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北大文科有两位领军的大师级人物：汤用彤和冯友兰。汤用彤研究佛学，历次运动都讲不清“佛学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一直受冷遇。1964年忽然中南海来一小车把他接去。第二天陆平连忙去他家询问，汤告以“毛主席同我讨论一个佛经里的问题”。陆平即下令给汤换大办公室，请他招研究生，后又任他为北大副校长。文革前夕汤病逝，陆平找到一个阴木棺材为他安葬，可谓备及哀荣。汤用彤可谓死得其时，否则文革中要吃多少苦头？ 冯友兰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一代哲学宗师 冯友兰(1895-1990)河南人,1918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1920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大哲学家杜威。 1926年任教于燕京大学,二年后应邀赴清华, 任文学院长,后任校务会议主席，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抗战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被调整到北大。冯多次赴欧美讲学,其《中国哲学史》等著作名闻海内外。 建国后对于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 冯友兰起初颇有抗拒。他的“宁和老婆离婚,也不愿和唯心主义分手”,成为当时北大流传的名言。不过他很快放弃了抵抗。他在各次运动中一直是重点，但他颇能迎合，适时做些检讨，对别人的批判保持平和的心态。反右时只划为“中右”，而他的好友张岱年以直言著称，则被划成右派。冯曾向毛泽东写信表态，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信口气不太客气: “……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文革中失落自我
文革时,冯被批斗、抄家、住“牛棚”,得了重病还被赶出医院。女儿、儿子都挨斗。冯长髯垂胸,被学生一把抓住,拉去批斗,冯愤而剪去蓄了多年的长髯, 一时在北大引起轰动。幸而毛泽东在一次中央的会上提到冯: “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冯因而被“解放”。冯写信给毛泽东致谢,还作了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这首诗说：“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若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联系毛泽东对冯友兰一贯的看法，冯先生此诗有点自作多情了。
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孔运动。一贯尊孔的“朽株”冯友兰唯恐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主动写了二篇批孔的发言稿。毛泽东一听说，马上就要来看,当场拿着笔，改了几个字,甚至还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很快就发表了。从此冯成为批孔“明星”,当上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顾问,还随江青坐“专车”去天津“视察” 。 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的两句是说武则天的：“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两句诗最受批判，说是捧江青做皇帝。但据冯后来说,当时的思想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的，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算是最彻底的。他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冯也坦言,当时自己没有采取老实态度，不应该哗众取宠,不完全是上当受骗。
冯友兰一生的特点，有人评论说是太接近于权贵。他过于在意自己在一个时代里的地位，他有时候是不看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硬要让自己处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觉退于边缘的意识，他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现在这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这个变可以理解为他不断追求新东西，但应该说，他的多变也是出于自保和出于不甘退居边缘。
晚节善终
冯友兰先生逝世于 1990 年底。当时 , 季羡林先生发表悼念文章,题为“大节不亏 , 晚节善终”,这个评价颇有余味。冯友兰前半生以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享誉中外 ,后半生在不断地接受批判和不断地自我检讨中度过 , 70年代不意成为批孔“明星”,但冯先生在晚年 , 威信节节上升, 去世之后, 回忆、怀念冯先生的文章纷纷扬扬 , 并且都饱含真挚的敬重之情。这固然因为冯先生的学问大,弟子多 , 更重要的 , 还是因为他晚年的道德文章。 冯先生耄耋之年 , 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尤其是第七卷 , 提出“毛泽东思想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 第三阶段是荒谬的”等新观点。冯先生说: “在写本册第81章时,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吾其为王船山矣! ” 正如冯先生所料 , 第七卷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后来在台湾出版，近年才在广东出版。
冯友兰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可贵的是冯友兰在晚年找回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批判精神, 体现了他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 又回归自我的人格转变, 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坎坷道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这也就是现代文化史上的“冯友兰现象”。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们与校长蔡元培（前排右四）、文科学长陈独秀（前排右三）及教授马叙伦（前排右五）、梁漱溟（前排右二）等合影。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1982年9月10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纪念图书馆圆形大厅接受该校校长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冯友兰由女儿宗璞等陪同步入会场。看来他在文革后未再蓄须。
冯友兰手书三松堂匾额
冯友兰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图为墓碑正面。
世纪哲人冯友兰，被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教授誉为“真正学者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