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术文化探究：王林们为何层出不穷？
方术，作为中国自古以来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中国传统方术而言，是一种民间化的文化，而上层官方人士也与方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少皇帝热衷于相术
根据文献记载，方术最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在上层社会普遍流行。当时掌握的主要是相术，不仅有周内史叔服这样的卜史之官， 也有子上、韩宣子这样的国之重臣， 甚至还有叔向之母这样的妇女。他们既为自己的家人看相( 如初生的婴儿) ，也为其他人看相( 周内史叔服相鲁大夫公孙敖之二子, 韩宣子相齐国子雅、子尾的儿子)； 许多贵族在选择家族继承人时，已将相术作为重要的判定依据。从一些记载看，社会对人的某些形貌与其性情、命运之间的关系， 形成了某些明显的共识。《左传》文公元年楚令尹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豺声” ，宣公四年楚国子文说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 ， 《国语·晋语八》晋国叔鱼之母说叔鱼“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 ，叔向之母说杨食我“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已分别从体貌外形与声音两个角度来判断人的性情、未来。
相术在汉代已经形成风气，用于推测自然社会、人事吉凶的各类方术也开始日益流行。不少皇帝都热衷于此道，刘邦曾相吴王刘濞有反相，并劝其“慎勿反”,后刘濞果反。汉武独尊儒术后，黄老治国之术恢复为黄老之学，“再变而为神仙方技之术”，后又变为“米巫祭酒之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却“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他迷信龟卜，对善卜者动辄“赏赐至或数千万”，当时有个叫丘子明的卜士，以此“富溢贵宠,倾于朝廷”。在对西域的战争中，汉武帝曾召集巫师，诅咒匈奴，以配合汉军作战。当李陵被匈奴军队包围，汉武帝想要李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
宋代士大夫人人都懂算命
由于相术的理解、掌握、运用需要哲学、医学、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所以善操此行的相士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春秋时期的姑布子卿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著名相士之一，他比较擅长以人的形相是否特殊来推断其命运。相传他给孔子看过相，说孔子具有四位圣人的异相，即像尧一样的面颊、像舜一样的眼仁、像禹一样的脖颈、像皋陶一样的鸟嘴。
孔子对于观人与识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论语·为政第二》中记载：“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②。意思是说要认识一个人的品行，就要看他做事的表现。首先看他怎样做这件事，其次看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最后看他做了这件事之后的表现如何。从这几个角度来观察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品行又怎能隐藏得住呢?孔子这种识人之法，可以说是比较早的相人法了。
宋代是道教昌盛的时代，在宋代，士大夫求道士相面算命非常普遍， 即使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也不能摆脱这一社会风气的侵蚀。在道教巫风的影响下, 宋代士大夫信命、算命之风非常盛行，他们不仅求道士们为自己算命、预知吉凶，而且还请道士们传授看相、算命、占卜的秘诀，自己也亲自操刀，帮别人占相、算命， 所以宋代士大夫几乎人人都懂得算命、看相之术, 个个都是相面大师、算命高手、占卜专家。
元明清时期是相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元代的大政治家刘秉忠曾辅助忽必烈建立元朝，可以说是元朝的设计师。刘秉忠博学多才，对相术深有研究。元世祖曾让刘秉忠给洪福源的五儿子洪君祥看相，刘秉忠认为此儿目光有神，今后必然会功名显赫，但必须致力于学业。于是，世祖便下令为他选良师进行教诲。后来，洪君祥因立军功而成为国家重臣。明朝的永乐皇帝非常喜好相学，他常常用相学标准衡量人事。在相学史上颇有名气的《永乐百问》就是永乐皇帝与明代著名大相师袁柳庄的相学问答，所问之事，上自王公贵胄，下至黎民百姓，无所不及。
民国女相士靠色相揽客
身名显赫的饱学之士大有人在，鱼目混珠、坑蒙拐骗的人也不在少数。明中期以后，随着朝廷赋役的加重，地主对农民土地兼并加剧，导致传统社会的统治基础分崩离析，失去土地或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安身的农民，不得不重新寻找安身立命之处。社会力量发生了分化，明人姚旅提出“二十四民”之说，从传统“士农工商”向“二十四民”的转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会大流动的结果，也使得游民阶层数量大大增加，而游民阶层正是方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迫于生计，往往将骗术与相术结合。
