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丫头到机场,车还没挺稳，车里空气就开始不对。甫一转头，眼圈红了：“我不想走。”
“那就留留留留留---下---来。”我故意结巴，还故意把 “下来”两个字拖得很长。
“那哪儿成？”
“还是啊，口不对心吧？”我调侃。
“谁口不对心了，你总污蔑我。”
“赶紧走吧，别磨磨唧唧的，等下误了飞机。”我停车，打开后备箱，拖出她的行李，还顺手推了她一把。
……
于我，内心里纵使揣着万千个不舍，也不敢流露出分毫的情绪。
我不想把每次送行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根本知道，离别瞬间的不舍，并不代表她愿意守在我身边，守在我伸手即可触碰的地方。
……
她三岁的时候，在故乡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她抱着一只面目模糊的布娃娃蜷在分不清颜色的卧铺被褥上问：“妈妈，我们去哪儿？”
“妈妈去哪儿，你就去哪儿。”我答。
五岁的时候，在飞越太平洋的航班上，她穿大红的背带裙配漆黑的丁字带皮鞋，背着一只印有灰姑娘和水晶鞋的粉色书包问：“妈妈，我们去哪儿？”
“妈妈去哪儿，你就去哪儿。”我答。
九岁的时候，搬家，我们驾车横穿北美大陆。从美东到美西南，途经热浪翻滚的彩色沙漠，她牵着弟弟的手，站在一片灰白色的沙漠植物前认真解释：“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之后的日子，我们从西海岸搬回东海岸，再从东海岸搬去西海岸，又从西海岸搬至中西部……
我不记得她有再问过 “去哪儿?”的问题。
“去哪儿？”变成我的问题，是念大学。
她舍弃家门口给双学位并全额奖学金的学校，而选择东岸需自掏腰包的学校。
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东岸的那所更为著名。未说出口的理由当然是，可以离家远一点，再远一点。
送她入学的情景，算得上刻骨铭心。
注册完毕，安顿好宿舍，我想跟她一起出去吃个晚餐。但她融进青涩叽喳的新生群中，根本顾不上我。
我驾车回酒店，心里失落的厉害，就好像把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交到了不可信的人手里。
辗转长夜不能入眠的肯定是我，而不是她。
第二天中午的飞机，我一早爬起来，千寻思万琢磨地找回去看她的合适借口。
既要看到她，又不要让她觉得啰嗦觉得烦，不容易呢。
我于是找了间超市，买了牙膏牙刷和洗衣筐重返学校。
不能去得早，因为早了，怕她和同屋还没有起床；又不能去得晚，因为晚了，我可能会误了返程的航班。
学校宿舍是封闭式管理，没有门卡进不了楼门。我电话进去，她睡眼惺忪地出来，第一句话居然是：“人家妈妈都走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哦，想起你没有洗衣筐，我昨天注意到露西有，诺，买一个给你。另外，我不记得你有没有带牙膏和牙刷，买了新的送来……”
她接过东西，潦草地给我个拥抱，反身进楼的当儿，转过头说：“今天上午，学校迎新游行…….你小心开车哦…..到家打电话。”
那是九月初的天气，东岸，新英格兰地区的枫叶，离烈火烹油一般的浓烈还差着老远。
但我独自起步上路的那一刻，眼睛鼻子却火辣炽热得厉害。
终于想明白，此生，我与她之间，从此不是她问我：“妈妈，我们去哪儿？”
而是我追着她问：“你在哪儿？你去哪儿？”
记得龙应台写“目送”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哪里是不必追啊，而是我们都明白，压根儿追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