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者：在介绍屠呦呦教授的多篇文里面提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张昌绍教授。.... 1967年在“文革” 中不堪受辱而自杀。" 这位张昌绍教授是陈冲的外祖父，自杀前留下遗言：“不实事求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有口难辩，实在受不了。死轻于鸿毛，但是活者也轻于鸿毛；那么宁愿轻于鸿毛的死，不愿轻于鸿毛的生........
陈冲的外婆史伊凡是上海科技出版社高级编审，曾和我母亲是多年老朋友。
ZT 陈冲的外公（北方叫姥爷）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家，又一大师级的人物。1906年8月18日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1967年12月卒于上海。出身于一乡村小学教师家庭。早年曾在一私人医院中当学徒。1934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后留校，任药理学助教。1937年留学英国，1939年获伦敦大学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学位，并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0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1941～1946年任上海医学院药理学副教授兼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研究室主任。1949年后，除任上海医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外，尚兼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药物组组长，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期从事药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培养了百余名药理学研究生、进修生，他们大都成为药理学的教学或研究骨干。他善于将国际上新兴的科学前沿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在微生物和血吸虫病化学治疗学以及传出神经药理等方面作出贡献，为中国现代药理学的开拓者之一。60年代初张昌绍和他的研究生邹冈发现, 吗啡镇痛位点, 这一研究结果被认为是吗啡镇痛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浩浩荡荡的“文革”运动打破了家庭的安宁。张昌绍的研究工作停止了，项目搁浅了，研究室关闭了，论文被勒令停写了。张昌绍以一生的坦然与缄默维护着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在一个寒冷的平静的冬夜，他最终选择了令陈冲和家人都震惊的方式——自杀，来捍卫自己一生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真理和科学。张昌绍临走时留给陈冲的是一幅“说话要和气”的字帖。
思念外公 日期：2006-07-24 作者：陈冲 来源：文汇报
我吃惊地发现，我并没有忘记公公。但我记得的只有他走的那天，别的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公公走的时候我六岁，之后的几年大人们从不在我和哥哥面前提到公公，所以我们对他没有什么记忆。少年时代我跟姥姥住一间屋，那么多年她也从来没跟我提过公公。我本能地觉得公公是忌讳的话题，没问过她。
20岁那年，我去美国留学，不知为什么带走了家中仅有的几张公公的照片。有了足够的钱就在一家叫AARON BROTHERS的镜框店买了“买一送一”的镜框，并用很宽的纸边衬托着，把那几张又小又黄的老照片挂在墙上。
今年三月我回上海看望父母，妈妈说上海医学院要出一本纪念公公诞辰一百周年的书，可是她找不到任何公公的相片。我说都被我拿走了，妈妈有些吃惊，她问：“你怎么会想起带走这些老照片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妈妈拿出一张她最近才发现的国务院颁发的、有周恩来总理签署的证书，并告诉我公公曾获得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荣誉，但不知为什么这么大的荣誉在教研室里却被淡化得只有个别人知道，没有上报，连档案里都没有。她接着又告诉我她从我姨那里新得到的有关公公在“文革”期间被迫害的证据……
这是我们母女俩第一次坐下来谈到公公，也是我第一次在妈妈的脸上看见她对公公的爱、敬佩和怀念，对那个扭曲人性的黑暗年代的痛恶。
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用因为公公的死引起的伤感情绪来影响我和哥哥，总是鼓励我们向往革命、向往进步。所以我们并没有因为家里出了这件事而消沉。我小学第一批参加红小兵，中学第一批参加红卫兵，14岁进上影厂并入共青团，19岁成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全国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在我意识的脑海中，公公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结婚后有一天，我婆婆跟我讲起她的家史。她的父亲李振曾经是国民党的大将军，跟李先念是好友，1949年带着三个军投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贡献的人。说着她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词典》，给我看他的事迹。很偶然地，我看见我外公张昌绍也在词典里。我读着公公成就卓越的、而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58年人生，感触万分。我走到墙边仔细看那几张泛黄的旧照片，努力将照片里的公公跟词典里的公公对起来，想象他的经历。
