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深圳《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9-10版），2015年10月25日。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10/25/content_3367463.htm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10/25/content_3367478.htm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10/25/content_3367479.htm?COLLCC=160595211&
主编在卷首语里推介：本期刊发的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研究生、打工文学研究专家张一文的小说《查无此夜》很值得一提。其实这篇小说的故事并没有多精彩，也并不复杂，属于上世纪90年代沿海改革开放地区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一个题目“查无此夜”，就让这篇小说的角度新颖起来，也因此包含了更丰富的意味。我们的作者当中，有部分人不太注意文章的标题，觉得内容最关键，这大体没错，但是，有时候一个好的标题，往往在主题思想上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张一文的这篇小说，在这方面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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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准会想起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不过，经有关部门排查，查无此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
彼时初到此地。和往日一样，下班后我回到出租屋，随便弄点吃的，冲凉洗了衣服，看完从单位带回来的一大叠报纸，准备就寝，时间已经是晚上快12点了。
突然，楼下传来“嘭嘭”的打门声，我住在4楼，只听见嘈杂声，听不太清楚夹杂着的说话声。在缺乏安全感的城中村，虽然我有职业敏感，但还是不敢下去看热闹，只有关灯睡觉。
慢慢地，打门声来到了4楼，我才听清楚了是查身份证的来了。我赶紧从行李包里摸索出身份证，我有身份证，怕什么检查？
终于打到我的门上来了。“开门！查身份证！”见我没有反应，打门的人又说：“别装睡了，刚才还看到你屋里有灯！快起来！”
我有什么可装的，不就是查身份证吗？我刚把门打开，一道强烈的手电光直刺我眼，怪吓人的。我头一偏，看清楚了是那种装了4节大电池的长长的手电筒，被举在一个穿保安制服的大个子手里。
“身份证拿出来！”声音威猛没商量。他们有两个人，没有进房间里来，站在门口，把脚踏在门槛上，兴许是怕我突然关门。我把身份证恭敬地递上去，脸上带着微笑。“外省的？暂住证呢？”对方看了一眼我的身份证，质问道。我忽然想起来，几天前刚入住时房东就曾警告我要去办暂住证，否则会有麻烦。我问她办证要多少钱，房东说，30块钱一个月，一次要交3个月。我当时想，我刚到这里来打工，还不知道能不能做满3个月呢，等过了试用期工作稳定了再说。
“没办暂住证？下去办吧！”说完，对方把我的身份证放进他的口袋，走了。“不是查身份证吗？怎么不还给我？”我追出去问，“办完暂住证再说！”他们又去打隔壁邻居的门了。
“嘭嘭！”“开门！查身份证！”……
原来是通过查身份证的方式，要外来务工人员去办暂住证。早知道这样我就装睡到底，看他们会不会破门而入。我思忖着，要不要理他们？如果是那样我就得回老家重新办理新的身份证，往返的车费可不止90元，再说，刚来上班就请假也不太好。想来想去，还是下去办吧！
那时没有《身份证法》，要是现在，我准不会把身份证给他们，他们不是警察，只是保安，最多叫协警，没有权利查我们的身份证。这是后话。
当时我一摸口袋，坏了，钱包不见了。身上只有几块钱零钱。（后来才在厕所里找到，是洗衣服时把钱包取出来搁在马桶的水箱上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钱包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忘了拿回来。没钱可怎么办暂住证？我赶紧找出一张那天早上办公室刚给我做好的名片，带着侥幸的心理，下楼去了。我想我跟他们解释一下，我有工作，我不是坏人，我明天去交钱办证，保证不爽约，反正我的身份证还在你们手上呢！
