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非常容易焦虑。有近五分之一（18%）的美国人患有焦虑症。我们每年花在抗焦虑药物上的费用达到20亿美元（约合124亿人民币）。经常见到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对于这些焦虑的原因，有很多解释：糟糕的就业市场，社区凝聚力下降，因为使用社交媒体而进行持续的自我比照。2002年，世界心理健康调查(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计划发现，在14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人是最为焦虑的，达到临床显着水平的人群比尼日利亚、黎巴嫩和乌克兰都多。
需要明确的是，研究者认为焦虑的人至少部分具备喜怒无常的特征。最近一项对592只猕猴进行的研究显示，有些猕猴的焦虑反应比其他的要大，而有30%的早期焦虑症可能是遗传导致。
但是，遗传自父母的是焦虑的潜在可能，而非焦虑本身。生活中遭遇的事情显然会对引发焦虑起到一定作用。此外，相对不那么明显的影响因素可能还包括我们对心灵的认知：即把它看做一个需要小心和持续关注的内部所在。
在所有文化中，人类似乎都会对身心加以相区别，但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心灵的存在、把它和灵魂与肉体相区别，是从启蒙运动时期开始。随着宗教权威遭遇挑战和科学革命诞生，当时出现了有关心灵本质的激烈辩论。1600年到1815年间，心智产生的地方——用笛卡尔的话说就是那个“会思考的东西”——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乔治·马卡里(George Makari)在其即将出版的着作《心灵机器：现代心智的诞生》(Soul Machine: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Mind)中所描述的。
马卡里在书中写到，这些地方发展出心理学上的心智和精神分析，以及一种期待：人类行为的核心驱动力是个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不是角色、价值观、个人感官，或上帝。美国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心理疗法和自救产业，教育我们必须予内心体验以小心谨慎的关注。我们被教导，为了取得成功和保持快乐，需要明白自己的感受。
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就拿对精神疾病的反应来说。美国人认为过度悲伤会让人生病。仅凭悲伤这一个症状，不足以做出抑郁的诊断，但对我们来说，它是出现疾病的特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并非如此。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亚瑟·克莱茵曼(Arthur Kleinman)于1980年——即中国正式对外开放前夕——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具备抑郁症状的人主要抱怨自己有慢性疼痛。他们常常感到悲伤，和患抑郁症的美国人经常感受到的痛苦一样。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身体上疼痛——而非内心的悲伤——才有资格寻求治疗。
美国人认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是病患看起来出现了幻听，它经常是和精神失调同时出现的。当我采访有幻听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时，他们很清楚，出现幻听就意味着你疯了。人类学家已经证明，在其他国家，人们更倾向于把不当行为，而非幻听，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他们还认为，听到并不存在的声音并不总代表着疯狂。几年前，我在南印度见到一个女人，以标准评估，她时常出现的幻听症状已经说明她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不管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父亲，都没有在提到她的幻听时表示出担心。他们认为，她的问题是有时会大喊大叫。
皮克斯(Pixar)的新电影《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讲述了一个11岁女孩的故事，她因为父亲加入位于旧金山的一家创业公司而被迫搬到美国另一端。莱莉(Riley)离开了自己喜爱的冰球队。她的新家看起来又拥挤又丑陋。她感到孤独，于是决定逃回到明尼苏达州。
《头脑特工队》从她的思维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电影中，五种情感（恐惧、喜悦、悲伤、厌恶和愤怒）坐在名副其实的“总部”（headquarter，字面意思为“头所在的区域”。——译注）控制室里。这些情感决定着莱莉的行动。当父亲坚持要她吃花椰菜时，愤怒就会牢牢掌握掌控所有情绪。电影情节随着喜悦和悲伤之间的剧烈冲突（喜悦不想让悲伤触碰莱莉的记忆）而不断推进，这个过程中，二者意外地被排挤出控制室。它们从莱莉的头脑中消失了，在无意识和想象之地（两个地方都非常广阔无边）流浪，而愤怒则掌握了控制权（不是什么好事）。最终，喜悦发现了悲伤对于人类情感联结的重要性，莱莉也在旧金山创造了美好的新生活。电影结尾时，出现了一个改良后的、更加复杂的新控制面板，上面有一个标注着“青春期”的按钮。
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它也具有明显的美国特征。这部电影是基于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我们对它习以为常，但它实际上在文化上非常有特殊性，就像我们衣着方式一样。我不是说，这部电影描述的基本情感原理是错误的。情感似乎的确对人类组织思维至关重要。我是说，我们对于这种思维的想象有深厚的文化属性，它们会对我们体验思想和情感的方式产生影响。
不管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的严重焦虑，可能就是这种影响的后果之一。
T. M. 鲁尔曼是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也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