自古至今，但凡操相士职业者，皆以男性为主，而民国时期的女相士较以往明显增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随着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愈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打破传统束缚，从事相士职业。她们或受家庭成员传授，或拜师学艺，或自学成才，带着一技之长，游走于江湖之间。其实，女相士从业者，多半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以论相为幌，行桃色之实”，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骇人听闻，但这确是对民国时期某些女相士的真实写照。
女相士还要有一定的口才和姿色，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如果“口才和色相呆板，问津自然无人”她们看相的手法五花八门，时人对其评论亦可谓毁誉参半。一些女相士为了招揽生意，赚取更多的相金，而不惜牺牲色相，使得“一些人着了迷，因为与女相士谈相时，她们握了你的手样看呀看，同时，对你眉花眼笑，这时，被谈相者，当然要给他弄得很饥渴了”（出自《专看“桃花运”的女相士》）。这样看来，女相士的所作所为实在与妓女无异，令人瞠目结舌。
江湖文化尽管可以说是“规范”之外的文化，但它始终跟中国的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比如被刘邦封为“鸣雌侯”的女相师许负，到汉武帝赏识的一代大儒，同时也是“神人大巫”董仲舒，更远的还可以推到秦始皇时代的徐福。这种方士文化不仅仅是民间文化，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方士们以各种方式进入宫廷，进入上层社会，进入整个国家机制，进入政治生活。由此再看看今天的“方士” ( 所谓气功大师，即现代“ 方士’)，他们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介入政治生活的，恐怕会有很多令人深思、并且使我们高度警惕的东西。在这里面，也同样隐藏着现实的政治欺骗性。在国外，比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西方的圣殿教等，都很明显地带着政治目的，而且具有很大的政治破坏力量。讲到方术文化和“方士”的政治作用，一是它的破坏力量，也就是所谓“ 革命” 的力量;中国历史上的“教”的造反，都是破坏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二是以皇帝的“师” 的面目出现，中国历代王朝不乏由“方士” 成为“帝师” 的人物。这种以“师” 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方士”既是统治者的帮闲，同时更是统治者的愚民术的重要部分。
唐宋时期，方术成为了科场安慰剂和官场护官符，官员的选拔、士子的录取、政治斗争都受到方术的影响，一些官员除了请相士给自己看相外，还不惜花费大量精力，用各种方式了解同僚、下属、上司的命相，看谁最有发展潜力，从而结成政治盟友。一些官员甚至向术士请教为官之道，如《太平广记》卷二一六《李老》记载：
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廕求官,数年未捷。忽一年铨试毕,闻西寺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窃报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来岁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为保所累,被驳。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试毕,自度书判微劣,意其未遂,又问李老。李老曰：“勿忧也。君官必成,禄在大梁,得之复来见我。”果为开封县尉。又重见老人。老人曰：“君为官不必清俭,恣意求取。临满,请为使入城,更为君推之。”生至州,果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财贿。及满,贮积千万。遂谒州将,请充纲使。州将遣部其州租税。至京,又见李老。李老曰：“公即合迁官。”生曰：“某今向秩满后选之,今是何时,岂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内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见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纳州赋于左藏库,适有凤凰见其处。敕云：“先见者与改官”。生即先见,遂迁授浚仪县丞。生益见敬李老。又问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岁,又获千万。还乡居数年,又调集。复诣李老。李老曰：“今当得一邑,不可妄动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寿春宰。至官未几,坐赃免。又来问李老。老曰：“今当为君言之,不必惭讳。君先代曾为大商,有二千万资,卒于汴州,其财散在人处,故君于此复得之,不为妄取也。故得无尤。此邑之人不负君财,岂可过求也。”生大服焉。
刘某竟听从术士的教唆，贪污索贿，盘剥百姓，搜括地皮，积财至数千万，还美之名曰是先人散落在此地的资财，自己不过是代为收回而己，这恐怕是一篇贪官自辩自解的千古奇文。
方士之所以能取得统治者的信任，固然是抓住了他们迷恋富贵、贪生怕死的心理，但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方士掌握了诸如医药、天文、航海、建筑、民俗、博物等较为专门化的知识。方士虽出于古巫，但自汉代起，方士已不限于巫师的“鼓舞祠醮”之术，除了“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外，还熟谙朝廷典章制度，知识渊博，成为皇帝的顾问弄臣。他们宣称自己的方术能“兴国广嗣”和使人长生不死，博物洽闻的东方朔、张华等人，都得到了皇帝的宠渥和士人的尊重。
