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斌同学十天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在那之前， 他因脑溢血而导致轻度半身不遂已有六，七年的历史。还听说，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农村回来后，在国家粮食供应站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改革开放，国家粮食供应系统解散，他也随之提前下岗。在当今中国，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刘文斌同学是我在唐山十中一(1)班的同学.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方圆脸, 剃着整齐的寸头. 说话和气, 待人有礼貌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子。那也就是我最后见到过刘文斌的样子。我想，那是文革开始的1966年。
按照中国政府的宣传报道，刘文斌同学，也就是我们这一代，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唱着：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少先队队歌长大。本应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愁吃，不愁穿，幸福的度过一生。但刘文斌的真正人生，却是被迫走过被毛泽东及中共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所制造的人间炼狱。要说我们这一代不幸，刘文斌的一生要比同时代人的一生更不幸。
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六八届初中生所经历的, 刘文斌在本应受教育的年龄.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从初中一年级末文化大革命开始, 就再也没有学习到新的知识。但厄运并没有就此打住。生活在进一步等着他和我们这一代的是没有工作，没有前途。
国民的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了国民素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为国人提供基本文化教育是一个国家及政府的责任。中国政府在没有履行责任之后，面对百万荒废了学业的初，高中生，不是采用补救方式，让这些在校生继续学习，补课后毕业。却是采用了进一步更不负责任的做法。把当时几乎所有在初，高中的学生赶到农村。将其城市户口，即当时吃商品粮的户口，变成农村户口。采取这样的做法有两个目的。一是减轻国家城市粮食供应负担， 二是推却政府提供就业机会责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每个城市人口凭户口分配给二十几斤粮票，然后凭粮食本或粮票买粮食。学生从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府之所以要掌管每个中国人生活中的每一步骤，目的就是要把每个人的命运紧攥在他们的手中。当文化大革命把国家与经济搞得一团糟， 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的状况下，毛泽东及其政府采用了他们贯用的无赖手段。把青年一代（包括为毛在文革初期冲锋陷阵的红卫兵）一脚踢到农村，撒手不管了。为掩盖其自身行为的卑劣，随之给这一做法加以冠冕堂皇的名称。 那就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在农村的“广阔天地 ”里，将“大有作为”。
我们一（1）班的同学，被分配到了河北迁西县山区的不同村落。虽然吃苦，但知识青年在每个村子都有七，八个人，是一个知青集体。公社，大队对知识青年点儿都会重视。很多同学都是在农村劳动了漫长的六，七年后， 经当地招工陆续回城的。
如果说，集体下乡插队已经很苦，但刘文斌所经受的，要比我们普通知青苦的多。因为他全家在文革中被 “遣返 ”回乡。
“遣返 ”两字意味着遣送，既然是遣送，那末就是要被押解。押解一词应该用在犯人身上。但文革中被押解回乡的人没有犯过罪。 他们的罪是被共产党根据阶级斗争理论编造的， 由家庭出身导致的 “黑五类”或 “黑六类”。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及纲领，共产主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灭社会阶级。无产阶级， 贫农，下中农是共产党所依靠的中坚力量。中农是他们团结的对象。其它的“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 阶级全属于被消灭的阶级。“遣返 ”的目的，是剥夺这些人的全部财产，让他们一无所有，然后把他们送到贫苦的农村受监督，劳改。这些人不是在劳改中被治死，也要让他们， 按照中共的语言，：“永世不得翻身。”
在一个法治社会，就算是父亲犯了罪，需坐牢，他的妻子和孩子并没有犯罪， 也没有理由让他的妻子，孩子与他同时被押解至服刑地，同他一起服刑，坐牢。在中共的统治下，尤其是在文革中，没有法律可言，更没有道理可讲。
古代被押解的是在押犯人，押解者是政府工作人员，持有合法文书，由一级政府递解給另一级政府，是政府之间的行为。而文革`遣返则是民间行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一帮人，如红卫兵，随意不喜欢谁，就可随意剥夺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和居住权利。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一声“勒令”。 不管你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多少年，把你赶走时不给一分钱。“文革”初期的遣返是由红卫兵们押解着，被遣返人员脖子上挂着用木板或硬纸壳做的写着黑六类身份和姓名的大牌子，这种大牌子上常常写的是侮辱性的语言，如：“资本家”“死不悔改的坏分子”或“右派分子”等等。
“遣返”之风始於1966年夏天的北京。
