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阳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节俭惯了的我们每月从两人近80元的收入中省下10元放入银行，一年后有了我们人生的第一笔存款120元。因为我还在读研究生，没有孩子，我们决定用这笔钱去“看看世界”，于是有了1981年的黄山之行。
那时的黄山没有缆车。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 都靠双脚一阶阶攀登，一步步丈量。虽说已不年轻，但还是力壮期，加上下乡的历练，吃苦应不在话下。但黄山还是让我们敬畏。那陡峭而狭窄的山路，爬得我们汗流浃背，气喘如牛。卷起的裤脚，汗透的上衣，零乱而湿漉漉的头发，让我们自嘲象一对强盗和强盗婆。要命的是还不能停步歇息，因为就一条道，不少地方要是有上下行的人交错的话，双方还都要侧身避让，你要一停，后面的人就走不了，背不住招来大声埋怨。于是不管心脏怎样狂跳，嘴巴如何干苦，汗水如何涩了眼睛，都只能咬着牙，一步一步向上，再向上。其实爬山时我们已经轻了装，身上只背了一个水壶，和装了几只夹了咸菜的淡馒头的书包。我们的行李是由山里的挑山工帮我们挑上山的。每个行李（多数是旅行袋）从这一站挑到下一站要价五毛钱。也有自觉行李比较大或重的，会再加一两个馒头（在宾馆食堂买的）作为报酬，而挑山工也十分乐意接受（那时没有粮票的他们，就是有钱也难以买到粮食）。那些挑山工们，每人挑着十余件行李，那一担恐怕没有200斤也得远远超过100斤。他们一手扶担，一手拄棍，挥汗在陡峭的山路上跋涉。想着空手的我们爬山爬得如此艰辛狼狈，再看那些身负重担的挑山工，每每让我生出不忍之心。但是心里又明白，没有他们挑行李，我们是无论如何爬不上山去的。那一家子的挑山工就是在路上遇到的。
忘了是在哪段山路上遇到这一家子的。四个人。母亲和约摸十六七岁已经和母亲一样高的女儿走在前面，父亲带着个很矮小的男孩走在后面。他们并不是给游客挑行李的挑山工，而是给山上宾馆，疗养院，或是供销社挑物资的挑山工。他们挑的是木桶。也不知那些木桶是在哪里和做什么用的。大的木桶有两尺多高，差不多两尺直径，里面还套着一只中桶和一只小桶。一担六只桶，用大桶“耳朵”上串着的棕绳挂在扁担两头，那母女两个挑着，桶底离地不到一尺。我们在乡下挑过水，知道那一担桶的分量绝对不比一挑行李来得轻，何况还要攀登山路。同样的一手扶担，一手拄棍，母女俩默默无声地走在头里，偶尔拿起挂在脖子上的布巾抹一下头上的汗水。除了是两个女的挑山外，没有什么引起我们额外的注意。让我们注意并觉得奇怪的是那对父子。那个男孩看着才十三四岁，完全是棵还没有长伸展开的小树苗苗。虽然看上去不弱，但瘦小是肯定的。他的肩上是和他母亲及姐姐一样的一担六只桶。因为个子矮，桶底几乎擦着了地。看得出他在咬牙坚持：他的脸涨得通红，头上的汗瀑布四下也顾不上擦一下，额角和脖子上青筋暴起，每一步都更象是一种挣扎。但他还是一步一步往上攀登着，不停，也不说话。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他的父亲。不算强壮的他倒是挑了一付去除了外面的大桶的只有四只木桶的担子，看上去挺轻松地走在男孩的后面。我有点看不下去，恨恨地说，这父亲也太狠心了，让这么小的孩子挑大桶，自己挑小桶！没敢大声，让阳的眼色阻止了。但是这种反常的情况也引起了我们前后一些游客的注意和不满。有人窃窃私语，也有人大声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显然是想让那个父亲听见。由于山路狭窄，超行不便，我们就始终是和这一家子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地同行了挺长一段路，直到山间一片相对平坦开阔的地方，大家住脚暂歇。
直到这时，我才看清那对夫妇和女儿的衣服实在可以用“褴褛”两字形容，补丁摞补丁的，都看不出原来的布料和颜色了。只有那个男孩的衣服明显比父母姐姐的要好些，虽说也摞着补丁，但还看得出那是件前胸有个兜的蓝色“学生装”。父母姐姐的脚上都是草鞋，而他的脚上则是一双打过补丁的黄胶鞋。我坐在离男孩不远的地方，掏出带的馒头“点饥”时，顺手递了一个过去。那男孩非常腼腆地摇了下头就把脸转开了。他父亲见此好像对我，更像是对其他在此休息的游客说，我知道你们都对我有看法，怪我苦待了这个孩子。自己的儿子自己怎么会不心疼呢？你们恨我自己挑小桶，其实那是给他准备的。他要真挑不动了，我就会和他换挑子的！他看大家都不吱声，顿了下又说：我们山里人都莫得文化，这小子十五了，今年考上了高中，过了暑假就要去学校住读了。我特意带他来挑山，让他尝尝味道。让他知道，要是读书不下苦，那以后就得一辈子下这样的苦！那片小平坡上除了这一家四口外，连我们大约还有十来个游客，那父亲说完，四周突然鸦雀无声，大约每个人都在心里细想他那一番话吧。
不记得那一家子是在哪里和我们分道的，以后几天在山上也再没见到过他们。屈指算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当时的那棵“还没有长伸展开的小树苗苗”现在应该是个年近半百的大叔了。偶尔会忽发奇想：今天在文学城来去往返的网友中，会有当年在黄山上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个小兄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