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是人性的陷阱，被列为最重要的动机之一。而煽动仇恨是很多政治家，革命家甚至罪犯常用的伎俩，本文试图从一些历史事件中总结以下煽动仇恨的基本方法，当遇到类似情况时也许有所启典。
煽动民族仇恨是否需要事实基础？怎样编一个民族仇恨的“好故事”？会有人编故事让别人来仇恨自己吗？煽动本身能不能把仇恨搞成大规模仇杀？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对待汉人极为残酷，每十户汉人只能合用一把菜刀，还要供养一个监视他们的蒙古兵。谁家姑娘出嫁，第一夜必须送给蒙古人……”
“洋教会妖术，割取妇女的乳头胎儿还有小孩的肾，拿去配照相用的药水，链成铜铅……”
“历史正一步步按照当年犹太锡安长老策划的路线沉沦下去。等到各国政府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时，就不得不听命于一个犹太超级政权……”
人类历史上不乏上述这类故事。在它们的煽动下，群众的怒火指向了恶毒的“异族”，只待时机适当，便可发生剧变。
为什么这样的故事最能引发仇恨？秘诀在哪里？又是什么人编造了这些仇恨故事？
仇恨与事实无关
一个煽动性强的仇恨故事，是否需要有事实基础？或者说，真实的历史是否会引发民族仇恨？
答案是：绝对不需要。
确实有历史学者曾经担忧，自己的研究成果会不会助长民族仇恨。如犹太史学者安娜·阿布拉菲亚，在完成“中世纪犹太人谩骂基督教”的论文后，曾一度担心，自己的研究会助长反犹主义。而在研究过中世纪反犹谣言的叙事模式后，阿布拉菲亚发现，能煽动民族的谣言都是“好故事”，目标听众明确，传播性强。至于学者考据的历史事实，在大众传播中会显得“不说人话”，完全无法传播，更不用提煽动了。要以其为基础进行煽动的话，必须要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历史事实”自然不复存在。
仇恨故事的传播效果和煽动性，也不会因为缺乏证据而打折扣。证据不存在，正可说明敌方销毁证据的强大实力，更能突出他们对己方的威胁。
而且，仇恨故事中如果出现实物“证据”，还容易被发现破绽，影响煽动效果。如在 1870 年的天津教案中，中国乡民冲击基督教堂，竟搜出一坛“小孩眼珠”，证明外国人用中国儿童的器官做药引。结果经清朝官员鉴定，坛中的球形物体是腌制的圆头蒜，乡民沦为笑柄。
和“小孩眼珠入药”一并产生于晚清的拍肩迷药故事，则因为无法证伪，继续流行百余年之久，至今仍在地铁和阴暗小巷漂浮“作案”。
仇恨故事需要什么
仇恨故事要具备传播性和煽动力，需要具备两大特点：一是耸人听闻，二是能联系当下。满足了这两点，仇恨故事才能迎合人们的危机感，调动起他们的情绪和传播欲望。
在现实危机严重、人们本已有强烈危机感的时代，这样的故事当然可以靠山吃山。如 14 世纪欧洲黑死病爆发时，便出现了“犹太人在水井里下毒”的故事，既有惊人的情节，又贴合了人们本就强烈的危机感，因此能够成功激发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使后者遭到迫害。在当代，更多的人们不再相信水井下毒之类的谣言，但这种故事模式并未彻底消除，因为它极能顺应人们的心理：相比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病毒、政治内幕以及经济规律，具体的“坏人”和“敌对民族”更能满足人们对“罪魁祸首”的期望，也更容易消灭。
中国 QQ 群里转贴十多年的“艾滋针”传说，就是在艾滋病毒感染率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流行开来。当然有关台湾，日本和美国的仇恨版本也可以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关系恶化是传播开来。越南等国的仇华谣言也同理。
当然，瘟疫、政治剧变和经济崩溃“可遇而不可求”，不能一直充当仇恨故事的土壤。要常年给人们以危机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威胁他们的子女，因此直到当代，以儿童为受害者的故事一直层出不穷。
