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台高效绞肉机——评李建彤著《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
张祖桦
自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面世肇始，共产主义运动就象罂粟花一样在全世界弥散开来。此“花”在外表上异常美丽，且具有迷人的芳香，一接触就可能使人上瘾。但内里却包含巨毒，可以置无数人于死地而不自觉。张戎女士和她的先生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写的是毛传，实际上也可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次政治运动）先后害死了多达“七千万”中国人。这一纪录远远超过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前苏联的斯大林，算得上是史无前例。
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由李建彤女士著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书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残暴本性。
一本小说株连了6万多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几乎家喻户晓。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段语录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8届10中全会上针对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而发的。原文是：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就是由于老毛的这段“最高指示”，将李建彤著的《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造成了历时17年，株连6万多人大案，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旷世奇冤，开创了现代文字狱的新纪录。
李建彤，曾用名韩玉芝，河南许昌人，1919年出生。1937年冬在陕西参加抗战工作。1938年加入共产党，到延安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先后在西北艺术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49年10月随丈夫刘景范到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担任办公厅秘书处负责人，后任监察部第二司二等监察员。1959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
1962年，《刘志丹》小说第5稿脱稿后，虽然还没有公开出版，但陆续有报刊开始转载。此时，前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向康生挟私诬告，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阎红彦的诬告为康生提供了一枚整西北老干部的重磅炸弹。康生得到阎的密报后即向毛泽东报告，老毛借机清理异己，致使这部尚未正式问世的小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被定性为“反党小说”而遭封杀，并由此揪出一个庞大的“西北反党集团”，又称“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受株连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多达上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干部。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专案委员会，由康生担任主任，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处理此案。文化大革命中，小说《刘志丹》案进一步升级，不仅受株连的西北老干部被斗被关被逼自杀，而且株连范围还扩大到包括陕北红军根据地普通民众在内的6万余人，连已在30多年前战死的刘志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
韦君宜女士在《思痛录》（第8章）中披露了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刘景范因此案受整肃的细节：
“全国濒临饿死的灾祸，尽力设法混过去了。到1962年，缓过一点气来。刚刚缓过气来，马上又搞起了新的对于‘异端’的迫害。原来说在反右倾中批判过的人全不算了，到这时，喘过一口气，就又戴上放大镜找起‘敌人’来。”
“首先是8届2中全会和北戴河会议，在1962年秋至冬开的。在这个会上，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具体所指是小说《刘志丹》，实际波及的范围则更广。该书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执笔。她的文笔并不怎样，所写的陕北革命斗争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没有用真名。这时候，高岗已经早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了。可是，高岗对于陕北的土地革命，关系实在太重要了，不写上他的事情，全书情节将无法缀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尽量减少一些具体描写。稿成后给陕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领导者习仲勋看过，他当然也在书中出现过。谁知这本书刚刚发表在刊物上，还未来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当局定为‘反党小说’，而且还是‘一大发明’。十万火急，上面传下通知，不许再印，立即彻查。理由没有别的，高岗已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过去，哪怕只是客观叙述，也就是反党！这个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这是惯例）还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刘景范，即刘志丹烈士的弟弟。还拉上审稿的习仲勋，竟说成他是主谋，是阴谋替高岗翻案，亦即反党。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立予撤职。这种做法，实在说不出理由。他们要反党，要夺权，写这么一部小说干什么？一般读者连看也不会看出来其中有高岗，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逻辑也说不通啊！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定了案，……”
