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
很多人想不通，二战时小日本没事跑去偷袭珍珠港干吗？根本是自寻死路，不然中国日后的命运还真的很难说。有人觉得推动日本做出此等蠢行的原因是石油，当时日本生产的石油大概只能满足自身5%的需要，超过90%要从美国进口。那头美国一断油，日本的战略储备仅够支持一年半，穷途末路，只能豪赌一把，看看能否出奇不意，一击打垮美国。
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是日本在明知会触怒美国的情况下仍去攻击南部的法属印度支那，这才换来了禁油的处罚，本来是根本不该有这么一茬事儿的。有些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在很久以前，某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因素决定好的。日本败亡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877年。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时叛乱四起，议会制再过两年就要实行。当时叛乱虽被平息，保守派却担心乱党的余孽不用拳头说话而改用嘴说话，到时候他们进了议会，人模狗样的做了官，还不知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
被称为日本近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抓住这个机会，大肆鼓吹“军队统帅权”，要让军队“直接效命于天皇”，以免被乱党利用。所谓“军队统帅权”，就是说军队完全不受政府控制，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你听命于天皇，我也听命于天皇，谁也不比谁大。有些日本学者指出，这个“统帅权”说白了就是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完全不受管制。事实上也是如此，天皇只是个象征性的人物，偶尔才发句话，整个日本军队实际上是受山县有朋个人控制。而到了二战时期，表面上军队和政府是平行的，但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军队其实完全压倒了政府。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现任武官制”，即内阁陆军、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这成了二战时日本军队挟持政府的一大法宝，出了什么事就不给内阁派人，少了两个大臣，这内阁还怎么玩？但这并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因素仍在于上面那个“特殊原因”。1913年，“现任武官制”被内阁废除，到1936年，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军部的压力下，不得不又恢复了“现任武官制”。
山県有朋 Yamagata Aritomo, 1838 – 1922 (网图)
这么荒唐的政策，照理来说是不该实行的。但当时的内阁出于对叛党的恐惧，再加上“直接效命于天皇”这一条确实“听起来很美”，似乎并无不妥，于是便饮鸩止渴，把整个军队的控制权交给了山县有朋。山县有朋这发迹之路，倒是跟希特勒有几分相似。不过他没希特勒那么远大的抱负，坐拥军权，坏事确实干了不少，可没能干出什么太了不起的坏事，所以倒也没人当回事。直到五六十年后，这个小小的制度才体现出无穷无尽的恶果，这时的日本政府想再夺回山县继任者们的权力，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自“统帅权”确立以后，日军参谋总局便连升N级，一下成了和内阁平行的天皇直属机构，负责处理军中全部事务。山县有朋自然是第一任参谋总长，但搞笑的是日本并没有像样的参谋。就这样，日本从德国拉来一个梅克尔少将，陆军大学校正式开张，里面招收的都是精英级的学生，往往是从小就进入陆军幼校，一路过关斩将，才有资格进入这所大学。成绩前六名的学生可获得天皇御赐配刀，因此也叫“军刀组”，毕业后可说是前途无量。
这学校出来的学生，军事素质无可挑剔，但他们却有个致命的弱点：从小封闭在军校里，和外界毫无接触，对真实的日本社会缺乏了解。普通的民众在想什么，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军事精英们根本就搞不清楚。结果，他们纷纷闭门造车出了自己的社会理论，并且一相情愿的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整个社会，而这些军人可没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或是什么深奥的哲学思考，他们拥有的完全是军人的逻辑，粗暴而简单，我们姑且称这批人为日本粪青好了。就是这样一批人，其权力却可以不受政府的制约，后果自是可想而知。
那么这些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们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呢？说起来也好笑，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这句话在中国可以说是人人都听过，人人都学过，而且人人都深信不疑，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1886年，四艘令人生畏的战舰驶入长崎港，上面的外国水兵一下船，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妓院。5名外国水兵在妓院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却发现有些日本人可以直进直出。受到这样的差别待遇，外国水兵们火冒三丈，把妓院给砸了个精光。日本警察立即出动，逮捕了这5名水兵，不料军舰上竟冲出450多人，直扑警察局而去，而舰上的12寸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这下日本可没脾气了，面对外国的坚船利炮，只能乖乖的放人，还要道歉赔偿。
看，日本其实和中国一样，也有一段屈辱的历史。不过，在这则故事里欺负日本的“外国”，可不是英国或者美国。进入长崎港的舰队，乃是我大清国的北洋水师，而这段日本人人皆知的往事，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可是只字不提的。
当然，其它列强也没少在日本分一点羹。在屈辱之中默念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六字真言，日本人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崛起之路。这时，大清国正忙着替老太后祝寿，修着奢华无比的颐和园。