现代以前，儿童型仇恨故事大多血腥暴虐，如中世纪的反犹传说称，犹太人过逾越节时会杀害欧洲人的孩子作为食材。作为本族最柔弱的同胞，儿童要受到外族最残忍的虐杀，才能激起同族人民最强烈的仇恨。此外，尸体被犹太人吃掉，便能解释找不到孩子尸体的漏洞，避免了在洋教堂查获圆头蒜的尴尬。不过，血腥的虐童故事在现代并不流行。如今的儿童类仇恨故事，往往是痛斥异族太能生育，将来会利用人口优势变成“我国主流”。
有些故事甚至宣称，本族人较低的生育率是异族造成的，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就曾记录过一个某国盛传的谣言，指该国某少数族群成员经营的内衣工厂在女性内衣中添加化学物质，令其他族群的女性无法生育。
此外，还可以声称异族带来了不良文化，会教坏本族青少年。21 世纪初，阿拉伯国家就曾盛传掌机游戏“口袋妖怪”暗藏以色列阴谋，说它的日常语发音就是“神不存在”的意思，企图让阿拉伯儿童背弃伊斯兰教，逼得开发商任天堂不得不公开辟谣。除了人气每况愈下的虐童题材之外，女性题材也长期流行于仇恨故事中。在谣言中，她们的形象几乎不随时代变化，或者是本族贞洁的象征，遭到外族的强奸犯侵犯，幸而被本族勇士拯救；要么意志薄弱，不能抵抗外族的花言巧语或物质诱惑，从而走上背叛民族的错误道路。
在欧洲人的反犹故事中，这两种题材还曾经合体。在“犹太人亵渎圣体”故事的一些变体中，犹太男人不但自己亵渎圣体，还以物质勾引女基督徒，合伙亵渎圣体；此外，犹太男人还会向转信基督教的妻女施暴，甚至因为后者敢于反抗而欲下杀手。在故事的最后，正义的欧洲男人及时赶到，救下走正道的犹太好人，惩处万恶的犹太男人和本族内奸。
最后，故事的姿态也很重要。现代以来，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越来越不受人们欢迎，仇恨故事也需要理性客观中立的外衣。如果戾气太重、非黑即白，则很难激发人们的共鸣，煽动效果不会太好。好的现代仇恨故事应该假装自己憎恶的不是某个民族或种族，而是里面的一小撮坏分子。
这样的坏分子甚至可以来自本民族——在 1915 年的种族主义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带领黑人民兵烧杀抢掠的军官，就不是黑人，而是所谓“白种无赖”；头号反派、副州长塞拉斯·林奇也不是纯种黑人，而是黑白混血；如果没有他们，天性朴实的黑人就会勤劳种田，并在白人种植园主前来视察时载歌载舞。
谁编的这种故事
仇恨故事的来源多种多样，除了阴谋分子之外，各种各样的编故事爱好者都可能加入到故事改编的大潮中去。
比如文初提到的针对蒙古统治者的谣言，后面还提到了汉人在中秋月饼中暗藏纸条、相约“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在最初的清末版本中，这个故事还很简单，仅仅是“汉族先辈如何推翻北方异族统治者”的反满影射故事，作者多半是清末秘密会党的成员。
在这个版本中，重点在于“月饼传书”、“中秋起事”的汉人反抗故事，并不特别强调蒙古人的暴政，只有“十家养一鞑”这一种提法。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民俗学者收录的民间故事中，蒙古人的暴政已经有了清晰面目，各种元素一应俱全。汉族百姓持有菜刀和聚众发表言论的自由惨遭剥夺，“十家养一鞑”的蒙古兵负担起了监视百姓的任务。此外，蒙古人的生活也变得奢侈起来，一改草原作风，对锦衣玉食产生了强烈的爱好。不过，“鞑子”的蔑称遭到了隐匿，改称“蒙古奴隶主”、“元朝统治者”。这些显然出自官方对农民起义的革命式叙事。
最为刺激的“初夜权”，也在这一时期被收录了进来。奇妙的是，这个煽动元素并不是汉人煽动家编造的，而是出自被仇恨的蒙古人之手。
蒙古人编出他们对汉人的初夜权，可能比清末会党发明元末起义的时间更早。在他们的叙述中，蹂躏汉人女孩的不是普通蒙古人，而是喇嘛。除了取走初夜，喇嘛们更会剁掉汉族男婴的右手拇指，使他们不能挽弓作战，唯有朱元璋这一代人才通过贿赂保住手指。
这种情况和汉人编造的那些蒙古暴政一样，没有任何历史根据，只是根据风传硬做的附会。宋、元、明时期，在西夏、西藏、印度、真腊和暹罗诸国的一些民族间，曾流行过请法师破损处女膜的做法，以流血象征驱邪的成女仪式。而在当时，就已经有传言，称有不轨僧侣会借机用嘴占便宜，或直接进行交媾。
