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2015-11-23 上海白相
用几千字写一座城市是件不明智的事情，何况这座城市叫上海。上海太大了，大到所有的结论都不成定论，所有的意见都成了偏见。所以，我只说我的上海。
对上海的记忆从弄堂开始。
弄堂有许多名堂。斯文里、大庆里那样的叫石库门，九江里、八埭头那样的叫广式里弄，静安别墅、霞飞坊是新式里弄，上方花园、凡尔登花园则属于花园式里弄。从前苏州河的两岸有大片棚户区，远望层层叠叠，恍若后现代主义装置。房檐低矮，进出不能抬头，一到梅雨季，整天滴滴哒哒的漏水，叫“滚地窿”。后来以讹传讹，这里的居民被唤作“滚地龙”，平添了几分彪悍，出门须回避三分。
无论石库门还是洋房，起初都是气派的，彼此间保持着体面的距离。后来挤进了太多的人家，从大户的独门独院，变成了市井“七十二家房客”，生存环境日渐逼仄。上海人被迫练就了一身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夫。灶披间（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四五户公用，弄堂的居民争马桶，争水龙头，争楼梯拐角的半尺空地，长年缠斗不休。谁家晾衣服多占地，谁家洗菜多用水，都看在眼里；哪个熊孩子挨了打，哪对夫妻床上动静大，都是公开的秘密。主妇们一言不合就开骂，一骂就露了底——“杀千刀”、“阿污卵”、“奶奶个腿”、“娘西皮”，情急之下，纷纷祭出家乡话中的法宝。山东人的泼辣，苏北人的蛮横，苏州人的促狭，宁波人的刻薄，各发各的大招，各领各的风骚。也难怪，往上数三代，都是外地人。
落雨了，吵得最凶的邻居会帮忙收衣服。哪家做了好菜，必定热情地邀四邻一尝，来来来，给小囡盛一碗去。东家的宁波汤圆，西家的梅干菜烧肉，亭子间的咸鸭蛋，后厢房的赤豆粽子，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997年，梅陇镇广场落成的第一个夏天，附近的弄堂居民拖家带口赶来吹免费空调。外婆厌倦了争抢马桶的日子，经常招呼我，明明，跟外婆去梅陇镇上厕所伐？等到四年后，中兴泰富广场和恒隆广场相继落成，外婆便有些看不上梅陇镇了，“到底是恒隆额厕所嗲，邪气（非常）清爽，还有音乐听。”问题是，以外婆的速度，步行至恒隆至少十分钟。于是她估算提前量，稍有便意，便张罗着要出发。家人笑话她，外婆一撇嘴，有啥好笑头？跟我一样的老头老太不要太多。安乐坊有个老头子，每天带一杯茶、一张《参考消息》，舒舒服服地坐在厕所外间的沙发上，一呆就是一下午。
说上海人精明而不聪明，是有点道理的。
上海人在“格算，不格算”中耗尽毕生聪明才智。其实明白，生老病死，有情皆苦，总归是不格算了。难得格算一记，还是有小小的窃喜，算是扳回一城。仿佛大人哄小囡：乖乖喝下一大碗中药，奖励大白兔奶糖一颗。
一辈子你争我抢，不就是为了这颗糖活着。
人生是一场倾盆大雨，命运是一把千疮百孔的伞，格算是补丁。
上海人是入世的，纵然有千般不顺，还是贪恋这三丈红尘。静安寺、玉佛寺、龙华寺，无一不坐落于闹市中，方便慰藉尘世中的男女。写字楼里的精英们远远望见静安寺巨大的金顶，耀眼如白日焰火。
这个城市仿佛一坛黄酒。有点度数，不是很辣；有点年头，不是很久；有点后劲，不上头。酒色浑浊，像上好的琥珀，又像暮色中的灯火。就着五香豆或本帮熏鱼，美美地嘬上一口。醉眼迷离中，世界如此温柔。
放不下的，是这人间烟火。
清晨的菜场热闹无比，晨练归来目光如炬的老伯，小腿肥腻酥胸半露的少妇，穿着睡衣“头势”清爽的爷叔，纷至沓来，熙熙攘攘，货比三家，讨价还价。一番唇枪舌剑后，各自提着战利品回家，眉眼间有低调的欢喜。
