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厂长，又不是共产党员，父亲的纠结

看到坛子里讨论党籍，官位的话题。我也有参与讨论的冲动，我曾有过一些和父亲较为深入的交流和自身体会。讲出来和大家分享。

我父亲40年代在同济大学上学时，共产党的“进步组织”相当活跃，同学教师中明里暗里和共产党有来往，或本身就是地下党的人不少。这些人有的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有的是事发后跑到了解放区或延安。我父亲厚道稳重，因此是左派学生争取的对象。父亲并没有向前迈出那个关键的一小步，自己艰难挣扎地完成了学业。

毕业即失业，生活没有着落。从前同济大学的一个学运领袖在华北的聂荣臻部工作，49年春节回上海秘密招收大学毕业生。上海人普遍不愿离开故土，响应者并不踊跃，但父亲立即报名，去了华北。

到达河北的知识青年要进入一个叫“华北革命大学”的基地进行短期培训。培训结束后，文科生随土改工作队下乡参加土改，理科生被派往东北各个工业基地工作。

共产党拿下东北不久，要进行全面的接收整顿。行政干部是比较充足的，但是技术干部十分稀缺。父亲他们这些年轻人就算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人了，参与接收和管理。当年共产党上层的领导也比较开明。

1952年，工厂准备任命26岁的父亲为一个600多人的车间主任。问题来了，领导发现，父亲还不是共产党员。当问到父亲为什么不积极要求入党时，父亲的回答是，他觉得自己不够加入共产党的资格和觉悟。当年有性命危险时，我没有入伙儿上梁山，现在要求入党不大好意思。最后，父亲还是当了那个车间的主任。

我父母是49年在鞍钢相识相爱，同厂工作5年，1954年结婚。由于母亲的父亲及两个哥哥（家里的全部成年男人）在51年死于镇反运动。党委书记及其他政治工作者提醒父亲考虑利害关系，父亲回答道，想好了。

1956年冶金部派往越南一个工业顾问团，20几人中，两人不是党员，父亲是其中之一。近两年的艰苦工作后，回国时越南人给写了鉴定信，无视父亲是非党人士，坚称XX是优秀共产党员，哈。几年当中，父亲也递交了几分入党申请书，石沉大海。

说来很少有人相信，父亲1962年被任命为塞外钢铁公司，那个4000多人工厂（二级厂矿）的厂长兼总工程师时，是整个公司唯一一个非党员正处级厂长。就此事我向父亲询问过，父亲说这确实也是他开始没有想到的安排，出乎意料。

不是党员就不是核心。父亲给自己立下规矩，人事安排，福利待遇，招工晋级，工伤评定等等真正要用权力的时候，父亲都尽量回避。也有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请父亲出去，因为党委要商量重要事情，父亲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回来。

福兮祸兮，由于不是党员，文革时父亲只是轻微地受了点儿冲击，早早地“靠边站”到车间劳动去了。厂里6-7个人的领导班子，整死了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副厂长。

1975年老邓搞整顿，公司换了几个主要领导。公司党委领导们到父亲的厂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仅仅几个星期问题就解决了。时隔26年后，父亲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是我所见过的“参加革命”和入党间隔最长的一位。

我只写我的所见所闻。自幼的耳闻目睹必然影响我的所思所想，我自己从未要求过加入共产党。在中国不入党，将来很难进步，不会有大出息的。

我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