就这样，短短的8年后，一次胆大的冒险，日本消灭了装备水平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这不就说明日本海军已经达到世界第四的水平了吗？1905年，日本险胜俄罗斯，虽然这场战争中他们所获得的回报远远小于支出，但先后击败亚洲的老大与白种人中的翘楚，日本人可是扬眉吐气，他们心中高喊着一句话：
大和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爱国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日本人民空前自豪，腰板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收复了台湾，或是中国击败了美国——或者回忆一下普通中国人对新中国建国和抗美援朝的感受。当时的日本人，就是那种心情。当然，最爽的还是军部那些人，军人的威望是如日中天。
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的结果又给军部泼了一头冷水。日军的老师——德国，居然输掉了！
这是第一次世界级规模的战争，也给日本敲响了警钟。看看中国的古代史吧，在不断争战后终于一统，日本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天然防护才没有被他国吞并。而科技的发展已经消除了这道屏障，按照历史经验，现在似乎该产生一个世界霸主了。日本没有参与一战，没有获得战争经验，可以说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日军的老师在这场战斗里居然还是败者。
正所谓笨鸟先飞，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派了一小批军官来到德国研究学习。他们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日本士兵的单兵素质和小集团作战能力在二战时可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很多战术动作都是日本首创，正是因为日本吸收了德国一战时的各种经验教训。日本把整个德国的战法都吃透了——这意味着国民党军队也被他们吃透了，因为蒋介石替中国军队请的老师也来自德国。
不过，这些穷兵黩武的家伙更欣赏的是希特勒的总体战思想。一切向战时状态转轨，时刻准备着迎接战争——这帮日本粪青几乎就不知道该怎么和别国和平共处，不懂怎么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也许他们并不热爱战争，但战争是他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手段。在这些人眼中，这个世界只有弱肉强食是不变的真理，与其落后接着挨打，不如强大起来先去打别人，没有强大的军队，谁来保障民众的生活？虽然日本政府也总想用温和点的方式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可他们是拿军部那些人毫无办法的。
也有一些其它因素。经历短暂的风光之后，日本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接下来便是1920年的大裁军——当然，军队是不会自己裁自己的。这时军费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裁军是由政府提出的，现任武官制还没恢复，那个“特殊原因”也未能发挥作用。军人由民族英雄沦为民众眼里只吃闲饭不干活的人，这当中的心理反差自是可以想见，于是他们便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日本倒也不是跟一战完全没有瓜葛了。这时日本和英国还有盟约，英国便要日本赶紧来欧洲助拳。日本可不管什么兄弟义气，去欧洲打仗，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但英国怎么说也是当时的世界老大，不便得罪，何况日本也确实该打打仗了，军部的人眼珠一转，得，咱去打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吧！那时德国在欧洲搞得焦头烂额，哪有空管亚洲的事情，驻扎在中国的德军就这么被日军给剿了，这么一来日本又战胜了自己的老师，国民心理又严重膨胀了一回。不过打跑了德国人，日本可没把土地还给中国，而是大咧咧的占了胶东半岛。这可把英国气得不行，搞了半天，自己的盟友就是这么个浑水摸鱼的货色。
这时，英国的亲密战友美国出面了，开了个华盛顿会议，和各列强们重新瓜分了这个世界。美国处理问题的思路很简单：世界需要秩序。以前抢的就既往不咎了，以后大家都不要打仗了，好好过日子吧，一战的残酷大家都见识过了，想必大家都不想再来一次吧？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毕竟和美国是一脉同源，对美国的想法很是赞赏。日本可不高兴了，英美居然逼着日本把顺手牵来的胶东半岛还给中国，本来日本人就不了解西方的价值观，于是军部粪青们又开始套用自己的社会理论解释这一切了：什么世界和平，全是幌子，说白了都是利益，就是你英美已经抢够了，现在怕我崛起，不让我也抢一点。你抢得，我就抢不得？
不高兴归不高兴，英国美国那是日本惹得起的吗？没办法，老老实实听话吧。这下日本民众又不高兴了，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秩序，只知道列强们以前欺负过日本，而且全世界的列强都在抢地皮。现在日本好不容易出头了，到手的殖民地还得还给中国，这算怎么回事？于是，英美这些国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立刻跌了一个档次。
要说美国也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抢过中国一寸土地的列强，还三番五次的帮助中国，甚至有救命之恩，可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档次也不怎么高。在我们看来，说白了那都是利益，列强们都害怕中国崛起。胶东半岛和华盛顿会议的历史，咱们教科书上是从来不提的，也没几个中国人搞得清是怎么回事。
日本人有了种紧迫感。大家隐约觉得，与列强们似乎迟早将有一战。也就在此时，天才粪青石原莞尔（满洲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最终战理论”横空出世。
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 , 1889 – 1949）。1920年被派到驻汉口的华中派遣队司令部时,曾假扮中国平民甚至码头装卸苦力考察中国各地后的结论：“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若外国入侵，民众不会支持政府。”（网图）
