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主要是小职员，小知识分子的为数众多的亲戚中，四姑丈可以说是个鹤立鸡群的“异类”。因为他没上过学，因为他打过仗，因为他是当官的。
四姑丈姓石，安徽定远人。出身农家，贫农。家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1938年，18岁的四姑丈投奔八路（还是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两年后，他已婚的二哥也投八路上了抗日战场，只是一去再没回来。到解放时，四姑丈已是正团级干部，带着一个团的铁道兵在西北修铁路。因为家贫而从未上过学的他，虽然参加部队的扫盲，勉强学会了读写，但无法胜任更加重要的工作。年长而单身的他经组织安排，娶了我响应党建设大西北的号召，离开江南的家乡在西安当托儿所保育员的四姑。四姑就跟着四姑丈去了更加遥远的西北。
1955年，四姑和四姑丈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弟鸿出生。鸿一周岁时，四姑和四姑丈带着鸿来上海探望住在我家的祖母，我第一次见到了四姑丈。虽尚年幼，我却已经知道四姑丈长得丑。实墩墩的个子，脖子粗而短，两只眼睛有点三角，看上去就有点凶相。主要的问题是他是个秃子，头上无毛，所以不管屋里屋外总爱带着他的军帽。但鸿却是个长得白净清秀的男孩，很讨人喜欢。四姑丈和老丈母娘没什么话好说（互相也听不懂，寒暄几句还得我四姑当翻译），但和我父亲倒是一见如故，很聊得来。他自己没有文化，就特别喜欢象我父亲这样读过书的人。尤其听我四姑说了我父亲靠半工半读完成大学学业后，陆续把在乡下的弟妹都接到上海并资助他们上学，所以对我父亲又是感激又是崇拜，以致后来他一有事就来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
探亲回去后，四姑丈带着部队往更远的地方进发，四姑同往。因为部队施工都在荒野，这时四姑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在部队所属后勤单位工作的她实在没有条件照顾好鸿，就把鸿送到后方城市里的部队托儿所全托。某天夜里，四姑丈突然接到上级转来的电话，说鸿在托儿所出了事。等心急如焚的四姑和四姑丈驱车十几小时赶到那里时，三岁的鸿已然逝去。原来那天白天鸿在托儿所玩耍时，被一个小朋友推了一跤。据阿姨说，当时未见任何异常。到夜里睡觉时才发现他脸青嘴紫，呼吸急促。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脊受损，已告不治。受爱子意外丧生的打击，四姑骤然病倒，我的大表妹幼也提前来到人世。自己同样深受打击的四姑丈实在无法兼顾工作与家里，弄得焦头烂额，遂向部队提出了转业。
根据他的要求，四姑丈转业后被分配到浙江天目山区附近的一家专门饲养进口种畜的大型种畜场当了场长。因为回到家乡，加之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一心盼着再生个儿子的四姑身体也有所恢复。只是这时三年大饥荒已经拉开了帷幕。为响应党的号召，减轻党的负担，四姑丈动员四姑主动辞去工作，回家当了家庭主妇。从部队到地方，从供给制到工薪制，从两个人工作到一个人工作，四姑丈的“新”家家徒四壁，又没有足够的钱添置一应家具和生活用品。我父亲知道后，想起浙江老家还留有一些家具，自从他把我祖母接到上海后就不再有人使用，就和代管的亲戚联系，让四姑丈自己去取用。四姑丈派了辆卡车，把已然破旧的桌椅板凳床柜拉了一卡车回去，高兴得逢人就说“我娶了个富老婆啊！”
1960年，小表妹桥出生不久，四姑丈收到他二哥的女儿萍从家乡寄来的求救信。信中说家乡缺粮，已经开始死人。而且上面严密封锁，不允许灾民离乡逃荒，也不许写信向外求救。萍作为抗战烈士的女儿，在蚌埠读中专，才悄悄寄出了此信。等四姑丈紧赶慢赶赶回家乡，他始终单身的大哥和他的二嫂，即萍的母亲已然饿死。他的五弟一家也全家饿死。四弟家的弟媳饿得受不了，扔下丈夫子女偷偷离去，从此没有下落。四弟和两个孩子饿死，只有一个五岁的侄子昌还活着。看着和鸿同岁的饿得几乎没了气息的昌，四姑丈欲哭无泪。他背着根本无法走路的昌离开家乡。有村里干部要拦，四姑丈摆出军人的架势吓退了拦者，强行把昌带了出来。