顾颉刚指出：“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造成两汉经学的主因”。在当时出现了儒学方术化，儒生方士化的倾向。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之说引入儒学，在方士们看来，儒学经典都是神秘著作。《易》乃“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书》“上天垂文象，布节度”。《礼》“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诗》表现了“天地之心，君祖之德，百福之宗，万物之户”。《春秋》可“以天之瑞，正王者之政”。谶纬即为方士化的儒生所炮制，传说中的及其历史上的圣贤、帝王被异相化,催化了后世人们关于“圣人奇相”的观念。
中国方术文化及活动一直繁衍至今，已经积淀为一种民俗文化，我们应该引导方术信仰向积极的民俗文化方向发展，同时要警惕方术通过世俗的引诱，使人们产生某种生活依赖甚至“信仰”，许多精明一世的大人物正是在这些江湖骗子身上栽了跟头，而沦为民众抨击愚昧骗术，分析时代精神困境的靶子。
三、江湖之中：方术影响底层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金元统治者虽是少数民族，但对方术的崇信丝毫不逊于汉族统治者。这一时期的方技不再拘于师徒之间的秘密传授，一般老百姓也可以通过自学掌握，方技逐渐下移，走向世俗化，从而产生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影响，一些闺阁少妇、农夫村妪、渔夫樵子等普通百姓都懂方术。
对于明代底层社会的普通百姓来说，方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明代，人们普遍相信世间万物皆有定数，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定数使然，并且认为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会有某种形式的征兆或因果暗示。以命理术、风水术、相术、占梦术、测字术、求签、六壬、奇门遁甲等为主要形式的各类术数活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与方术活动密切相关。凡建屋、婚嫁、生育、搬迁、祝寿、出行、入学、祭祀、安葬等重要的日常活动，皆离不开方术的参与。各类方术的盛行和人们强烈的趋吉避凶观念，对明代底层社会百姓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代人信命，人人都希望能够预知自己及子孙后代未来的命运。因此，卜筮、算命术在明代底层社会中极为流行。如小儿初生，为之算命，如果星命家以小儿根基不固，或关煞太重者，则必寄拜于人以保之，谓之“拜干爹”。
以娶妻择婿择婿为例，明代人们认为相貌与贫富贵贱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如男子行如百柳者无威，女子吹火者多贱。明代相术中对女子最忌克夫、克子淫贱，“金紧木慢，女命犯之，定克夫害子，不贞洁。”男女之间谈婚论嫁，由于隔着一层“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隔膜，于是产生了“姻缘命定”的模糊认识，由此又产生了一种惶恐感。所以，在婚嫁的惶恐下，也必会以男女的八字请术士推其“生克”，判断是否适合成婚。这一现象一直保留到了现代，至今仍有一些传统家庭的婚姻择偶中会测查双方是否八字相合。
晚清时期，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开始客观地看待这些对中国百姓有着根深蒂固之影响的神秘文化，并逐渐认识到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便是“信邪说”，从而导致民智不开。
然而认识归认识，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毫无保障，很多人为求温饱摇身一变成为江湖相士，甚至一度出现了专门利用神秘文化做生意的帮派，如“江相派”便是其代表。这些江湖术士用拙略的伎俩做些骗人的勾当，给相学的发展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雾霭，使其愈益神秘化、世俗化，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鄙夷。当然，真正懂得相理的大师亦不乏其人，然而数量却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由此，相士队伍便有了“江湖派”与“书房派”之别，其中江湖派人数占绝大多数，其主要来源有盲人、失业破产者以及落魄的读书人。江湖相士的泛滥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负面较多，因此，民国时期各级政府渐生取缔此行业之意图并颁布了一系列取缔办法，但囿于取缔之后对这些迷信从业人员的社会救济、职业培训等相关配套设施的极度匮乏，其效果不甚明显。
四、骗局之下，如何客观审视方术文化
神秘文化回潮，是近年来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久已绝迹的江湖方术如相面、占卜术、测字术、批八字、看风水等潮涌而来，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巷尾,摆摊算卦的、抽帖卜命的、看手相的、批八字的人为数极多,而且生意也特别红火。与此相应，很多古代方术文献被相继大量出版，有些城市街头这类书籍多达几十种，且读者极多，成分多为中青年，其中也有不少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员干部对此也兴趣浓厚。
