中华民族在血泪中崛起的宝贵财富。屏蔽这段历史、抹黑这段历史、阉割这段历史、都不是合于天道，顺乎公义的光明磊落的行为，恰恰是短视与偏狭的一己之私。
2014年10月11日，德州小城
附：《环球时报》2014年 10月10日文章——
社评：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
今天是台湾地区的“双十节”，“中华民国”那个在大陆社会中几乎沉没的记忆符号，这些年因种种缘由又浮现出来。是的，它不全是记忆，它还在台湾保留了一块残片，并在统独问题上扮演着复杂角色。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家历尽沧桑，大陆社会见多了，前进了，也对围绕“中华民国”的各种元素多了些宽容。
然而在大陆互联网社区的一些角落，以及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对“中华民国”的病态缅怀，以至于一些小圈子里甚至形成“民国热”。这种思潮的积极分子对大陆的民国时期不断进行浪漫主义描述，称那是个“民主”、“自由”、而且“崇尚知识”的时代。
这种论调的基础是当时中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相对于当时的工农大众挣得很多，大学教授的家庭都用得起多名仆人，铁定属于当时的上流社会。此外民国时期出了几名大师级的学者，他们受到当下学术界的普遍推崇。
必须指出，赞美民国作为一些人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是有逻辑的。作为对旧时代的一种“纯怀念”，也可以理解。怀旧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这就像民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和辜鸿铭怀念满清时梳辫子，中国现在还有一些人怀念“文革”时代一样，它们都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及心理原因，成熟社会对它们的态度应是能宽容时则宽容。
然而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工具，来挑战大陆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们的鼓吹就不再是小资的东西，而是在搞恶意欺骗，他们的把戏应当毫不客气地予以揭穿。
民国真的好吗？如果它真好，当初就不会被中国人民那么坚决地抛弃。中共以成立之初才几十个人的“小众”，其力量甚至不如今天微信上一个稍大点的圈子，却用28年的时间动员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摧枯拉朽般把国民党的庞大国家机器打得七零八落。如果不是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烂透了，烂得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彻底失了民心，这一切怎么可能在这么大的国家里奇迹般发生!
当时大学教授的境遇大概的确不错，但全中国当时才有几所像样的大学？一共才有多少教授？一项研究表明，1936年中国所有大学的在校学生只有41922人，这还不到今天一所清华大学的在学学生人数。
少数大学教授当时的优越生活对工农大众来说，是很不公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如此之大的社会差距在发达社会里不可想象。有人指责怀念民国大学的人，称他们是怀念当时大学教授百倍于工农薪酬所支撑的那份生活，不能不说这样的指责有一定道理。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堪称“一团糟”，当时的国家治理甚至没有深入到基层社会，也未能突破地方力量的实际割据，是浮在半空中的，而且受制于西方列强。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内河里还游弋着英国军舰。这样的国家面对东洋小国日本的侵略，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抗动员，国民党政权应当对中国遭日寇的蹂躏承担责任。
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民生水平以及对国民各种权利的综合保障能力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我们可以怀念民国时期的一首歌，一道风情，以及一些时间越久越让我们感到亲切的面孔，但歌颂那时的国家制度和它所带来的影响，这是对中国历史以及推动这个国家发生伟大变化的所有人的侮辱。
还是让“民国热”作为小资情调保持其特有的醉意吧，最好别把它带到正儿八经的舆论场来。因为它会瞬间变得十分丑陋。稍微一扒，它里面的无知和装腔作势就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