大妈拎着热气腾腾的豆浆粢饭，向相熟的邻居大声抱怨，“喏，给女儿带的呀。一把年纪了嫁不出去，读书读到研究生有啥用，还得老娘我给她买早饭。”
一位须发苍苍的阿婆挑了好久，举着一颗最小的花菜问摊主，“能切一半吗？我一个人吃。”
晚市则要冷清许多，摊主们忙了一天，此刻都懒洋洋地坐着，像解冻的蹄髈。下班的爷叔熟门熟路，车把上挂条带鱼回家。一脸倦容的小白领，对着一堆陌生的蔬菜，有点不知所措。
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
其实，能够自己买菜做饭的小白领是幸福的。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年轻的打拼者，大多只能以便利店的饭团、面包、微波炉饭充饥。混得好的，可以吃那些贵得要死的“商务套餐”。
梅陇镇、中兴泰富、恒隆、静安香格里拉…阴天，无数的摩天大楼的顶端隐没在云雾中，仙境一般。附近弄堂的居民抬头看了，知道上头在下雨。
离地50米，是另一个上海。
灯火璀璨，彻夜不眠。那灯火的颜色跟弄堂人家的不一样，是冷的。在那些窗口后面，是高速运行着的贸易公司、咨询公司、投行、律所，是无穷无尽的视频会议、越洋电话、股权纠纷、融资协议，是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和滚滚财源。
精英们一早西装革履地上班，在地铁里被挤成饼。下车，若无其事地整整衣服，捋捋头发，依旧人模狗样风度翩翩。下班不用挤地铁了，因为通常要加班。凌晨一两点，恒隆广场路边的出租车排着队，等候夜归的白领们。到家洗个澡，睡上几小时，一早还得出现在挤地铁的人群中。
郊区的地铁站出口，永远候着一群散发传单的小伙子。大冷天也穿着大一号的西装，眼神焦灼而迷茫。若是搭理一句，他们会跟随一路，不厌其烦地介绍着新楼盘的优惠力度。他们是这巨大产业的末梢。长安居，不大易，他们站在生存的第一线。不了解他们的世界，也就看不懂他们的脸。
这座城市没有闲，闲是临阵脱逃。
若要闲，二十分钟高铁到苏州，五十分钟高铁到杭州。西湖边喝个茶，平江路上散个步，灵隐寺里上个香，找个青年旅舍或精品酒店睡足一觉，然后杀回上海。像抹香鲸浮出海面，深深地吸一口气，又潜入海底追逐大王乌贼去了。
上海这座城市总体属阴。南昌路、陕西南路、复兴西路，处处是“夏小姐的店”、“MISS LU”、“琳家”、“阿宝家”这样别致的小店。推开门去，是曾经沧海媚眼如丝的老板娘。
上海女人精致、实惠、拎得清，懂事、识趣、解风情。场面上给足男人面子，私底下别是一翻销魂蚀骨。在上海女人眼中，男女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医患关系。男人若对她讲，“你啊你，真真是我的一贴药”，那是对女人的无上褒奖。反过来，女人也吃药，而且会上瘾。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想煞恨煞，拿伊么办法。上海女人的冷漠和世故是一种自我保护，像大闸蟹的壳，里面的肉是软的。一旦爱上了，就是掏心掏肺，在所不惜的。翻翻张爱玲和胡兰成的老账就知道，风流缱绻过后，受伤的多半还是女人。
上海男人一度声名远扬。如今随着独生子女大潮，新一代的上海男人中，会烧菜会修家具会体贴人的越来越少。上海男人和上海老工业一样，光剩下名声。然而无论是里弄洋房，还是小区新村，哪里走着老款的上海牌手表，哪里就有买汰烧一锅端的老男人。
