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生命最後的歷程
生命最後的歷程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次日起便開始了各式各樣的悼念活動，當然最明顯的就是天安門前紀念碑上數不勝數的花圈和花籃，特別是附在花圈上面寫下一語雙關的詩句，令人會意也令人興奮。北京長安街上向天安門走去的人們，一天比一天多，於是，當局很快便由上至下傳達了中央指示：不要去天安門廣場。父親當時雖然每天去紅醫站，但他每天總有個時間出去散步，等他散步回來，就會拿著他手抄的詩句給我和母親看。那時我也幾乎每天騎著自行車到天安門看熱鬧，“你也去天安門啦？”我有些驚訝地問他，父親微笑著不講話，母親囑咐他要小心。看得出來，父親當時雖然在家不說什麽，但對時局是很關心的。
同年夏天，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北京。那天凌晨，我被晃動的床板晃醒，依稀看到房間裡面所有能移動的東西都開始傾斜，馬上意識到地震了，跳下床跑到隔壁房間，叫醒父親和母親，讓他們起床到院子裡暫避，母親正帶著只有三歲的侄兒睡覺，我一把將這孩子抱起，大聲對耳聾的母親說明情況，攙扶她向門外走去。這時的父親已經起床，不慌不忙地坐在床上穿襪子，我急了，向他喊道“快走啊，還穿什麽襪子！”父親卻鎮定得令我驚訝“忙什麽，死生有命，天不是還沒塌下來嗎？”我顧不得跟他說了，抱著侄兒拖著母親跑到院子中央，父親過了一會，才走出房間跟我們站在一起。那時餘震未了，我們不敢貿然回房間，就那樣跟另外兩家街坊在露天的院子中站著、等著。那天晚上，嫂子剛好陪送一位病人到北京醫治，雖列車誤點，但畢竟她到了北京，小侄兒可以由她來照顧了。
北京是地震區，此前我們已經歷了不知多少次的地震，但這一次的地震非比尋常，尤其震後下的大雨更是令人不知所措：強震令牆倒屋塌，未倒的房子也變成危房，誰都不敢進屋睡覺；若露宿在外，卻無遮風擋雨的設備，特別是對我年老的父母親來說更感困難。當時的我幾乎成了我們家唯一的勞動力，又是對外聯絡人，我決定先給在外地的哥哥姐姐打了報平安的電報，然後決定將他們送到當年在大同的二姐處暫避。
須說明的是，自地震之後，北京人不論你住在胡同裡的居民大院，還是住在機關宿舍，一律都要搬出到附近大街上“安營結寨”，即：將自家的大床搬出，置於露天的柏油馬路上，四個床腳各捆綁一隻竹竿，然後用一張大塑料布覆蓋其上，全家人便在那床上吃喝及睡覺。北京當年幾乎所有的街道都擺滿了這樣的大床，魚鱗櫛比，一眼望去，蔚為大觀，嘆為觀止。公共汽車早已停駛，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對小孩子和年輕人來講，如此露營生活，真是樂不思返，但對老年人卻是苦不堪言，這也就是我為何千方百計將父母送到外地的緣由，起碼可以避免風餐夜宿，暫避一時。
當時離京赴外地的火車票可以說一票難求，我托熟人、走後門，千方百計終於弄到三張票，十天後，我們離開北京到山西大同。怎知大同居住環境窄小，以致引起二姐夫的不快，甚至爭執，三天後我帶著父親買票又回到北京，跟父親商量後，我們決定南下廣州。一來為躲避地震帶來的種種不便，二來父親多年（近二十年）未到廣州，趁此機會南下，探訪親朋好友。一周後我們搭上了直達廣州的列車，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跟父親一起南下旅行。
父親那次在廣州見了不少親戚和老朋友、老同學，聊起這二十年來各自的經歷，都不盡唏噓。其實，父親在這些人裡面受到的挫折最大，迫害最深，而當年父親剛大學畢業，英姿勃發，一心想以醫學救國，攜母親一同在上海創業，不論是肺病醫院還是防癆協會都有他不可埋沒的功勞，這些事，廣州的老同學們都早已聞之，誰想到五十年代為支援首都建設，全家由上海移居北京後，噩運便開始，直至父親年逾花甲，卻不知這個叫“戶口”的東西，將父親的尊嚴掃地，卻仍不知何時得以解決。
那一年父親借住在他的老同學姚醫生家裡，我則住在一親戚處，姚醫生與父親幾十年未見，有聊不完的話題。父親本身是廣東人，離鄉背井幾十年，此次因地震之故南下，令父親有意料之外的欣喜，既可享受久違的粵式飲茶、潮汕美食，又可重溫年輕時代在廣州求學的時光，我看到父親露出許多年來難得一見的笑容。
