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四年级时学校有一门叫“说话”的课。上这门课的时候老师站在旁边，同学轮流站在讲台上主持这堂课。上课的一些细节，譬如是每人主持一会儿还是一整堂课，是一周一堂还是几堂，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每人都要上台。
那是在政权交接前的1948年。那时很多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后就不怎么管了，“教不严师之惰”嘛！起码我的父母是这样的。大人不管，小孩也轻松。每天点卯似地上学，左耳进右耳出，下学就玩也不复习，能截留点老师讲的就截留点。至于预习，根本就不知它是什么东西。
第二天要轮到我“说话”了。说话？又不是哑巴谁不会说。再说天天看老师在台上讲课，前面的同学也上讲过，讲个话有什么难？前一天压根没想上台后要讲些什么，也没问问母亲我应讲点什么。不到九岁的孩子哪知道“怕”是什么？
上课铃响后老师进来了，我被老师提上讲台。大大咧咧，也哆哆嗦嗦。轻咳一声后就拉着长音地“同学们，今天”，立刻大脑一片空白。只得“同学们，今天”地又来一遍。怎么下的台，下这个真正的讲台，已不记得了。只知上讲台不好玩。
后来再也没上过“说话”课。其实这门课非常有用，它让每个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台学习如何组织掌控一个会议或活动，而不是只有班上的干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