小说作者李建彤在遭受迫害的17年间断断续续写下50多万字的文字，给后人留下见证那段荒谬历史的珍贵资料。1970年代末，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获平反后，李建彤以顽强的意志力，抱病将当年的笔记、信件、陈述和申诉材料整理成书，希望将之公布于世。然后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书稿一波三折，始终无法出版，最后作者只能带着遗憾与世长辞。直到今年5月，《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一书才由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本书真实记录了《刘志丹》从创作到被定为反党小说，最后获得平反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共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的第一手资料。
惨无人道的整人术
毛泽东最喜爱的历史人物是朱元璋，他本人曾自认是明朝皇帝的继承人。他一生酷爱《二十四史》，尤其是其中记述的帝王驭人之术。历代帝王尤其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驭人之术给了老毛极大教育，毛泽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整人术”的集大成者。
我认为，《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的一大价值就是通过对小说《刘志丹》案的忠实记录揭露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用来整人的主要手法：
其一、“附会法”，亦称“影射法”。意思是整人者为了树立权威，培植亲信，消除异已（包括想象中的异已），随意地使用牵强附会，含沙射影的手段，制造冤狱，打击异已。
本来，刘志丹早在20多年前已经战死，年仅33岁，关于他的小说照理说不会有什么麻烦。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刘志丹》问世之后，有人向康生报告：“小说字里行间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通过这样牵强附会和上纲上线，一下就使问题高度政治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任红军第26军第42师政委。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后，1954年2月，在中共7届4中全会上，高岗和饶漱石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并被认定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遭到大批判。同年8月，高岗自杀身亡。
小说《刘志丹》中的虚拟人物“罗炎”，被人说成是高岗的化身。康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认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从而一下子就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于是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于是，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之后，此案不断升级。她的丈夫刘景范（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被打成“反革命”。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也遭到牵连，被撤职查办，以至入狱……
把小说《刘志丹》附会成是“为高岗翻案”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之后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附会法”大行其道，不知害了多少人。
其二、“诛心法”。就是在实际证据不充足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推究其居心动机的方法。
汉代的“春秋决狱”，堪称法外之法，专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就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基本精神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断狱时高度重视主观动机，甚至仅仅从追查动机的角度将罪犯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动机邪恶的首恶者，自然从重惩治；动机邪恶，即便犯罪未遂，也难免刑责；主观上无恶意者，即便实施了犯罪，也可从轻处罚。这种以追究嫌疑人的动机来论罪的“春秋决狱”，乃典型的“诛心法”。事实上，人的犯罪动机在法律上很难界定，“诛心法”给了司法官吏以主观臆断和任意裁量的巨大权力，错判的冤狱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某些明智的古人所云：“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乃流弊无穷的“擅断论”。
“诛心法”的采用非常恐怖，掌握政权者只要认定一人或一群人对自己的统治不利，随便指称他（或他们）有谋反或犯罪动机，就可以将其法办，根本不用考虑是否是事实及证据是否充分。
小说《刘志丹》被老毛钦定为“要案”后，老毛的大鹰犬康生亲自出任专案组的领导人，并作了许多诛心之论。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说：《刘志丹》小说是篡党篡国的纲领。康生还说：《刘志丹》小说，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恶毒。
据“实录”中披露的文革中红卫兵组织发布的材料，康生先后多次对《刘志丹》大加挞伐：
1962年11月，康生对全国总工会党组就小说《刘志丹》问题向中共中央写的检查报告很不满意。说道：《工人日报》几个人在政治上有错误？应提高警惕，从组织上追查，不能说组织上没有问题。
1964年冬，康生看到全总党组对《工人日报》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在报告上逐段批示：（一）《工人日报》的问题，首先是报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存在严重问题，当然全总党组也有责任。（二）报社存在的问题：（1）不是根据毛主席思想，党的方针，而是严重存在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不是一定程度存在着资产阶级办报作风。（2）58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彻底，右倾思想并未肃清，继续发生错误。（3）报社组织人员干部严重不纯，人员中有坏人。报告中未着重检查。在《刘志丹》案中，很难说没有同情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人。而叫一个右派同李建彤一起写小说，问题揭露后，还在报社留了2年之久，难道是偶然的吗？要发动群众，清理坏人。……
1966年5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再次提到《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刊登反党小说《刘志丹》问题时，说道：杜映（工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是推销员。宣传部也有人支持李建彤，李建彤因此有劲，不理睬阎红彦。我一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