大約兩個禮拜之後的9月9日，收音機裡響起了中共慣常用的哀樂，那一年中共死了好幾個大人物，這哀樂我們好像也聽慣了，這次又是誰呢？播音員以沉重的語調宣布：毛澤東主席去世。初聽此訊，我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連忙問在廣州長住的表姐這是否真切，表姐跟舅媽不無興奮地說道“係呀，阿爺瓜咗”。那時我尚不諳粵語，但這幾個字我聽懂了。廣東人甚有幽默感，很早便稱毛澤東為阿爺，說其褒義或貶義皆可；“瓜”乃稱某人“死掉”之謂，但含有極大成分的戲虐感。這也成了我初學粵語的第一課：阿爺，瓜咗。
廣州地處南方，跟北京畢竟不同，毛死後這政局將會如何，廣州人彷彿絲毫不關心，該買菜買菜，該飲茶飲茶；北京人大概地處首都，政治敏感性甚強，小道消息不斷，不要說毛死，平時各種消息都會傳來傳去，可廣州人對千里之外發生的事情除了額手稱慶，劏雞宰魚地慶祝一番外，沒有任何更新的消息。我憑多年養成的敏感性，感覺老毛這一死肯定中央要出大事，甚至打內戰都有可能。可是父親依然十分享受廣州的生活，我決定隻身回京，讓老父暫時留在廣州，以後看情況而定。
後來的情況果然如我所料，毛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華國鋒和葉劍英聯手將四人幫揪出，父親此前已經由廣州回到北京，母親也回到北京，我們和幾位要好的朋友在家設宴，買了好多螃蟹，好好地慶賀了一番。當年北京人借吃螃蟹，喻示四人幫的橫行霸道。父親在席上壓低聲音說，其實四人幫若不是阿爺的扶持，他們能有那麼大的權力嗎？特別是江青，毛身邊的女人，可現在到處喊打倒四人幫，卻把阿爺當成神來拜，真是好笑啊。父親當時頭腦清晰，講話一語中的，我們在座的都笑起來。現在回憶起來，一年前父親從寬城退休回京定居以後，得知戶口問題因他的右派身份得不到解決，情緒一直低落，直到毛死，四人幫被揪出，再加上當年天安門前的悼周及至四五運動，才令父親重新有了笑容。
1976年9月毛死後，不久，地震警報解除，也因天氣漸冷，所有人准許回到自己的家，我們也就陸續從外地返回北京。得知我們回到北京，病人很快就來找父親針灸了，父親重又回到紅醫站，義務為病人醫病。同時，我家的客人也開始絡繹不絕，這是因為毛死及四人幫倒台，造成北京城裡難得的寬鬆氛圍，以前不敢走動的親戚朋友，現在開始相互拜訪了。印像中來的最勤的是張天民大夫，他是神經外科專家，曾任同仁醫院院長，後來又任宣武醫院院長，五十年代便與父親在民升醫院同事，並成為朋友。父親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被流放河北山區，張天民僥倖逃過此難，但出於自保，與父親已多年沒有交往。他們本來就是好朋友，既是同行，又有同好（照相、手錶、摩托車、唱片和美食），於是恢復了友情。張天民當年喜歡運動，經常和北京前市長萬里打網球，也因此常有一些內部新聞與父親同享，也成了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另一位老朋友名叫潘國定，是1950年國民黨兩航起義回歸中國大陸的飛機駕駛員，廣東人，他一來就跟父親講廣東話，可我當年一句都聽不懂。記得那年冬天，有一位身穿軍人長大衣的人敲響了我們的家門，我並不認識他，父親迎過去，看了他好一會兒，突然叫道“老潘，是你啊”，這之後他們便熱烈地用廣東話開始交談。原來的老潘身強體健、英姿颯爽，他本是四十年代從美國學習飛機駕駛歸國的，後來滿腔熱血的他，義無反顧地隨兩航駕機起義，投奔共產黨；可文革期間，老潘被紅衛兵揪鬥、批判，竟將這壯漢的肋骨打斷幾條，從此，老潘的身體每況愈下，連他的太太也受到牽連。難怪父親看到老潘，開始竟不能相認，父母都說潘幾乎變了另外一個人。這一次潘國定來拜訪父母，其實除了老友會面之外，還有事相求。潘的指定醫院是一部隊醫院，但潘對那裡的醫生完全失去信任，卻寧可花時間大老遠跑到我家（他住得很遠），向他以前民升醫院的老醫生（我的父母）求教。
還有一位女士，卓趙世平卓太太，她曾在聯合國辦事處工作，那年中美建交後，因她的一兒一女和兩個妹妹都在北京生活，她得以回國探親。五叔歐陽子祥1968年去世，他曾任中文翻譯科科長，與卓太同事。據卓太說，五叔很早便將我們的地址告訴了她，說若有朝一日她到北京，務必要找到我們。因此，這次她從美國紐約飛到北京探親，其中一件重要的事便是跟我們取得聯繫，也巧了，她的妹妹趙世燕（我稱她趙姨）的居所離我家不遠，騎自行車只需十分鐘，後來我和他們夫婦還成了忘年之交，那是後話了。