粪青怎么能算天才呢？石原这家伙是非常聪明的，他读陆军大学时，人人苦战三更半，这家伙却整天到处晃悠，最后居然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据说是得罪了教官，不然的话就是首席毕业生，可以直接在天皇面前演讲了。其实一个人成长时多多少少会在某个年龄段粪青一把，石原就曾经粪过，而且还算粪青里特别成功的那类。后来他发现做粪青实在没前途，而且再粪下去日本就要完蛋了，于是苦口婆心的劝周围人赶紧脱粪。可惜为时已晚，多少日本粪青都沿着和这位天才相同的道路向前粪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所谓的“最终战理论”，就是东西方之间迟早要有一战。在日本抱有这个想法的人非常之多，毕竟东西方文明之间有很多隔阂，肤色都不一样，有些地方相互不理解，再加上大家过去又有不少过节，有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人的想法是中日等国应该联合起来抗击欧美，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时日本不少人受泛亚洲主义薰陶，很多人倾家荡产的支持中国辛亥革命。可革命革到最后，中国又不见什么起色，这些亚洲主义者失望之下，决心自己单干。石原就是曾倾尽家财助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其中一人，1911年，石原在听到了孙文在辛亥革命中胜利的消息后向部下说明了此次革命的意义，后来一起鸣枪高呼“支那革命万岁”。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妄图颠覆大清国，破坏社会和谐，随意了。
怎么干呢？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国土纵深太小，根本无法进行一场现代战争。他也明确提出了解决方法：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州国。
这理论简直太合日本人民的胃口了。这时日本人体内早就打满了国仇家恨的鸡血，觉得日本该干点什么了。关东军的人更是蠢蠢欲动，早在最终战理论出现前一年就擅作主张，搞了个皇姑屯事件，想夺取满蒙地区。这起事件也能反映出日本当时的形势，昭和天皇裕仁一听日本陆军在中国杀了人家的大元帅，搞出两国重大外交危机来了，顿时暴跳如雷，要首相田中义一彻查真相。田中义一早就知道是谁搞的鬼，拍着胸脯对昭和天皇说没问题，肯定把主谋抓起来。谁知军部的人说了——没这回事，不是我们日本陆军干的！这下田中傻眼了，他没想到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军部从上到下集体达成了共识。他明知道主谋是谁，可人家陆军不让他管，按照规定，他堂堂一个首相就是没法管。
田中义一没脾气了，只好又对昭和天皇说，弄错了，不是日本陆军，是中国人自己干的。昭和天皇暴怒，你忽悠人呢，当我搞不清怎么回事？田中既得罪不起军部，又得罪不起天皇，无奈，辞职，闪人，过了两个月就病死了，据说成了史上唯一被天皇吓死的日本首相。至于皇姑屯事件的凶手，自是安然无恙。昭和天皇明知道这个人是谁，气归气，想管也管不了，人家从上到下全都护着，天皇总不能跟整个军队作对吧？
但皇姑屯事件并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弄出个东北易帜，张学良这小子倒出息了一回，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再抢那就是跟国民政府蒋介石开战了。日本关东军虽然嚣张，这时还只敢偷偷摸摸的搞破坏，这么大的事，总得掂量掂量啊。
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可日本关东军并没死心。石原莞尔“最终战理论”的出现，一下把夺取满蒙的合理性上升到了历史必然的高度，为整个侵略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那可真像是中国那批草寇遇到了马克思主义一样，可谓恰逢其时。没错，满蒙就是我们的生命线，那时的日本报纸，天天都在鼓吹这个理论。石原莞尔一下成了日本国宝，军部的人对他尤其景仰，石原一下便募集到不少粉丝。
但民众和军人是不同的。民众都知道满蒙很重要，可是满蒙现在是中国的地盘啊，要怎么抢呢？这就跟中国粪青老惦记着打台湾，都知道台湾很重要，是咱的缓冲区，可就是不打，你有什么办法？无非也就是图个嘴瘾，抒发一下工作学习中的不满。
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关东军粪青就不同了。日本粪青与中国粪青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日本军部可是准备来真的了。
但说实话，九一八事变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东北军不仅人数是日本关东军的四倍，而且武器装备也比日军精良，配备了当时极为少见的捷克冲锋枪。东北军有几十架飞机，日本关东军什么都没有，也就是人员素质比对方强而已，可面对巨大的装备差距，素质能当饭吃吗？换句话说，双方真打起来，日本的赢面实在太小了。石原莞尔也清楚这一点，对他来说这就是豪赌了，看看能不能打个出奇不意什么的，得到点意外惊喜，倒有点像偷袭珍珠港了。
石原虽然是违反军令在行动，可也不打算瞒着军部，反而是大张旗鼓的在筹备各项工作。可军部的人也不管他，都知道那是日军的天才准备完成振兴皇国的伟大事业了，心里都是向着他的。就连在朝鲜的日军居然都偷偷越过国界，跑到满州来帮忙了！说日军军纪严明，好象又不是那么回事，只要你打个爱国的旗号，干什么都行。实际上日本军部也是有派人来阻止石原的，但只是走走过场，参謀本部第1部長建川美次从日本出发，不坐飞机坐轮船，到了朝鲜又坐火车，一路磨洋工，九月十八号傍晚才到东北，发现关东军上下都有大动作，明显是打算在今天起事了，于是喝了两杯酒，就一直醉到了第二天早上！
那这么大的行动失败了怎么办？这对关东军那些擅自行动的军官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第一有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驱使，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无可指摘；第二政府那边再怎么叫也动不了他们，有什么事大家内部通报一声，按家法处理处理就行了。正因此，这类事件在整个日军的二战史上可说是层出不穷，最终埋葬了日本帝国。
石原搞了这么大动作，张学良可是毫无察觉，还忙着花天酒地，什么准备都没做。但石原还是怕的，赌局太大了啊！9月15号，几位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开了个会议，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拿起一支铅笔立在桌上：手松开，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了！结果这铅笔还就朝右边倒下去了。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伙回家？这时任张学良东北军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助理的今田新太郎跳起来：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几个人一听这话，马上热血沸腾，事情也就这么定下了。其实石原的计划还是比较缜密的，就是瞄准对方的心脏，趁夜直取沈阳奉军指挥部，让东北军群龙无首，同时阻断各交通要道，剩下的再各个击破，最后占领全东北。但是能不能成功，他自己心里也没底，谁知左算右算，就是没算到自己的狗屎运居然那么好，张学良压根就没抵抗！等东京来的建川美次从酒桌上爬起来时，整个东北已经江山易手，东北军那精良的武器，就统统被日本关东军给拿走了。