四姑丈带着萍和昌先到上海，给他们做身体检查。十九岁的萍长得很瘦小，脸色青黄。但据说因为在学校还能吃到一些东西，所以除了已经很久没有例假外看着还可以。昌的样子就很可怕了。头大肚子大，脖子和四肢极细，完全就像现在照片里看到的非洲饥民的小孩。我们家本也缺粮，看着这样两个孩子，我妈尽其所能煮了一大锅稠稠的白米粥。萍很懂事，吃了一碗便不肯再吃，几经推让才又添了半碗。据我妈说，昌看到白粥，原本无神的眼睛突然放光，就像狼见到吃食一样。他紧紧地把着碗埋着头拼命往嘴里舀粥，好像别人要和他抢一样。我妈悄悄和四姑丈说，孩子饿太久了，一下吃太多要出事的。昌吃完一碗还想要，因大人不给而大哭的景象我仍然记得。
萍和昌都成了孤儿，四姑丈只能代兄弟尽父亲之责，收养了他们。萍在灾后返回蚌埠，完成学业后参加了工作，而昌就此代替鸿成了四姑丈家的家庭成员。这时因为没有了四姑的那一份工资，又多了两个孩子，尤其是62年四姑终于又生下一个儿子后，四姑丈一人的工资要养七口人，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在鸿死后，四姑本来身体就不好，现在要照顾四姑丈还要抚养四个年幼的小孩。住在乡下地方，生活不便，家务繁重，手头拮据，所以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几年后，文革开始。四姑丈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农场职工揪出来批斗，四姑也被揪去陪斗。要不是四姑丈出身贫农，又有个烈士二哥，情况说不定更糟。知道我父亲也在挨斗，四姑和四姑丈一直没有把他们的情况告诉我父母。当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我和几个要好同学一起报名去黑龙江兵团，同学走了，我却因政审通不过而被刷了下来。极其沮丧之时，我给四姑写了封信，问能否到他们农场去。直到这时，四姑才回信告诉我们四姑丈早已被靠边失去了权力，实在无法帮我在他们农场安顿下来。后来我去了黑龙江插队，就有很长时间未再听到四姑和四姑丈的消息。
1977年我回到上海进入大学不久，传来消息说四姑被确证骨癌末期，已经不久于人世。听说她在医院病床上除了惨声叫痛之外一直喊着“大哥，大嫂”后，我父母立即启程赶去浙江乡下的农场所在地。见到我父母后没有多久，四姑与世长辞，终年51岁。我母亲去到四姑丈家里帮他安顿没了家庭主妇的日子，说是看到的实在不象一个参加革命四十年的老革命的家，杂乱，破旧，凄惶。当时大表妹幼19岁，小表妹桥17岁，最大的昌去了外地当兵，家里还有被宠坏的小表弟明，15岁。虽然恢复了高考，但三个在乡下长大，在乡村学校上学的孩子，并没有那个实力去参与竞争。那时明正好要考高中，我父亲就让我母亲把他带到上海，让我和上高中的小弟给他补课。这个从小受到父母兄姐宠溺的“齐天大圣”在我们家一样无法无天。不过多少补进了一些东西，回去后考上了高中，但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让四姑丈托关系送去当兵了。
四姑过世后，还不到六十的四姑丈迅速衰老。上级顾念他多年辛劳，现又丧偶，就把他调离种畜场，安排到省农业局挂了个闲职直到离休。一直到这时他才带着子女搬入大城市杭州居住。大表妹后来顶替他在农业局工作；小表妹考上师范，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师；昌复员后也在杭州安排了工作。记得那年暑假快结束时四姑丈来我家接明回家。他和我父亲聊天，聊着聊着哭了起来，说，大哥，我对不起静（我四姑的名字）啊！她跟着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啊！后来不知怎么说到“解放全人类”，他说，什么解放全人类啊！我连我自己的家人都没能解放啊！……语中的痛楚，让在旁耳闻的我顿感鼻酸。
四姑丈逝于九十年代初，活到七十几岁。他过世数年后，有两个台湾来的青年男女辗转找到萍的家里。原来四姑丈的二哥，也就是萍的父亲当年并未牺牲，却不知怎么成了国民党的兵，还去了台湾。他在台湾另行成家，但告诉妻子自己在老家娶有妻子，还有不知男女的孩子（他离家时萍尚未出生）。他临终前吩咐他的一双儿女一定要回大陆找到他们同父异母的哥哥或者姐姐，并给以补偿。等找到萍时，那对儿女的母亲也已经去世，但他们遵从父亲遗愿一定要请萍全家和萍的堂兄弟姐妹们一起去台湾游览了一次。我妈知道后说，还好当年四姑丈并不知道他的二哥去了台湾，不然按他的性子肯定会向党老实交代。而交代了以后，文革中有个在台湾的亲哥哥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就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