公公坐在一艘赛艇里划船，身穿白衬衣加一件西装背心和领带。照片中那条河、河边的树和那座小桥，似乎是牛津大学。那应该是1937年和1941之间？
公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桥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荷花，头顶上漂着柳枝。他身着西装大衣，年轻英俊。那是他出国前照的还是他刚回国照的？
公公带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人。从衣服上看像是50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讲学，在那儿跟朋友留的影？
公公跟姥姥手里抱着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公公穿着中山装，胸前带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抿嘴微笑，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60年代照的，是我跟他惟一的一张合影。
第一次离开上海到美国留学时，我只带了很少的行李，我跟爸爸说我只想带些生活必需品。除了一些替换的衣服，还带了自己喜欢的几本书。为什么会带公公的旧相片？我当时的生活中根本没有他，也没有他的记忆。然而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些照片是我的“生活必需品”，真没法用逻辑来解释。
在上海探亲的日子匆匆忙忙很快过去了，临走时妈妈问我到美国后是否可以将公公的照片寄回上海，出纪念册的时候好用。我说原件太宝贵了，翻拍了再给她。妈妈把她和我姨、我表舅写的纪念文章给我看，并问我是否想写一篇纪念公公的文章。我心想，我能写什么呢？我根本不记得他。但我知道这件事对妈妈来说很重要，就答应了。
坐在飞机上，我闭上眼睛，在脑子的每一个角落里搜索对公公的记忆。模模糊糊，犹如梦境，我似乎能看见他坐在书房的身影。黄昏，我从幼儿园回来，走到他跟前。他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在那盏绿色玻璃台灯下教我写字。
出事的那天，公公没有回家吃晚饭，妈妈很早就让我和哥哥上床睡觉了。我又醒来的时候不知是半夜几点，家里有很多平常没有的动静。我再入睡时就睡得很浅，做了很多可怕的梦。早上老保姆把我送到幼儿园，下午也是她把我接回来的。妈妈在门口等着我，我一到家她就拉着我的手到灶头间，蹲下来搂着我说：“公公死了。”说着她就忍不住哭了。我还小，不完全懂死的意义。但是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人哭，害怕极了。我们就这样在灶头间抱在一起。等了一会儿，妈妈擦干眼泪，拉着我的手去公公和姥姥的睡房。窗帘关着，姥姥背靠枕头坐在床上，看见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也许是根本没有反应。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怖，我的安全港突然消失了，我依赖于一切的大人的世界倒塌了。
后来，不知是那天，还是几天以后，我去公公的书房看到我练习写中文的田字格本还在他桌上。他写了“说话要和气”，我抄了几行。站在绿色的台灯前，我当时脑子里会在想什么呢？现在我当了母亲，知道幼儿最爱问的就是：“为什么？”那是“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幼时的我虽然没敢开口问，但是在心里一定无数次地问过。要不然我怎么会记得公公走的那天中午没吃完碗里的饭，扒到猫盘里喂猫了。我肯定拼命地回忆过他那天的每一个举动，想懂得他为什么永远不回家了。
我吃惊地发现，我并没有忘记公公。但我记得的只有他走的那天，别的就再也想不起来了。他跟其他的外公那样，在春天的下午带我去烟子店买过糖果吗？在夏天的早晨跟我在树上捉过知了吗？在秋天的夕阳里拉着我的手在院子里散过步吗？在冬夜的火炉边教我玩过画叉叉圈圈的游戏吗？我一点都不记得。那天跟日食一样挡住了记忆中的一切阳光。
那天，当公公断绝一切尘念之后，有没有因为不能看到我长大而流泪？难道没有任何一种依恋能够留住他？那是对人类多么彻底的失望与唾弃啊。人到中年的我，为人妻，为人母，也为人女，对于生命中的各种牵挂、悲欢离合、生死荣辱，比年轻的时候有了更切肤的感受和理解。在他离开人间的39年后，飞行在太平洋的上空，一股对这位陌生外公的强烈思念突如其来地在我心中升起。我第一次为他哭泣，也为六岁时没有眼泪的我而哭泣。没有能认识公公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和缺损。也许我20岁离家时带走了那几张发黄的照片是某种下意识的弥补？
这篇稿子写完之后，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写好了。在电话里我又问到公公的一些事，妈妈说：“噢，对了，你的名字是公公起的，那意思是第二个阿中。”阿中是妈妈在家里的小名。我想妈妈是公公的掌上明珠，那我也一定是公公的一块心头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