到楼下一看，我大吃一惊。大楼出口处，齐刷刷围了一圈保安，个个手拿家伙，不是长长的手电筒，就是涂着红白相间油漆的警棍。旁边倒是有一个真警察，正在吐着烟圈。现在的警服和保安服颜色差不多，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但是，当年的警服与保安服无论是颜色还是装饰，都很不一样，哪怕是在晚上，也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门口圈子里站了10多个惊魂未定的无暂住证的房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个女的怀里抱着孩子，那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可能是刚从梦里惊醒。
“哭什么，吵死了，你会不会带小孩呀？”一个保安很不耐烦。妇女顶了一句：“还说我，也不看看你们，像什么样，深更半夜骚扰老百姓！”“你再说一遍！”那保安显然被激怒了，操起家伙，上去就要给她一点颜色看。真警察咳嗽了一声，制止了他的冲动。
“不能打人！”“小孩子哭也是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么晚查证？”有真警察在，大家也敢表示不满，真警察嘛，还是能够为民出警，为老百姓撑腰。“吵什么？都给我闭嘴！”真警察发了话，还咳嗽了两下，不知道是不是被香烟呛的。
我在包围圈中老老实实地待着，大气不敢出。财大气粗，我身上没几块钱，气不粗，没有话语权。
不断有各色人等下楼，进入门口的包围圈，应该都是和我一样没有暂住证的。楼口平常明亮可爱的路灯，现在看起来十分刺眼。我真希望城中村里突然大面积停电，说不定大伙儿可以一哄而散，趁着停电冲出包围圈。但是，变电站今晚应该有人值班，想破坏民用供电，那是不可能的。正如现在，想溜走和逃跑是不可能的，一个都不能少。
二
终于等来了那两个上楼负责查证的保安，估计该下来的都下来了，没有下来的都是有证的。只听见一个站岗的保安吹起了警哨，“哔哔！排好队排好队，遵守秩序，跟我们走！”圆弧形的包围圈转为直线形，他们手电筒齐齐打开，有的照路，有的晃人。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在保安的贴身警戒下，向村治保会办公室前进。后来才知道是去治保会，我开始还以为是去收容遣送站呢，心里吓得“卟卟”直打着小鼓。
穿大街走小巷，七转八拐，夜路真长啊。街巷两侧还有没打烊的店与吃夜宵的路人。明明灭灭的街灯下，我忽然有一种检阅三军仪仗队的虚荣，毕竟，平时匆匆路过，有谁关注过我？有劳你们夜半相送，明天我一定去你们店打个边炉！
后来才知道，村治保会其实很近，他们之所以领着我们兜圈子，其实是让我们当众出丑的意思，目的在警示周围的人，要办暂住证哦，否则就要游街。还好不用在胸前挂着写有姓名打了叉的铁牌子，也不用戴纸扎的高帽子，在高帽子上大写“无证滞留，卑鄙下流”，毕竟是改革开放的90年代，而且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收钱办证，有偿服务，搞活经济而已。
读到这里，你们一定很着急：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挨打？其实我比你们更着急，治保会到底有多远？怎么还没有到呢？
治保会终于到了，在一个祠堂里。祠堂很显眼，我都路过好几次，但是不知道它的城府有这么深，居然还有警政单位在里面办公。
治保会灯火通明，有好几张办公桌，每张桌上都插有一面小小的国旗，昭示着这个单位的政府公信力。桌上还有电话机、水杯、文件夹子等。有三四个值班人员，正铁面无私地指挥着大家排队办证。嘻嘻，没有刑具，我还以为要坐老虎凳呢！环顾四周，刚才那个真警察不见了，估计是下班走了，不陪我们玩了。
身着便装的办事员仔细地审视着我们的身份证，然后开收据，收钱的是另外一个人。收银员对现场交了钱的人交待说：“明天记得拿照片来，一个星期后可以领证。不交照片耽误的是你们自己的事！”
几个交了钱的人出去了，轮到一个老大爷，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钱不够！”“没钱？没钱你排什么队啊？站一边去！”办事员态度立刻强硬起来，并扯着嗓子喊，“没带钱的，站那边去！”他手指了指那面贴有墙报的墙壁。
“呼啦”一下，队伍里走出来七八个人，都自动站到墙报那边去，墙报上无非是各色文告，例如办证须知、便民措施、服务公约、监督电话之类，非常具有正能量的告示，让站在那里的人自惭形秽。
墙上的挂钟指向了两点。最后一个有钱人出去了。没钱的可咋办呢？
“打电话叫你们的亲戚朋友送钱来！”办事员伸伸懒腰，懒洋洋地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有亲戚！”“我朋友没有电话！”“这么晚了，找谁去借钱啊？”见治保会的人没有打人的意思，我们也就七嘴八舌起来。
的确，那个年代有固定电话的老乡很少，更别说有手机的人了，但是有传呼机的很多，就是BP机，也叫call机，一两百就可以买个带数字显示的，惠而不费。
“我可以借你的电话打个传呼吗？”有个没钱人斗胆问道，治保会的人没有吭声。他就径直走到办公桌旁边，拿起话筒，滴答按了几个键：“请呼4848448，我姓朱，朱子的朱，崇高的崇，有急事，叫他马上复本机！”他一放下电话，立刻有另外一个人过去，拿起话筒，滴答按了几个键：“麻烦你帮我呼3721250……”有好几个人打了传呼。我没动，因为我没有朋友。