这座城市的足球队有过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后来却黯淡了。球迷们至今怀念那支靠“抢逼围”横扫甲A的老申花，提起范志毅、申思、祁宏的名字，亲切如自家小囡。“可惜后两个小囡不学好，搭进去了。”相比于大连的“足球名片”，北京的“永远争第一”，上海球迷只淡淡地说，“胜也爱你，败也爱你”。
97年那个酷热的夏天，申花队1:9兵败北京。那个夜晚，不知多少上海人家砸了啤酒瓶。砸归砸，骂归骂，照样有铁杆球迷去机场接机。当灰头土脸的申花队员出现，有人喊了句“范志毅，别趴下！”
时过境迁，如今的申花队换了新东家，要把“申花”二字从队名中撤下。一向温和的上海球迷不干了。他们用“提前退场”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抗议。“没了申花，拿多少冠军也和我们没关系”，“上海人的记忆，哪能随便改”。
上海话是市井的、街头的、家长里短的，所以也是活泼的、生动的、活色生香的。上海话，或者说“上海闲话”里没有冠冕堂皇的词汇，有的是只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上海人不说“爱”，只说“欢喜”，一语道出爱的本质，却不提因爱而生忧，因爱而生怖。更俗气点的说法是“吃定侬”、“吃死侬”，很有几分食色性也的无赖在，生生世世，饮食男女。开埠以来，不少中英文“混搭”词汇至今流行，成就了上海话的独特趣味。由“monkey精”而“门槛精”，由“cheat佬”而“赤佬”，由“混chance”而“混腔斯”，由“发dear”而“发嗲”。发嗲有很多种，小朋友发糯米嗲，小女孩发豆腐嗲，中老年妇女恶意卖萌，叫发咸菜嗲。小情侣散步，唤作“轧马路”。散完步回家晚了，弄堂口的冷面爷叔会问一句，“今朝数了几根电线木头啊？”分手叫“坳断”；分手了再复合，叫“吃回汤豆腐干”。愚园路江苏路口曾有家第十三五金店，有人打电话过来问，“喂，十三店（十三点）是伐？”店员不开心。往后再有电话进来，她便抓起话筒抢先说：“十三店，请讲。”
路口有个中年人在训刚穿了红灯的小男孩，凶巴巴的：小赤佬，不要命了对伐，多少危险——扬起手做势要打。小男孩吐舌头做了个鬼脸，一溜烟跑了。他们是陌生人。
公交车上，一对老阿姨在聊天——我住彭浦新村，你住哪里？我住运光新村——哦，933直接到，我还得再换一部——哎呀，你坐你坐，你年纪比我大……他们是陌生人。
泳池里，老伯伯纠正着年轻人的泳姿:小伙子，这样不对，是收腿不是撅屁股，蛙泳屁股怎么可以露出水面，难看来西……好点了好点了……不用谢不用谢。他们是陌生人。
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相视一笑的陌生人，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给我温暖的陌生人。
有一天，你会在人海中与自己相逢。
坐一趟49路，从外滩经人民广场到从前的法租界，经过最繁华商区，也经过最幽静的马路。一路上，听着上海话播报的站名，看着窗外摇曳的梧桐，圣三一教堂、跑马总会、静安别墅、中苏友好大厦、犹太总会、白公馆、普希金像、爱庐、宋子文官邸、国际礼拜堂、中央研究院……老建筑的身影纷纷向后退去。浮光掠影，前尘旧梦。
黄昏，一千条马路像一千条泛滥的河流，一万个窗口点亮一万盏灯。无数匆忙的脚步敲打着地面，像落一场大雨。弄堂里，谁家忘了收衣服，谁家的孩子在叮叮咚咚地练琴。灶披间的窗开着，油锅滋滋地响，空气里弥漫着油煎带鱼的香味。门虚掩着，等候晚归的人。
永不落幕的，是这悲欣交集的市井人生。
这是我深深眷恋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