至于张学良为什么放弃抵抗呢？长久以来我们宣传说是蒋介石下的令，但后来证明并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了解的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鸦片公子的智商倒确实不大敢恭维，这个就不细说了。
这下日本可炸开锅了。九一八奇迹一般的胜利震撼了两批人。
第一批是平民百姓。大家都是每天从报纸广播里学习最终战理论的，都知道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结果一觉睡醒，我们的皇军就把满州给拿下了！想想看，假如你明天睡醒时，中国已经成功收复台湾了，你会是什么心情？
第二批是一些还清醒的政府官员，例如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此人是昭和天皇倚重的老臣，也是孙中山的密友，他强力主张要把满州还给中国。但对老百姓来说，满州可是日本的生命啊，我们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怎么能再拱手让人？犬养毅这老贼如此主张，置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于何处？于是，当时的主流舆论直斥犬养毅是“非国民”，换成中文就是“卖国贼”或者“日奸”。前面也说过了，日本粪青动口更敢动手，1932年5月15日，少壮派军人对犬养毅的官邸发动袭击，一枪毙了这该死的日奸！
其实杀不杀犬养毅是件无所谓的事，因为政府根本就管不了军部吗。这些少壮派军人，完全是出于对日奸团体的憎恶才动了手，这也就是刚开头说的那个日本军部之所以能完全压倒政府的“特殊原因”。其实日本政府里不乏清醒之士，但是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不太清醒，谁敢说几句与“国家利益”不符的话，马上就会被斥为日奸。更可怕的是军部时不时派几个人来暗杀一把，谁还敢再提意见了？这些少数人的声音被压制后，日本的主流民意也显得更加疯狂了。一个听不得反对意见的民族，哪有不灭亡的可能？
昭和天皇简直要气炸了。军部的人居然说刺客是出于爱国情感，情有可原，罪不至死。天皇可不干，一定要弄死凶手。弄死就弄死吧，可在日本人眼里，五一五事件的刺客简直就是民族英雄，为国家利益而冤死，杀了他一个，还有后来人！问题的源头未能解决，民众依然粪青，军部依然无法无天，而且自此以后便完全操纵了政界，原因无它，政客已经混不下去了，无论是军部还是社会，已经没有人再支持他们的“卖国言论”了，乱说话的人，连小命都保不住！
当然，不光是日本政界，整个国际社会都反对日本。当时的国联就跟现在的联合国差不多，43个国家开会一讨论，弄了个42：1的表决出来，除了日本自己，剩下的国家都要求日本归还满州给中国。日本人那个恨啊，岂有此理，全世界都在跟我们作对！西方的无知偏见！好在，这一回胶东半岛的悲剧没有重演，继石原莞尔之后的第二个民族英雄诞生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得知投票结果后走上主席台，向全世界宣布：
日本从此以后退出国联！
当全世界投来鄙视的目光，在媒体上对日本口诛笔伐时，日本民众却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他们伟大的外交英雄凯旋归来。
对中日间历史较熟的人会想起一个人物，币原喜重郎。此人引导的外交政策被称作“币原外交”，其主旨就是尊重中国，联合英美，和全世界搞好关系。如此和谐的外交政策，却被军部批为软弱无能。九一八事件时，币原喜重郎仍是日本外相，面对国内将满州据为己有的呼声，“币原外交”显然不再适用，币原喜重郎被逼辞职，这才给了松冈洋右一次“日本可以说不”的机会。
这样一来，满州国便是日本的地盘了。石原莞尔的行动便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打算。他虽然参与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但他认为日本应该滿足於滿洲国的勢力范围、不应全面侵略中国，以免与英美为敌、让苏联漁翁得利。可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小石原莞尔，正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呢。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此罢手，之后会怎样？
换作今天的话美国会带着一票小弟去收拾日本，但那时的美国还没干起世界警察这一行，国联是不会为了中国去打仗的。东北拥有丰富的工业原材料，在日本的统治下满州国的GDP几乎和日本本土相当。而且东北还有日本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石油，只不过日本忙着打仗，一直没能勘探到。假如后来日本没来打中国关内，自不会陷入战争的泥潭，在东北好好经营几年，纵深有了，工业有了，石油有了，要什么有什么了。而蒋介石在羽翼丰满以前是不敢跟日本交火的，民国在进步，日本同样在进步。等二战打响，日本主动帮着打德国，以此和欧美和解，那国际地位不也有了？
这大概便是石原莞尔替日本设想的美好未来。现在要做的就是平息蒋介石的怒气，可是，日本粪青们坚决不干。
石原这批前辈可是替日本立下了赫赫功勋，自己也捞着了不少好处，那我们这些后辈该干吗呢？新版“最终战争论”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出现：本土需要满州做缓冲，那满州呢？需要华北做缓冲。华北又需要华南做缓冲……总之，我们日本需要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1931年到1937年这段期间，各种事变层出不穷，其中没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主使的，全是日本爱国粪青的自发行为。相反，日本政府是反对和中国开战的，只是面对汹涌的舆论和时刻可能被暗杀的风险，就连天皇也阻止不了军部的狂人们了。
可是，小粪青们的水平远不如石原莞尔高，经常把情况弄得一团糟。这其中最经典的事件，大概要算1936年的绥远事变（1936年11月23日，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之间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争，收复百灵届－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粉碎了日军侵吞绥远的阴谋）。石原莞尔曾预言，日军再这么搞下去，迟早会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潭。同样是这位天才说的话，爱国粪青们只听得进好话，却听不进坏话，当初“最终战理论”被捧上九霄云阁，这“泥潭论”却是无人问津。绥远事变时石原莞尔亲自前去阻止主谋武藤章，对方却不以为然的说：“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这话大概会让石原莞尔刻骨铭心。石原的军阶倒是比武藤章高得多，可是日军早就养成不听上级命令的风气，要知道，石原莞尔也是自作主张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时再去阻止别人，反倒像是怀着小人之心，怕后辈的前途超过自己。后来石原莞尔老是给进攻中国泼冷水，在那里唱衰日本，日本人越看他倒越像日奸了，武藤章干脆联合其它粪青，把他踢出中央军部，换了个虚职。可以说，石原莞尔是真正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我们会发现日军有个特色：
