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老师有一个很好听到名字，叫骆银梅。她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但非常斯文雅致。因为是骆氏家族老族长的孙女，从小呵护着长大，没有经受过风吹雨打，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她是城里下来的呢。
发蒙读书，她爷爷嫌弃村小老师的水平不高，每次赶集日（逢十）都要把她带到镇上，请一个周皮匠给她补习两个钟头。周皮匠原来是县中学的学霸，考上农学院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嘴痒痒被打成学生右派，发回原籍没人收留，只好做了皮匠。但都知道他肚子里有墨水，很多人请他给孩子补习。
所以，银梅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直到考上中学。
虽说骆银梅在十里八村是有名的闺秀，但毕竟生长在大山里，少见世面，见到我们从大城市来的知青，也显得非常拘谨，面带娇羞。
最初看到骆银梅是在赶集的路上，和一个外号叫补锅匠的高个子男青年一道。我们一群知青就戏谑补锅匠，用他们的土话叫：“嗨，补锅匠绕女儿了索（泡妞儿）！”骆银梅羞得满脸通红。后来听说补锅匠论辈分是骆银梅的侄儿，方知冤枉了他们，更觉得对骆银梅有过分的冒犯。
直到和骆银梅做了同事，才和她有实质性的接触。
我们的村小原来就有三个老师，除了两个民办老师，向老师和骆银梅，还有一个姜老师。姜老师是公办老师，是县上直接派来的。他的家住得很远，为什么把他派到我们这么偏僻的老山村小来教书，不知道。但他一个三四十岁的大男人，住在大队村公所一间小木屋里，也是真够难为他的。
姜老师因为下了课没事干，就把本来很小的木屋分开来，一边放一张床，另一边则办成个杂货店，卖点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的补贴补贴。有时候我们盐用完了，或者煤油点没了，图个方便，就到他那里去买，所以见过他几次。看上去挺老实，挺和气一个人。
就没想到他会和坎下的张寡妇有了暧昧关系。本来他一个先生人家，很受人尊敬，和张寡妇有些亲密，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响了。不合同村的白贵生也看中了张寡妇，眼睛里就搁不下教书先生了，便在村里放出流言，还传到了镇上李文教耳里。
这在当时叫伤风败俗的事，走到哪里都好说不好听。先生也自觉没有颜面，主动要求调离，也才空出个位置让我给补上。
照理说骆银梅比我早做老师，但她完全没有架子，和向老师象欢迎领导来了一样欢迎我，一定要我教五年级毕业班。
我上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语言教学生。在农村的学校，几乎都用当地方言教学，这不规范。特别语文课，用的是拼音注音，用土话根本不能正确发音。我在那里已经几年了，当地土话也可以随口说出，但还是希望用普通话上课。向老师不同意，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年纪大了也学不会了。骆银梅支持我，愿意学讲普通话。这个问题最终没有统一决定，我用普通话教学，向老师用土话，骆银梅夹在当中，语文课用普通话，其它课也用土话。
从我所在的生产队到学校有五里山路，都在山林中，弯弯曲曲，上上下下。每天早上，踩着露水，听着鸟鸣，闻着松香，在林子里穿行，实在妙不可言。放学回家，我和骆银梅有三里路同行，她就借此机会和我讲普通话，让我给她纠正发音。熟了以后，她早上也会在岔路口等我，然后一同走那三里路到学校。
这样一走就走了两年，我和她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城市去的知识青年，我没有听说有一个人是真心实意要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会上说的，纸上写的，都是假话，空话。所以，无论男女，城市知青都很少有人会和“土知青”谈恋爱。加上，男的在“性”发育上比女的迟，因此两年在一条山路上走过来，我从来没从那个方面想，也没有去揣测骆银梅的心思。只把她当成同事，当成朋友，讲话的内容，从来不越雷池一步。
直到有一天回家，她在我后面半天不吭声，突然说：“你有没有听说一个传言？”我说：“什么传言？”她说：“有人说我们在谈恋爱。”
她在我后面，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以我对她的了解，她的脸一定是红的。
我说：“谁嚼舌头了？给我说，我找他去！”
她不响，好像对我的反应有点失望。我又追问，她说：“别问了，没有就没有吧。”
我没有在意，把这事忘了。过了几天，她又突然问：“你想知道是谁讲的吗？”我说：“是谁？”她说：“是光斌哥。”
骆光斌是大队团支部书记，非常好的一个人，和我的关系很铁。我很吃惊，光斌哥怎么会说这样的话？骆光斌就在我们生产队，当天晚上我就去找他了。我问他有没有说过这话？他好像知道我会来问他一样，没有一点吃惊，反而笑着问我：“你说有没有嘛？”
我说：“无中生有的事，怎么会有？”
光斌还是笑着说：“我看你们很合适，你们可以试一试嘛。”
完全清楚了，这不是让我自投罗网，让光斌趁机为骆银梅说媒吗？和他扯不起，我撂一句话就走了：“不可能的事！”
然后，我们又恢复到以前一样，就像这事没有发生过。
终于，我要回城了。离开的前一个晚上，大队给我开欢送会，杀了一头公猪（公家养的猪），整个村公所都闹翻腾了，中心小学杨校长，镇上的李文教和公社彭书记都来捧场，喝了好多酒。
突然，传来一阵悲切的哭声，一看，是骆银梅。她也喝了些酒，控制不住的嚎啕大哭。我的心突然紧了，好像才明白了她的心。我过去安慰她，她却哭得更加厉害，把欢送会的气氛搞得有点悲凉。
她那天归还给我一本我借给她看的《牛虻》，我装进箱里带回去。到半年后整理书籍，从书中落出一封信来，是骆银梅写的。我不便透露她信中的全部内容，但她用了很大一段来抱怨社会的不平。她和我一样清楚我们在那种社会，那种非正常的机遇中相逢，像鱼和鸟，不可能会有任何结局。
我不敢给她回信，我只希望她忘记我，至少忘记那一段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感情，因为我不可能给她任何帮助，哪怕是安慰，就不必给她平添什么烦恼了。
二零零五年我再次回访那个山寨时，听说骆银梅七八年考上师专，毕业留在县城，和县教育局一个干部结婚。我们回去路过县城，但我没有去找她。我希望在我的思想中永远保留着骆银梅在猫儿堡村小时的青春形象和她那纯真的音容笑貌；我也希望我在她的记忆里，还是那个风华正茂，略带叛逆的知识青年；我更希望我和她在那三里路山道的两年共同的足迹，都永驻在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