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母亲去年因病去世，今年是她老人家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心中十分痛楚，老妈去年在病床上痛苦不堪的景像，历历在目。
我老妈本人是个小学教师，脾气任性执拗，认准的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上大学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是她“推”出来的。为了“推”我这个不懂事、资质又低的儿子，她曾做过与古代“孟母三迁”类似的“壮举”。唯一的区别是，孟子是名人，而我则再平常不过。
我父亲供职一家县级广播电台，我们一家都住在这家电台的大院里。我从小耳濡目染，习惯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早上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雷打不动。当时县级广播电台主要是有线广播，大院里磁石喇叭隔几家就有一个，最不缺的就是播音员的大嗓门。收听广播是我父亲的职业习惯，我也跟着喜欢听新闻。那时完全没有“噪音污染”这个说法。
在我进入高三准备复习迎考的阶段，老妈觉得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吵了、太分心了。她坚持要我父亲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安安心心读书。
我父亲还真找了个地方，那就是电台的老播音室。播音室属于机要部门，建筑技术在当时当地都是最好的。窗子都是厚玻璃，双层的，门有普通门的数倍厚、数倍重，在里边还真不容易听到外面的声音。
搬到老播音室相对容易，还是在同一个大院内。只要把床搬进去，摆张桌子就行了。
但我多年养成的听新闻的喜好让我积习难改，我就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听外面的广播。当时正在闹胡娜外逃事件，广播里还播放胡娜父母写给胡娜的劝告信，好不热闹！
还有当时正在播世乒赛，当时中国普通百姓家庭几乎没有电视机。广播电台得工作之便，不仅有电视，还是彩电，只不过那是公共财物，放在电视室的。我也偷偷溜到电视室看世乒赛，记得蔡振华的“蔡氏发球法”，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当然这些偷偷摸摸的举动都被老妈发现了，她觉得广播电台诱惑实在太大太多，坚持要再次搬迁。
这次搬迁就是大举动了，一搬就搬到了我母亲任职的小学。那所小学在农村，清静倒是清静了，但生活条件差远了。以此我就过上了相对封闭的日子，晚上九点钟上床睡觉，早上六点钟起来背书。当时条件所限，食品都是凭票供应，但我老妈每天都给我两个荷包蛋，外加零食。那时候有多少孩子能吃到零食？
为了让我午睡，她强令她的学生必须伏在桌子上午睡。如果我有一两次没睡好，她总是怀疑是不是她的哪个学生又捣蛋了？
我高考的那几天，老妈比我紧张多多了。我第一天考语文考砸了，对于一个考文科的来讲，语文考砸了那不就完了？老妈几夜都没睡着，但还要装得若无其事。直到考完了我才知道父母遭了如此大罪。我考大学、上大学、甚至找工作，自己其实稀里糊涂，都是父母在替我受罪、使劲、出主意。直到我出国留学了，他们再也帮不上忙了，才真正自己打拼的。
“推妈”现在是个不受人待见的词儿，但当时除了上大学还有其他途径吗？我常常想要是我也处于当时的处境，恐怕我也会变成“推爸”的，尽管我现在是个自由主义者。此一时彼一时嘛。
老妈当年的搬迁“壮举”其实也很平常，大部分中国父母只要有点条件，都会为子女殚精竭虑，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都有资格成为“孟母”。什么叫相夫教子？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牺牲自我？我老妈就是一个典型，但象她这样的父母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她（他）们的“壮举”背后其实是延绵不断的中华美德、家风、和传统。
首届清明，缅怀吾母。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