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缺陷
根据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前些日子作为重头戏在国内隆重推出，海外也转载播出了，我的总体看法是，在国内电视剧搅得一地鸡毛之后，这一部还有些严肃的东西。
先讲好的。《平凡的世界》在表现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化运动造成农民的极度贫困和深重灾难方面具有震撼力和揭露的力量，他指出这一指导思想的荒唐愚昧怪诞严重逆历史而反动。其次，他在表现中国西北部农民深厚的民风的同时不忘表现农民灵魂的积习重担，这两方面都很有力度。
不足的是，我同意之前有位先生的意见，这是一部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唱赞歌做政治诠释的作品，因此到了后面，就成了政治进程的演绎本了。
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多年来已摸出了一套与体制共舞的成熟经验，这就是若想让你的作品贴近一点现实，揭露问题深一点，又能获得发表的机会，只有一条路，就是采取“邪不压正”的创作套路，也就是好人必须压倒坏人，好事必须多于坏事。否则你根本不可能通过这层层审查的关卡。路遥很懂得这一点。他正是因为有后面为邓小平树碑立传的总体构思，所以才有敢于那么冲撞邓的前任的底气。但这么一来，他的作品就呈现出套路化，作品的现实主义品质就大大打了折扣。
评价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有一条亘古不移的道理：不要看他写了哪些被准许写的东西，而要看他写了哪些不准写的东西，因为这里往往反映更深刻的真实。杜甫的《兵车行》写的是唐玄宗盛唐时代“开土扩疆”的“太平盛世”，这个不识相的杜陵野老如此放肆地攻击征兵政策，放在今天起码是要请去喝茶的；吴承恩的《西游记》开始是作为禁书被封杀的，没有“翻墙软件’是看不到的,原因就是那个“大闹天宫”企图颠覆当时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制度，所以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个道理不是毛主席的专利，古代帝王全都懂。然而我们今天不全是因为这些被禁的地方才令我们倍加珍视的吗？
《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的现实主义缺陷至少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它写出了邓小平农村改革开放后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忘掉了问题的另一面即造成农村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贫富尖锐对立的现实。克服这种弊端，成熟的做法也是目前发达国家采用的做法是通过法律和税收来调节控制，再加上宗教与社会伦理的文化传统的熏陶，没有这几方面的综合治理，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而由于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失误，这个问题带有制度性的特征。作者显然是故意避开了这个矛盾，他笔下的孙少安是依靠邓小平的政策发家致富的典型，作者赋予他以理想主义的色彩，一心带领群众致富，但考察他的做法就是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那一套，这在现实中是要碰壁的，因为它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作者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法解决，最后干脆绕过去了。
2、作品里涉及到的陕西和山西都是官场腐败的重灾区，尤其是煤矿，这些年来我们听到的骇人听闻的腐败和煤矿工人的悲惨命运的故事还少吗？但在路遥笔下，各级领导都是相当清廉的，十分正派的，即使有些冲突，也完全是看法、做法上的分歧，好容易搞出一个贪污的案子，也不是发生在领导干部的身上，而是发生在正面领导典型田福军的夫人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上，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在腐败的高发区，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官场上上下下竟然如此干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更何况那位夫人的贪污额度仅仅是在两盒茶叶罐里装满了十元人民币，并且那位夫人居然接到手里就从来没有打开过，天哪，多么单纯洁净的人！这让本人看到这里也不禁哑然失笑。这样的贪污额度换在澳大利亚最少要判五年以上，但在中国可能连立案的底线还不够。
3、路遥以两个年轻人的个人奋斗史来回答农村青年人的出路问题，带有天方夜谭的色彩。我们当然清楚，这正是这部作品被主流话语看中的原因正在于此，他们力图让人们相信，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现状的情况下，年轻人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都能实现自己的梦。应该说这只是神话。正如孙立平教授指出，“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另一位中共宣传系统的高级官员周瑞金也在博客中说：“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我以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孙立平再怎样努力，也不可能“上去”，因为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一层层身居权力金字塔形顶端的人所瓜分，作品里一次次写到跑关系找门路的情节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孙少平的身上无疑有路遥个人奋斗的影子，但他本人的经历也已经充分说明了此路不通，他四十二岁就去世，人们都说是“硬给累死的”。
路遥是一个依靠自己勤奋走出来的作家，他先天的知识结构不足严重影响了他观察社会的视野，造成他世界观的重大缺陷，也影响了他文学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