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自我----论证来世的存在 （十六）
论证来世存在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发明一种技术，可以把火车的速度从每小时100公里提升到每小时300公里，我们说这种技术是有实际意义的。我们发现了原子核及相对论，能够利用原子能发电，而电力能够为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说这项研究是有实际意义的。
但论证来世存在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们定义的有实际意义，似乎不过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物质生活、延长寿命及生育后代有所帮助，而这些不过是基因以本能的形式交给我们的任务。
迈克尔·法拉第，英国皇家研究院实验室主任，1831年11月24日在皇家学会正式宣读了四篇跨时代的“论文”，这四篇文章来自实验笔记汇编而成的《电学实验研究》第一辑，也就是后世以法拉第命名的“电磁感应定律”。
会上，一位贵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亲爱的法拉第先生，您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法拉第沉思片刻后平静地回复：“尊贵的夫人，您能告诉我一个初生的“婴儿”将来会有什么用吗？”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依据来回答那位贵妇提出的问题----电磁理论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在当时法拉第不得不机智地绕开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机智，不如说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念，人类对真知的探索从来都不是靠利益驱动的。
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那些为了科学研究殚精竭虑，付出了身体乃至生命这样巨大的牺牲的科学家，一开始未必能够知道自己所追寻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他们或许只是出于好奇心，或许是出于不允许自己被蒙在鼓中自尊而具有的要寻找真实的执著，或许是出于不愿看到世人被蒙在鼓中的责任感。
在我们体内，似乎有两个声音在争执：一个认为更好的生活是目的，让人类认识深化的科学研究和发明只不过是手段；而另一个则刚好相反，认为生活越来越便利使人们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成为可能，即便吃得更贵，住得更大，金银珠宝挂了一脖子又能如何？人生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类求知的最深切的意愿而从事不断的探索”。
正如在本书一开始的《引子》中谈到，因为人们本能地能够隐约感到“我”死后并不单纯，只是无法用清晰的概念和严谨的逻辑来进行描述，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强调在这方面的思索没有实际意义，都不能阻止人们自发地去试图解开这个谜团，因为这是我们的感性经验能够感知到的。关于自我感觉，从客观这个视角无论给出多么彻底的回答，都无法宣称已经给出了完整的描述。这也是无论科学多么努力都无法将哲学踢开的最根本的原因。
科学在这方面的虚弱无力，正好给了“搞不清到底怀了什么样动机的”宗教人士发挥的空间。
曾经查阅过一些宗教人士的言论，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很多主张是善意的。但是，从真伪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主张却又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佛教人士认为，人如果认为自己只能活这么几十年，没有来世，那么他的行为就会走向享乐主义，甚至有可能无恶不作，“哪管死后洪水滔天”。让人相信有来世，就可以让他们更“善意”地参与现实生活，积德行善。所以你应该相信有来世。
那么，按照这样的因果颠倒的逻辑，其实劝人相信来世的佛教徒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来世，所谓来世只不过是一种有目的的谎言，尽管这个目的本身也是善意的。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怎么可以使用谎言并且认为别人应该相信谎言呢？
我们从追求真知的先贤们的身上还能够看到一点，那就是对“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只要环顾一下周围，我们一天到晚到底在为什么事情“闹心”，不难汗颜地发现，今天的我们已经混到“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份儿上了，同样我们也不难绝望地发现，如果没有人自身的进化，那么绝对冷静、理智、自私的“理性人”带给我们的“哈定悲剧”、“黑暗森林”这样的铁血法则，已经让我们到了“无论如何都活不下去了”的份儿上了。
或许到了某一天，2.0版的新人类已经把有关“自我”的理论当成的最普通的常识，充分理解了“来世”为何物；虽然人类为了克服自身的怠惰天性必须制定规则，但这些规则已经没有了任何恶意，也不是为人相互撕咬和争夺提供的武器；全社会从整体上消灭了害人的动机，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他们眼中的“别人”再也不是“别人”；当然不排除个别异类，但社会有足够的自净力改造他们；人们不会再纠缠什么样的制度可以捍卫人类的共同理想，因为人们能够理清因果，知道制度只是工具，而魔鬼在“我”的心中，因而更加在意如何将去除“我”的心中魔鬼的知识与智慧传递下去，传递给一个一个的“我”。
或许到了那时，人们回过头来，才能够给今天我们开启的关于自我与来世的探讨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个问题一个有依据的回答。