不一会儿，电话就响了，几个人抢着去接，被办事员瞪眼制止，他自己拿起了话筒：“治保会，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哦，找朱先生？”他举起话筒摇了摇，说道：“朱！”朱赶紧去接，我们都偷偷笑了：猪？下面该轮到牛了吧？
朱操着方言讲着电话，估计电话那边是他老乡。我听不太懂，但是意思明白，快拿钱来赎人。“别啰嗦了，讲快点，别人还等着复机呢！你没完没了，别人的电话怎么打得进来？”办事员用食指把桌子敲得“笃笃”响。
朱赶紧放下电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站回原来的位置，还是墙报那儿。估计是他老乡马上会过来。另外一个牛人最后哭丧着脸放下电话，准是他朋友也没钱。那年头，穷人能有几个有钱的朋友？
三
“你，过来！”办事员像发现了什么，拿着我的身份证，指着我。我浑身激灵了一下，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你什么情况，钱也不交，呼机也不打，是聋还是哑？”他问我。
我不聋也不哑，他居然这样子说我，我反倒胆壮起来。我掏出名片，递给他，大声说：“我刚来这里打工，你看名片都是崭新的！”他斜着眼看了看名片，身子立刻坐正了，态度也变好了些，估计是看清楚了名片上的单位：某某报社。他夸张地吸了吸鼻子，像是闻到了名片上新鲜的油墨香，就说：“你是记者，见识广，外地来的，你应该知道，暂住证还是要办的，这是国家规定的，不是我们与你过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见他态度变软，我也赶紧顺着台阶下楼，作献媚状，“这么晚，你们工作辛苦了！可是我这附近真没有朋友，总不可能给老板打电话。我钱包落在编辑部，我明天来交钱，反正身份证还在你们手上！我不会为了90块钱不要身份证。”
“180！”他纠正道。“对对，180，如果我明天不来交钱，你可以打电话到报社投诉我，砸我饭碗！”我信誓旦旦。好好的90，忽然又变成了180？刚才已经听说了，是这么回事：主动去办暂住证的，当你是新来的，一办3个月，是90元；没办暂住证被查到了的，先补交过去3个月的，一共90元，不管你住了多久，默认你已经住了3个月。然后再交以后3个月的，不管你是否真的能够在此住上3个月，默认你从今以后一定能在此住满3个月，所以一共是180元。虽然国家规定暂住证可以只办一个月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家要创收，你必须入乡随俗。
“刘队，你看这个情况？”办事员站起身，向坐在最里边斜靠着老板椅假寐的胖胖的领导打报告，“这小子戴个眼镜，老实巴交的，像个斯文人，还说是个记者，答应明天来交钱，让他滚？”估计是保安队的刘队长，接过办事员给他的我的名片和身份证，瞪大眼睛警惕地看着我，威严地说：“你从哪里来？背一下你的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单位地址、电话号码、领导姓名！”
小样！我挺了挺身板，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完。事后才知道，有些持假身份证的，连假证上的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都记不清，“三无人员”也不可能一下编造出单位地址、电话号码、领导姓名来。看来强制办理暂住证，对震慑那些持假证的“三无人员”还是管用的，否则国家也不至于出台这个政策，尽管政策被执行得这么富有歧视性、剥夺性，这么不合理。
见我回答得理直气壮，答案也很准确，刘队拉开抽屉，把我的名片和身份证扔了进去，肥硕的肚子一挺，把抽屉合上，继续打盹，不跟我废话。
“你可以走了，记得明天来办证！”办事员抬了抬下颌，冲我一挥手。兄弟们，我，终于解放了！在其他几个还在等待“外援”的难兄难弟、打工姐妹羡慕甚至是妒忌的眼神中，我逃也似的离开了治保会！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没挨打。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毫发无损，算是完璧归赵。
走在城中村青石板小路上，回想刚才的遭遇我心有余悸。逼仄的路旁，不时有小姐向我吹着口哨打招呼，问我要不要“松松骨”，后半夜价格很优惠的哦，大有“包邮，给5分，不给差评就行”的献身精神，个个貌似“淘宝商城”的店主。真是大难不死，必有艳福。我无心问柳，只求快快回到出租屋。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月光从城中村挤挤挨挨的“握手楼”缝隙中倾泻了下来，我停下了脚步，举头望明月，感慨万千：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美丽的月光，如水一般，你漂白了人间多少的黑暗！
行了行了，社会需要正能量，生活到处有阳光。你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哪天晚上发生的事？呵呵，对不起，查无此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