1966年8月29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下了"第四号通令" "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通令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荒唐的是，在那个年代，一个红卫兵机构的通令能象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能够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来执行。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每天都在北京活活打死人，就是没被打死，很多人不堪侮辱随后自杀。这个通令地真实效用就是对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提出了处置方法。当时，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包括疯狂地进行暴力抄家，打人，焚烧文物。红卫兵的暴力为这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创造了条件。在死亡的威胁和棍棒挥舞之下，北京城区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强行注销户口，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遣返运动”受到了当时传播媒介的狂热吹捧。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这篇社论尽管并没有批斗、抄家、遣返等字眼，但红卫兵都知道，这篇社论是赞扬自己的，是对批斗、抄家、遣返运动的充分肯定。过了两天，即8月31日，毛泽东携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再次公开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林彪在大会上重申了中央和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小将的坚定立场。
党报和中央领导的公开表态，使红卫兵和造反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为高涨。9月上旬，北京遣返运动进入了高潮，仅几天时间，就有将近十万人被赶出京城。当时，北京站每天开出几十次列车，每次列车上都载有成群结队的被轰回原籍的“黑五类”分子。而在车站广场上等候遣返的“黑五类”黑压压望不到边。
“遣返”之风正是从北京刮向全国。首都的遣返运动迅速波及到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南宁、重庆、长沙……
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掀起了遣返地富反坏右的浪潮。大批解放后老老实实甚至兢兢业业、发奋向上的国民党时代的旧知识分子、旧商人、旧工厂主、旧官吏、旧军人被革命造反派押解着赶回原籍。全国的遣返总人口估计会超过百万。
很多被遣返的人员的财产被没收。每人只允许带一个碗和一件衣服。一家只允许带一个锅。被遣返的人员的生命没有保障，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在火车站，在火车上，就会被打死。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低着头，默默地随家人走在被遣返人员的队伍里。那双饱含恐惧， 又充满惊吓眼睛会偶尔向周围扫一下， 担心有人会认出他。当红卫兵对他的父母拳打脚踢时，他吓得一动不敢动。那段日子给了刘文斌多大的精神刺激， 在他心中留下了多深的创伤... 无人能知晓。
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社会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们撰写的通常是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无名的，普通“黑五类”的苦难，至今无人顾及。其实正是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的不幸。
遣返人员到农村后，仍然是被"专政对象"。"专政对象" 就是像犯人一样的被管制人员。他们到了农村后，会继续被斗争，很多人没有住的地方，没有食物，死亡随时陪伴着他们。随着打人情形逐渐缓和。活下来的遣返人员，每天要到生产队队部早请示，晚汇报。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只要中央下个文件，生产队开会，这些人就会被叫来，斗争，批判一番， 受尽人间凌辱。遣返人员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充满 恐惧地，生不如死的活着。
从1966年年底开始， 被遣返的人员开始进行所谓"上访"，就是去"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来访接待室"和"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室"进行申诉。说明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不属于要遣返的人员之列，试图回城。这些人没有钱，没有地方住，当然只好在火车站过夜。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命令被遣送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结依法处理。"
遣返人员在文革中继续上诉。 1968年和1973年，中国政府称这些人的行为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遣返人员受到新的一轮残酷打击。
这一切直到文革结束的1978年才有所改善。被遣返的家庭活下来的人才得以回城，安排工作。
从1966年到1978年，整整十二年间，刘文彬从13岁长到25岁，在这本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月里，他每天都生活在被歧视，凌辱之中。十二年里，没有一天，他有过自己的尊严。没人愿意和他接近，因他是黑五类。招工轮不上他，因为他是被改造对象。在这十二年的日日夜夜，都不知他有否吃过一顿饱饭。在这十二年中， 他每一天都是在无望中挣扎度过。使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共产党为什么就如此不公地毁掉他的一生？
下面的这张照片，是2011年我们班同学聚会照的。左边的第一个人是刘文斌。照片中的刘文斌还是站在了边缘上。我想，那就是他的过去在他心中烙上的痕迹。那就是他内心对人生的理解与写照。他永远把自己看作一个边缘人物。那种由遣返造成的自卑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行为中。
虽然人生是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了刘文斌，但是他还是以爱回报了社会。下岗后，他参加了小乐队。经常到公园演出。用他的歌声为他人解除烦恼，带来轻松与快乐。
望刘文斌同学走好。天堂不再会遣返。天堂不再有凌辱。 天堂只有神的关爱与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