论证来世存在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发明一种技术，可以把火车的速度从每小时100公里提升到每小时300公里，我们说这种技术是有实际意义的。我们发现了原子核及相对论，能够利用原子能发电，而电力能够为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说这项研究是有实际意义的。
但论证来世存在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们定义的有实际意义，似乎不过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物质生活、延长寿命及生育后代有所帮助，而这些不过是基因以本能的形式交给我们的任务。
迈克尔·法拉第，英国皇家研究院实验室主任，1831年11月24日在皇家学会正式宣读了四篇跨时代的“论文”，这四篇文章来自实验笔记汇编而成的《电学实验研究》第一辑，也就是后世以法拉第命名的“电磁感应定律”。
会上，一位贵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亲爱的法拉第先生，您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法拉第沉思片刻后平静地回复：“尊贵的夫人，您能告诉我一个初生的“婴儿”将来会有什么用吗？”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依据来回答那位贵妇提出的问题----电磁理论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在当时法拉第不得不机智地绕开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机智，不如说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念，人类对真知的探索从来都不是靠利益驱动的。
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那些为了科学研究殚精竭虑，付出了身体乃至生命这样巨大的牺牲的科学家，一开始未必能够知道自己所追寻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他们或许只是出于好奇心，或许是出于不允许自己被蒙在鼓中自尊而具有的要寻找真实的执著，或许是出于不愿看到世人被蒙在鼓中的责任感。
在我们体内，似乎有两个声音在争执：一个认为更好的生活是目的，让人类认识深化的科学研究和发明只不过是手段；而另一个则刚好相反，认为生活越来越便利使人们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成为可能，即便吃得更贵，住得更大，金银珠宝挂了一脖子又能如何？人生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类求知的最深切的意愿而从事不断的探索”。
正如在本书一开始的《引子》中谈到，因为人们本能地能够隐约感到“我”死后并不单纯，只是无法用清晰的概念和严谨的逻辑来进行描述，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强调在这方面的思索没有实际意义，都不能阻止人们自发地去试图解开这个谜团，因为这是我们的感性经验能够感知到的。关于自我感觉，从客观这个视角无论给出多么彻底的回答，都无法宣称已经给出了完整的描述。这也是无论科学多么努力都无法将哲学踢开的最根本的原因。
科学在这方面的虚弱无力，正好给了“搞不清到底怀了什么样动机的”宗教人士发挥的空间。
曾经查阅过一些宗教人士的言论，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很多主张是善意的。但是，从真伪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主张却又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佛教人士认为，人如果认为自己只能活这么几十年，没有来世，那么他的行为就会走向享乐主义，甚至有可能无恶不作，“哪管死后洪水滔天”。让人相信有来世，就可以让他们更“善意”地参与现实生活，积德行善。所以你应该相信有来世。
那么，按照这样的因果颠倒的逻辑，其实劝人相信来世的佛教徒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来世，所谓来世只不过是一种有目的的谎言，尽管这个目的本身也是善意的。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怎么可以使用谎言并且认为别人应该相信谎言呢？
我们从追求真知的先贤们的身上还能够看到一点，那就是对“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只要环顾一下周围，我们一天到晚到底在为什么事情“闹心”，不难汗颜地发现，今天的我们已经混到“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份儿上了，同样我们也不难绝望地发现，如果没有人自身的进化，那么绝对冷静、理智、自私的“理性人”带给我们的“哈定悲剧”、“黑暗森林”这样的铁血法则，已经让我们到了“无论如何都活不下去了”的份儿上了。
或许到了某一天，2.0版的新人类已经把有关“自我”的理论当成的最普通的常识，充分理解了“来世”为何物；虽然人类为了克服自身的怠惰天性必须制定规则，但这些规则已经没有了任何恶意，也不是为人相互撕咬和争夺提供的武器；全社会从整体上消灭了害人的动机，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他们眼中的“别人”再也不是“别人”；当然不排除个别异类，但社会有足够的自净力改造他们；人们不会再纠缠什么样的制度可以捍卫人类的共同理想，因为人们能够理清因果，知道制度只是工具，而魔鬼在“我”的心中，因而更加在意如何将去除“我”的心中魔鬼的知识与智慧传递下去，传递给一个一个的“我”。
或许到了那时，人们回过头来，才能够给今天我们开启的关于自我与来世的探讨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个问题一个有依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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