世俗生活中的封建迷信现象也日益加剧，结婚中的批八字( 俗称合婚)、对属相、择黄道吉日，丧礼时看风水选墓地、大量营建坟墓、上坟烧纸用印成货币状的“ 冥币”、纸制的牛马、家具、楼房、电器应有尽有。在农村，看风水的“阴阳先生”、驱邪治病的巫婆、神汉活动尤为频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掀起一场全民气功热，官方和民间交相辉映，气功报刊、气功理疗院、气功表演会遍布各地。十年时间， 气功从一种养生方法逐渐变为“ 特异功能” 展示会，千万人为之疯狂。气功热的前期，人们加入其中多为强身健体。对于气功热的成因，有说法认为当时的武术热潮让人们的志趣从普通的体育锻炼转为气功修炼。但很快，气功开始成为人们治疗疑难杂症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在气功热期间, 不少气功大师都有治愈" 外国政要”的传说。
在不断发展中，气功开始走向一种无法控制的阶段，成为一种" 特异功能” 和“ 魔术”，气功表演则是更有" 技术含量” 的项目。从吞玻璃、弯勺子到用意念控制人、抓取肿瘤等，有的利用一些普通人不熟悉的科学原理，有的则是魔术和障眼法，更多时候，则需要一些托儿来配合表演。在各种大师的表演现场中，观众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甚至屡有传说“残疾病人站起来了”，但实质上这要么是心理催眠要么是事先布置的骗术。名目繁多的功法出现在各地，这些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功法让人痴迷。" 气功热" 成了中国人的群体癔症，从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到手断钢筋隔空取物，气功不断塑造着“超人”、“神医”，更是以不同的理由迷惑了不少人，使之心甘情愿成为那场风潮的信徒。
对于历史上曾经十分流行，且在科学发达的今日犹有市场的方术来说，仅仅斥之为伪科学或者迷信，不免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之嫌，同时也掩盖了其在人类认识史上的意义。历史地看，人类对于自身及世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今日看来是迷信的相术， 在古人来讲也曾是一种认识自身与把握命运的尝试， 是建立在黑格尔所谓“观察的理性”之上的东西。从这一角度看, 体现于方术之中的除了迷信之外，仍然有某种值得分析与注意的内容。
方术中相术的产生，和古代医学大有渊源，它并不存在某种理论体系的支持，只是一种经验与错置因果的产物，其间夹杂着某种想象与迷信，也夹杂着生活的经验与智慧。医学通过对人体的观察来判断健康状况，诊疗疾病，最终走向科学；而方术则通过观察人体、事物来了解未来命运，以求趋利避害，最终沦为迷信。两者同样试图在观察到的客观现象和实际生活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联系，所不同在于，医学所建立的这种关系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相术所建立的这种关系缺少这种合理与必然。
此外，命运观念是中国方术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方术文化所体现的命运观，无疑继承了经典文化传统中的命运思想。徐复观说：“西周及其以前之所为命，都是与统治权有关的天命。到了春秋时代，扩大而为‘民受天地之衷以生，所谓命也’的一般人的命；即是天所命于人的不仅是王者的政权，更进而成为一般人民道德根据的命这是天命观念划时代的大发展。‘天地之衷’所命于人的，在孔子，在子思的《中庸》，便称之为‘性’，在老子，在《庄子·内篇》便称之为德。这是一般人生的道德要求上所新建立起来的天人关系，可以说是道德自主性的觉醒。”
随着这种觉醒，人们同时也发现道德的自主性不能完全主宰人的现实生活，人的贵贱夭寿、凶吉祸福等，既不是人力所能控制，也不是当时的人智所能解释，冥冥中仿佛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发生支配作用。方术的发展，就是这种命运观出现的结果。
汉代命运观念在社会大众之间更加普及，王充曾对命运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生死禄夭之命，亦有贫贱富贵之命。”王充认为，人的生命乃受先天之气而成，当其受孕之际，其命运的贵贱凶吉已经决定了下来。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广泛传播并日渐深入人心，传统方术也不可避免地收到影响，这种影响就首先体现在命运观念中，之前命由天定的“禀气说”加入了善恶果报的必然，命运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偶然，而是因果可循的东西，于是这更加促使人们期望通过方术来改变命运。
方士文化利用了民众的这种世俗欲望。方士们的活动要产生社会影响，简单地说就是要有“群众基础”，而获取“ 群众基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投合人们的世俗愿望，比如“长生术”、“房中术”都能制造“轰动” 效应，比如“施药治病”、“气功除癌”，也能获得老百姓的信任。
就科学的认识而言，方术是荒谬的。时至今日，人们已确切地知道它并不能真正预测人的命运，然而为何至今仍有无数人对这种神秘文化尚抱有期待？这无疑是现代文明掩盖之下的另一种现代性荒谬，一个骗子可以用一秒钟时间随心所欲说一句“可能”，而一个严肃的科学家要科学论证不“可能”的话，则要穷其毕生精力，甚至都没办法证明不“可能”。
参考文献：《那些年，人们追过的大师》，《论宋代的占相算命之风》，《江湖气功与现代伪科学》，《简论古代小说中的相士形象》 ，《对当前社会神秘文化回潮问题的思考》，《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中国传统相学及其近代化转型》。
来源：《识见》第1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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