小规模作战奇狠无比，单兵能力和战术水平无可挑剔，可放到大战略上，就是一群无头的苍蝇。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日军却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或者说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大家胡搞一气，闯了祸自己也不用负责，我们总说日本侵华是蓄谋已久，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如果真把整个日军的行动都归结为政府的指挥，那日本政府真可以说是鼠目寸光了。俗话说，发动战争前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战争将在何时结束，可那些军部参谋即使制定好战争结束的计划表，也没法将其付诸现实，当情况变得无法收拾，整个日本都被逼上梁山时，做出“偷袭珍珠港”之类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换句话说，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可说前途无量，结果却葬送在了那些号称自己最爱国家的人手里。不过，之后的日本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作为日军侵华这出大戏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怎么说也该算个甲级战犯吧？可是，这家伙最后根本没受到起诉，甚至于他主动要求审判，法庭居然也不鸟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也可笑，所谓的东京审判，跟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只是战争结束后的一场胜利者游戏，受审的都是得罪了美苏的人，得罪了中国的几乎没有。例如外长广田弘毅，此人倒真没犯过什么要以死谢罪的战争罪行，只是美国需要从政府抓个文官来顶包，真正的文官战犯近卫文麿却已经自杀了。事实上近卫文麿也未必就是坏人，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要是对日本二战历史稍有了解，便也知道此言不虚。所谓“和平运动家”，再讲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近卫文麿也不是自己想当首相，实在是没人敢当日本首相，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来的。东京审判时，西方诸国还没搞清一个道理：所谓日本首相，其实就是个整天受窝囊气的摆设而已。
近卫文麿1939年倒是和汪精卫搞了个“重光堂协议”，其核心思想是尽速解决中日战争，日本不要军事赔偿，中国维护自己主权，满州国归日本所有，日军在两年内撤出中国。汪精卫正是基于这个协议，认为这是中国在军事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实际上如果日本这个国家稍微正常那么一点点，中国是必会失去东北的，这点继续往下看就可明白。但是后来一帮军部粪青又折腾出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等于是把重光堂协议给废了，近卫文麿受不了军部的压力，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一年后实在找不出合适的首相人选了，这才在天皇的命令下组阁上任。汪精卫大概也没想到日本人的事居然是爱国粪青说了算而不是首相说了算，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卖国贼，于是哭着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而跟东条英机交恶的日军军官在东京审判中基本都能逃过一劫，石原莞尔就属此类。东条英机这家伙倒是个实实在在的笨蛋，他的军校成绩一塌糊涂，只是他爸曾是陆军大学校首席毕业生，这才让他沾了光，而且东条英机又给人感觉特爱国，恩正得很，完全是靠爱国爱到高位的。东条英机因为笨所以讨厌聪明人，石原莞尔则讨厌东条英机这样的笨蛋。他曾说：以东条的能力，最多当个上等兵。东京审判的检查官问石原莞尔是不是和东条英机意见对立，石原莞尔回答说：东条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这两句话倒是不假。两人闹成这样，再加上石原“唱衰日本”被贬职，在美苏眼里，石原莞尔大抵便应该是好人了。
那么南京大屠杀“主谋”松井石根呢？这家伙怎么说也跟中国有关系了吧？其实，松井石根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八一三会战之后，上海的日军对南京虎视耽耽，倒不是说南京有什么军事价值，而是有政治意义，打下了中国首都，本土的粪青们该有多高兴？所以粪青的思维是比较奇怪的，他们想打仗很少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而是面子上爽一把。当时有好几支日军向南京出发，而且无一例外的是违抗军令，擅自行动，军部明知蒋介石一肚子坏水，想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可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下。松井石根便是怕被其他人抢了头功，率队杀到南京城来了，这时的日军刚打完旷日持久的八一三会战，弹尽粮绝，士气低落，要不是唐生智主动落跑，胜负实在难料。本来陷入绝望的日军，见对手主动投降，自是欣喜若狂，再加上自己又累又饿，便进入南京烧杀抢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松井石根倒还算是清醒人。这么搞下去，皇军颜面何存呢？松井石根把手下集合起来，要求严肃军纪，可是没人当回事，大家嘻嘻哈哈的，本来吗，你松井石根是怎么跑南京来的？不就是违抗了上级命令吗？这种行为在日本叫“下克上”，一开始都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到最后是蔚然成风，干脆连“爱国”这块牌坊都不要了。松井石根见管不住手下，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回到日本后便吃斋信佛了，明明是想要阻止南京大屠杀的人，最后依然被抓包出来顶罪。