還有一位遠從河北寬城來的鄉親，時間久遠，姓名已不記得了，他來北京辦事，特意找到我們住的地方拜訪父親。那人一身農村打扮，肩上還背了個褡褳，一進院門口便高叫：歐陽大夫，歐陽大夫，我一聽馬上跑出屋門，父親也隨即走出來，兩人相見好像是久違的老朋友，互相問好，那人將隨手拎著的一個包袱交給父親，說“嚐嚐吧，都是咱們村里的好東西啊”。打開包袱，才知那裡面全是山貨，栗子、核桃、雞蛋、新茬玉米粉、白米，還有一隻帶著羽毛的野雞。之所以幾十年過去我仍然記得這一幕，就是因我家從來沒有來過這樣特殊的客人，對了，他還帶來了幾十斤全國糧票，那是父親在寬城每月應得的供應糧票，但那是河北地方糧票，北京不能用，那人特地換成全國糧票，趁到北京之際，親自交給父親。在那個時候，全國糧票價值不菲，父親在京沒有戶口（故也沒有糧票），所用糧票只能跟我們共用，這幾十斤全國糧票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大的幫助。由此可見，父親與當地人的關係非比一般，鄉親們也將父親當成他們自己家人一樣。那天，父親執意要留這位鄉親吃頓便飯，但他說什麽也不肯，坐了一會兒就走了。
在那段時間裡，除了以上這幾位朋友外，還有很多朋友（或病人）來訪，令善交朋友的父親情緒改善了很多，但我也發現他的帕金森症並未得到控制。父親時常手抖得連拿一杯水都吃力，這種抖動是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的，越是緊張，越是抖動得厲害。他自己也知道這窘況，便有意識地將手靠在一件固定的東西上面，比如桌面、椅背、門框或牆等，這樣一來，手的抖動便可以暫時受到控制。可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父親為病人針灸時，手及手臂都會停止抖動，完全不會影響他為病人進針和撚針的治療程序。這真的有如神助，我們都百思不得其解。
1977年，我們渡過相對平靜的一年，雖然父親的戶口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但他在紅醫站的名聲卻越來越大，除了我們相鄰胡同的鄰居找他醫治外，其他地方來的病人也越來越多，父親有時忙得中午飯都來不及回來吃，我們還要把飯菜裝在飯盒裡，給他送去，但父親樂此不疲。看得出來，父親已將此當作他的精神寄託。
另一方面，派出所的小喬對市公安局的批复文件不以為然，他曾來過我家多次，表示他並不認同市局的意見，他還是要盡力為父親爭取。對我們來說，這是第一次有公安系統的人，公開對我們的境遇表示同情，父母與我都感到意外驚喜。看到父親這樣年老有病，卻又每日在紅醫站針治病人，身為警察的小喬竟對曾為右派的父親產生了同情心，這讓我看到小喬內心尚未泯滅的人性光輝。七十年代的北京，沒有正式戶口是不可能在北京長期居住的，外地人來京探親，要報臨時戶口，但臨時戶口是不能居住長過一個月的，否則，便以黑戶口為名，將其驅逐出北京。然而父親這個特殊案例，在小喬的“庇護”下，竟無人騷擾，令我們平安度過。小喬還時常到我家來，“匯報”他最近如何為父親的戶口奔走的，申請文件到了哪一層領導等等。不能不說有幸碰到小喬這樣有良心的戶籍民警，真是我們的福氣。
儘管如此，父親的帕金森症卻有越來越惡化之相，除了手抖，講話也開始沙啞，連走路也受到影響，，兩腳有時就像蹭在地上移動一樣，走得很慢，這是因帕金森症影響四肢肌肉的緣故。我們叫他去醫院看病，父親就說，這個病目前是沒有對症的藥物和治療方法的，看了醫生也沒用。他說得這樣專業，我也一時不知說什麽才好。其實父親那時的心臟已開始出現問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幾個鄰居的孩子擠在我家看電視，突然父親指著自己的胸前說“哎，我的心臟突然不跳了”，我跟那些孩子們都嚇了一跳，無措地望著他，過了幾秒鐘後，他又笑嘻嘻地對我們說“哈，它又跳起來了”。其實，父親那時已經出現頻繁的心率早搏，但他自己卻毫不在乎，生性愛講笑的他還常以此開玩笑。
有天早上我起床之後，在客廳看到父親對著一盆花說話，我初以為他邊看花邊跟別人交談，待我看清客廳裡沒有別人，只有他一人的時候，我有點慌了，脫口問道，爸爸，你跟誰說話呢？他聽到我的話，轉過頭衝我笑笑，坐下又繼續看他的書了。我趕忙走到廚房，想跟母親說，無奈母親耳聾，我不想大聲對母親說，而讓父親聽到，便拿了張紙飛速寫下---父親出現自言自語症狀，母親一看，大驚，說一定要想辦法讓父親去醫院看病。