所以中国把东京审判看得那么重，还要拍个“中国人不得不看”的电影出来，这就让人觉得有些不知所谓了。明明是美苏玩的一场政治游戏，随便抓个松井石根安慰下旁边的中国，真正该死的都没死，战后反而成了日本政界的要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至于“甲级战犯”、“乙级战犯”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敢打赌一百个中国人里不一定有一个说得上来。可我们照样可以天天挂在嘴边，说得兴高采烈。
话又说回来，真正该向中国人民谢罪的究竟是谁呢？日本昭和天皇？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还是千千万万个日本粪青？
就我个人所见，这个真正的战犯从来没有死去，也没有受到审判。它已经离开日本，跑到另一个国家去了。
在中国这么打了几年，军部终于意识到了。我们在中国闹了这么久，打仗中国人不是我们的对手，可是说真的，咱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啊。小粪青打了胜仗，升官发财，日本得到什么益处了吗？这不是我们打仗的目的啊。那怎么办？军部决定，1940年，无论战况如何，撤出中国。
日本粪青可不会让军部得逞。为什么要撤，战争形势这么好，为什么要撤？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想当日奸呢。1940年撤退最后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日本粪青们在中国不断搅事出来，想走都走不掉。这期间闹出不少笑话，比如“诺门坎事件”，清一色打着爱国旗号的下克上，结果无一例外是极为糟糕。
（1939年在当时的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罕发生。日、苏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蒙古国”交战（以苏联朱可夫元帅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为领导的苏蒙联军），但日、苏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战事以日本关东军大败结束，日、苏双方此后在二次大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苏联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
而影响最大的事件，是日军南支那方面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擅自进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占了北部就可以占南部，接着就可以进攻荷兰属印度了。日本每年消耗石油495万吨，荷兰属印度一年产油470万吨。何况这时法国荷兰都战败投降了，他们的殖民地不就无主了吗？既然无主了，那不就归我了吗？日本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世界都知道日本要拿法属印度支那做跳板。事实上，当时大家也知道美国是护着法国荷兰的，攻击法国等于是触怒美国，可为什么日本人还敢这么做呢？
看看佐藤贤了是怎么说的吧。他在美国呆了三年，对美国十分了解，于是得出了结论：
“美国人没有爱国心的，美国兵嘴里嚼口香糖，跳舞，去看美军训练，连个齐步走都走不整齐，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举国而上打一场战争的。”
相信这个理论的可不光是二战时的日本了，有个国家的人现在还相信自己的军人比美国人更不怕死更能打，就因为人家不爱国。所以，日本对美国其实是抱着个试探心理，先打下北部法属印度支那，看看美国有什么反映，反正这国家的人都不爱国，应该不会说打就打吧？出了问题，再随机应变吗。
美国的反映出乎日本人意料。
这时，欧洲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国心知自己和德国难免将有一战，那么同为三个轴心国之一的日本怎么办？美国不想打不必要的战争，为了不让日本参合进来，提出了这么个方案：维持满州国现状不变，满足日本的石油供给，作为条件，日本要停止在亚洲的军事行动。
这就是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世界和平。
对日本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咱早就不想打仗了，美国人这个谅解案，是把日本拉出了战争的泥潭，而且还保留了日本抢夺的所有利益——一次体面的撤退。东条英机动心了，近卫文麿动心了，又有一批粪青冷静了下来。如果接受了美国的条件会怎样呢？二战仍将以盟国的胜利告终，至于日本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日本将比过去更轻松的获得在满州的利益，因为这一次，背后给他们撑腰的是美国人，蒋介石再怎么闹也闹不出名堂来，所以我说，如果日本稍微正常一点，中国是必丢东北的。日本似乎又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了，可是偏偏天不遂人愿，还有一批粪青不怎么冷静。
松冈洋右就是那不冷静的粪青。这时候松冈洋右似乎已经有点精神错乱了，说话总是前后矛盾，不过话又说回来，粪青好象一贯是这样的。松冈洋右刚和苏联签定协议，把日俄关系打点好了，下面日本可以放心的进攻东南亚，松冈洋右也因此以功臣自居。那我都把苏联人给搞定了，你们又说不打了，这算怎么回事？满州现在不就是我们的吗？石油不是就快到手了吗？为什么要美国人点头同意呢？
松冈洋右这番话的杀伤力可厉害了。是啊，条件确实看起来很美，可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我们日本的内政什么时候轮到美国来管了，怎么搞得我们怕美国一样？真说不怕是不可能的，可明知实力不在一个层级，还总觉得“并非完全没有战胜的可能”，死鸭子偏要嘴硬。松冈洋右又整出个“日美谅解案的修正意见”，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战便来战，谁怕你啊！”
东条英机可给吓坏了，问近卫文麿：能不能换个精神正常点的人做外相？近卫文麿倒不是喜欢松冈洋右，也不是不能撤了他，毕竟外相不是武官，还受政府管制。可人家是“日本可以说不”的民族英雄啊，舆论会怎么看？老子要是被暗杀了怎么办？连死后都要落个日奸的名声，我犯得着吗？
这日美谅解案就这么被民族英雄给搅黄了。军部便退而求其次，转而研究是不是该去打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了。当时的日本抱着这么个心态：咱们打了北部，美国就给了这么优厚的条件，那咱们再打南部，美国人给的好处不是就更多了吗？然后荷兰属印度的油田也归我们了，那我们有石油了还怕个鸟？这时海军国防政策第一委员会的石川信吾写了个《现在形势下帝国海军应采取的态度》，可说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经典之作，里面列举了大量日美实力间的对比，一片片的图表和统计数字，把军部的人是看得眼花缭乱，真觉得日本跟美国打，虽然吃亏，未必就必败——虽然那些数字基本上都是石川自己忽悠出来的。某国粪青也特别擅长写此类文章。
当时的日本军部就是抱着这么侥幸的心理。他们自己一手操动起来的爱国主义大潮，现在好象有点不受控制，把自己也给卷进去了，那只好随着大潮前进，不撞南墙不回头，说不定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当初石原莞尔搞九一八事变，不也是“奇迹一般的胜利”吗？爱国主义已经让这些人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转而变为一群投机分子。在陆军所写的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英美荷有妨碍行为，则不辞“赌”一场和英美的战争。
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明白：日本正在做的，就是一场豪赌。
日本就这么大咧咧的占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谁知这回美国变脸了。石油，没了！满州国什么的，统统也给老子吐出来！日本这下可慌了，奇怪，怎么变得这么快？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跑去对昭和天皇说，我们的石油只够用一年半了，现在只能打出去了。天皇问：打美国，有没有胜算？永野回答：有没有胜算很难说，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活路。天皇顿悟：是不是俗话说的“破罐子破摔”？
不过，日本人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想用外交手段挽回局面。只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十分困难，美国示好一次，日本没领情，这会儿露出世界第一强国的本色来了。满州没了，日本的生命没了，这责任谁负得起？当初一起吹捧满州生命论，现在反倒搞得自己没法下台了。至于石油，东条英机知道石油的重要性，但陆军不像海军那样受石油限制，禁了就禁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如前文所说，东条英机没有别的特长，他的特长只有爱国。他要保证自己在粪青军人面前的权威，不能说“和谈”这类话，于是踢了个皮球：和美国打是海军的事，还是你们做决定吧！
海军郁闷了，我们要是不打那就是日奸，可打又打不过，这可怎么办呢？这么一想，得，让近卫文麿决定吧！
过了这么多年，可怜的日本政府终于有了一回说话的权力。到了需要有人擦屁股的时候，军部终于想起来了，原来日本还有个政府啊！可近卫文麿也不傻啊。靠，辞职吧，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二战时期，日本首相就像走马灯似的不停换，都是军部给逼出来的。天皇一想，谁干这总理大臣都差不多，都管不了军队，还不如让东条英机来管呢。就这样，东条英机一个人包办了那届内阁几乎所有的职务。倒不是他很喜欢身兼数职，实在是除他以外，没人能在政府部门里混下去了。
皮球踢了一圈又回来了，那东条怎么办呢？日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讨论是否要对美开战，东条英机内心是不想打的，可是他不敢说，他能到今天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他把软话都留在心里不说，他要是不强硬，军部就不会再支持他了。整个军部笼罩在悲观的气氛中，美国忍日本忍了很久，还给了日本一张去天堂的车票，日本却错过了这次机会。现在美国发狠了，摆在日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了。
要么玉碎，要么瓦全。
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留学两年的永野修身认为，美国每天都在变强，日本却越来越弱。美国已不再给日本机会了，如果我们要开战的话，就是此时，此刻，翻版九一八事变，一举打垮美国，否则，不仅会失去满州，以后日本将永远受制于美国，永远没有翻身之日。这话就像九一八事变前今田新太郎那句“你们不干我自己干”一样，粪量十足，一下触动了大家的爱国心，日本决定做最后一次豪赌。12月1日，军部最终达成了统一意见，经昭和天皇许可，决定向美国开战，永野修身亲自签署了攻击珍珠港的作战命令。日本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出于某些原因，中日之间的历史被中国人篡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中国对美日间的历史倒是把握得比较精确。接下来就是大家熟知的太平洋战争，日本被美国揍得满地找牙。美国倒是教会了日本一个道理：咱们不是不爱国，只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明显不太一样。说来也搞笑，其实很多日本粪青们早就醒悟了。南京沦陷时，东京粪青搞起庆祝大游行，今田新太郎问宫薙仁亲王：“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宫薙仁亲王没答腔，于是今田新太郎又问：“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只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等这些人醒悟过来，情势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境地了。
这时海军又想起自己的粪青老前辈石原莞尔，跑去征求意见，曾经的民族英雄当时已经沦落到只能在普通大学（立命馆大学）里教授军事理论课了。石原莞尔是这么说的：“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了，我军的作战已经超越了攻击停止点了。有一条原则是战斗力和从根据地到战场的距离的二乘成反比，进行持久战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确定攻击停止点。但是从支那事变到这次战争，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点。东条打的这场战争完全是在胡闹，世界上怎么会有往肯定会失败的战场上派兵的傻瓜？”
（支那事变：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附近中日两国军队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两次事变被日本统称为“支那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陆军为主力,“八·一三事变”是日本海军为主力,战争发展后日本调陆军主力部队增援后为主。两次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
石原莞尔也安慰性的给了几条补救措施，可是明眼人都知道，那些都只是敷衍之词，日本其实没救了。