說服父親去看病，是件十分艱難的事情。他本身已經從醫四十年，況且一直作到院長，儘管受到中共的干預，他還是成為一名成功的針灸醫生。對他而言，只有他給病人看病的份，輪到他自己生病，不是自醫，便是放任不管，這也是幾乎所有作醫生的陋習。有次我勸他去醫院看醫生，做個心電圖，他說“心電圖只有在心臟發病的時候，才會有異常，不發病的時候，心電圖什麽顯示也不會出現”，這話當然說的有道理，所以他拒絕去。我們勸的次數多了，父親有天很認真地跟我講：
“你知道嗎，人有生老病死四個階段，我現在就是在第三個階段，等待第四個階段”。
我說：“你說的當然是人生的必經階段，但你為什麽不想把這第三階段延長一些呢？有病，治愈，這也是人生中的一場搏鬥啊”。
想不到父親的回答是這樣的“即使病癒，也還是避免不了到第四階段的，那又何必？況且我也根本不覺得這個世界有什麽可留戀的”。
這最後一句話，其實是父親多年以來的思想沉澱，從五十年代開始，共產黨一次又一次殘酷的政治運動都沒有放過他，父親的名譽和尊嚴也一次次地被人踩在腳下，他曾經絕望過，以致有過三次未曾成功的自殺經歷。在父親黯淡的人生觀裡，能夠為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滿足，對於他自己本人的健康狀況，他是全然不在乎的，他似乎做好了隨時離開這個世界的準備。聽了他的這句話，我一時為之語塞，我知道他這種悲觀思想生根已久，不是我這個做女兒的說一兩句話，便可以改變的。老實說，當年連我自己也多少有類似的悲觀意識，又何能勸服父親呢？
父親當年除患帕金森症外，還有心臟病、高血壓及哮喘病，那年他66歲，他當然很明白這些病症是須限制飲食的，母親也常常叫他注意，但父親並不理會，也從不戒口。當年北京物價較低，父親每月工資的一百二十多元，花在嘗試各種美食上還是綽綽有餘的，那時他不是請朋友一起去，便是拉著我陪他下館子，母親通常是不願去的，說那是浪費錢。我哥從外地回來探親，特地為父親烹飪，將豬肉肥油的那部分剔去，父親竟表現得十分不高興。我清楚地記得，父親還曾跟我說，以後你到香港，一定要去“食街”，我不懂什麽叫“食街”，他便跟我解釋：就是整條街全是各式各樣好吃的餐館。我當時確實想出國，但尚無頭緒，聽到父親這樣講，就沒好氣地說能不能出國還是問題呢。父親卻說，總有一天你會去香港的。那年是1977年，離我出國（1980年）還有三年的時間，直至今天，我都難以置信當時父親怎麽會講出那樣準確的預言。
1978年9月，中共擬出55號文件---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那是根據當年胡耀邦力主將全國所有錯劃右派予以改正的提議所制定的文件。我知道這一消息後，興高采烈地告訴了父親，並讓他盡快寫一份要求改正的申請。怎知父親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十分不屑地說：
“當年我並沒有承認是什麽右派，是他們（指中共）硬給我扣上的右派帽子，現在有文件了，他們應該主動來為我改正，我才不會去求他們。”
我不能不承認父親說的是對的，他向來不會彎下腰身去乞求任何他不屑於得到的東西。但這許多年來，因父親的右派問題，家裡每個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這個55號文件對我們來說無論怎樣都是一個轉機，我跟父親商量，由我來擬稿，他來過目、簽名，然後寄到給父親打成右派的空軍後勤部醫院。父親想了想，為了我們的前途，他答應了我的要求。如今三十幾年過去，我一直都記得父親對邪惡勢力的那種鄙夷不屑，他絕不像有些右派被改正之後，感恩戴德地感謝共產黨，父親不善於言辭，但面對原則問題的時候，他總是充滿了正義感的。作為他的女兒，我願繼承父親的這份坦蕩襟懷。
同年11月中，民警小喬帶來好消息，父親的戶口經過四年多的努力，終於有了正式的北京戶口，本來只有兩頁（母親和我）的戶口本，如今添加了新的一頁，我們雖然有如釋重負之感，但卻缺少那種興高采烈的心情，無論如何我們都由衷感謝小喬的努力和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