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倒抽一口凉气。日本有太多机会可以完胜中国了，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在于中国人自己有多坚韧，而在于日本粪青实在太愚蠢。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以前老被列强欺负，激发出强大的爱国主义情感也是很正常的。可是，爱国爱国，本来“爱”是件很美好的事，在日本却是以“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再加上制度中的漏洞，这恨最终演化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不仅伤害了别人，而且吞噬了自己。
在此强烈推荐一本书：俞天任著《军国幕僚》，可说是国内记述抗战战史罕见的鸿篇巨作，视角非常独特。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叫：见证从愤青到全民颠狂的历史进程。
来源：推倒柏林墙的博客
补充：
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的战后70年谈话中涉及并总结了这段历史：
正值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认为，必须平静地回顾走向那场战争的道路、战后的进程、二十世纪那一时代，并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面向未来的智慧。
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各国的广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十九世纪，以技术的绝对优势为背景，殖民统治亦波及到亚洲。毫无疑问，其带来的危机感变成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动力。日本首次在亚洲实现立宪政治，守住了国家独立。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
经过席卷全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自决运动的扩大阻止了此前的殖民地化。那场战争造成了一千多万死难者，是一场悲惨的战争。人们渴望和平，创立国际联盟，创造出不战条约，诞生出使战争本身违法化的新的国际社会潮流。
当初，日本也统一了步调。但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以卷入殖民地经济来推动区域经济集团化，从而日本经济受到重大打击。此间，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试图依靠实力解决外交和经济上的困境。对此，国内政治机制也未能予以阻止。其结果，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经过巨大灾难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该走的方向有错误，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其结果，七十年前，日本战败了。
正当战后七十周年之际，我在国内外所有死难者面前，深深地鞠躬，并表示痛惜，表达永久的哀悼之意。
由于那场战争失去了三百多万同胞的生命。有不少人在挂念祖国的未来、祈愿家人的幸福之中捐躯。战争结束后，也有不少人在严寒或炎热的遥远异国他乡苦于饥饿或疾病之中去世。广岛和长崎遭受的原子弹轰炸、东京以及各城市遭受的轰炸、冲绳发生的地面战斗等等，这些导致了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悲惨遇难。
同样，在与日本兵戎相见的国家中，不计其数的年轻人失去了原本有着未来的生命。在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等成为战场的地区，不仅由于战斗，还由于粮食不足等原因，许多无辜的平民受苦和遇难。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
我国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和痛苦。历史真是无法取消的、残酷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梦想、所爱的家人。我在沉思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时，至今我仍然无法言语，不禁断肠。
在如此重大损失之上，才有现在的和平。这就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
再也不要重演战祸。
事变、侵略、战争。我们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要实现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
我国带着对那场战争的深刻悔悟，作出了如此发誓。在此基础上，我国建设自由民主的国家，重视法治，一直坚持不战誓言。我们对七十年以来所走过的和平国家道路默默地感到自豪，并且今后也将继续贯彻这一坚定的方针。
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心情，我们将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居人民走过的苦难历史铭刻在心，战后一直致力于这些国家的和平与繁荣。
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
不过，即使我们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失去家人的悲哀和在战祸中饱受涂炭之苦的记忆也决不会消失。
因此，我们要将下述事实铭刻在心。
超过六百万人的战后回国者从亚洲太平洋的各地总算平安回国，成为重建日本的原动力。在中国被残留的接近三千人的日本儿童得以成长，再次踏上祖国土地。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被俘的人们，长期以来访问日本，祭奠双方的战死者。
饱尝战争痛苦的中国人、以及曾经被俘并遭受日军施加难以忍受痛苦的人做得如此宽容，他们内心的纠葛究竟多么大，付出的努力又是多么大？
我们必须将此事挂在心上。
战后，如此宽容的胸怀使得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值此战后七十年之际，我国向致力于和解的所有国家、所有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的战后70年谈话全文（中文版）：
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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