蒙古人没有这项习俗，却认为元朝的迅速没落，乃是因为皇帝宠信西藏番僧。宣传喇嘛淫乱，符合他们对“破坏蒙古基业的奸贼”的仇恨心理。蒙古人的自 HIGH 还不止于此。从 17 世纪开始，他们甚至还改写明朝皇室的血统，把明成祖朱棣说成是元顺帝妥懽贴睦尔的遗腹子，借明朝来为蒙古统治续命。传播初夜权的传说，大概也有类似心理，近于“我和你母亲发生过性行为”的骂人法的集体版本。
仅有好故事是不够的
当然，一个好的煽动者，既要靠自身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一个好故事足以挑起民族仇恨，让它的读者气得咬牙切齿或莫名担惊受怕，却不能唤起他们的暴力。
要把民族仇恨变成真正的种族灭绝，主要还得看运气。因为仇杀要么是一国政府有意的作为，要么是秩序崩坏的动乱状态，不受仇恨家的控制。
很多族群仇杀都是政府有意煽起，原本的仇恨程度反而没那么重要。纳粹德国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骇人的种族灭绝，但此前的德国却是犹太人在欧洲融合最好的一个国家，一战中德军使用的化学武器就是犹太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开发部署的。
相反，反犹思想在出版自由的英国传播无忌，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大多数英国政客都接受过犹太阴谋论，1917 年在利兹和伦敦东区还出现过反犹暴乱。但英国政府始终扮演调停角色，防止极端事件发生。“水晶之夜”后，英国还接收了从德国逃出的部分犹太难民。
二战后，信息传播手段高度发展，但几次著名的种族屠杀，仍然与事发国政府难脱干系。
1993 年的卢旺达大屠杀期间，政府要员控制的电台 RTLM 就在广泛散播“除掉图西蟑螂”的意识，政府军队更直接煽动仇恨，乃至强迫平民参与屠杀。有学者研究发现，越是道路泥泞偏远，政府鞭长莫及的偏远山村，平民参与杀戮的比率就越低。
1998 年的印尼排华暴乱中，苏哈托政府也有明确介入。官方组织的“联合实情调查团”便发现，有政府军人直接参与暴乱。苏哈托的女婿、前陆军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被认为是关键人物——当时正在发生反对苏哈托统治的学生运动，此人企图将运动扭转为打砸抢烧的暴乱，进而宣布军管戒严。但苏哈托不久便宣布辞职，他的计划没能实现。政府能煽起仇杀，当然也能熄灭仇恨。暴乱还未过去两年，印尼的首届民选政府就开始检讨持续 30 多年的歧视华人政策，六份华文报纸先后试刊，华人终于获准公开庆祝春节。在这种时代，仇恨故事编得再好，也很难起什么作用了。
不过，真正能让仇恨不受约束、大行其道的时代，还得数秩序崩坏的乱世。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们对于负面情绪更容易发生共情，对同一群体的情绪也更容易发生共情。因此，仇恨在族群间残酷斗争的极端环境下，会变成有效的动员机制及生存策略。换句话说，民族仇恨已经天然掌握优势，斗争会让人们自动投身其中，还会让资源集中到煽动者的旗帜下——只要他保持足够极端。
2011 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就已经造成了这种状态。2013 年，BBC4 频道走访两个曾经关系和睦的相邻村庄，分别信仰什叶派和逊尼派。随着战争中愈来愈多的人道危机，教派仇恨迅速发展壮大。某次政府军炮轰后，一名失去孩子的逊尼派父亲不顾西方记者正在拍摄，对着摄像头就吼道：“我要杀死什叶派的女人和孩子，让他们血债血偿。”对于西方观众，这番话意味着战争中人性的丧失；但在伊斯兰世界，这番话却可能是向广大逊尼派征集援助的动员宣言。仇恨者的队伍越杀越大，同族捐助的资金、武器和人力都会流到他的旗下；温和的队伍则越杀越小，只能得到西方世俗世界名义上的同情。正是在那个村庄，原本隶属自由军，连古兰经都没读过的年轻人，也因为战争物资的匮乏而转投了基地分支胜利阵线。
总结一下：仇恨故事通常没有事实基础，或是对事实的歪曲；仇恨谣言产生的原因和发起者多种多样；仇恨故事都满足耸人听闻和联系当下的特点，儿童与妇女是最常见题材；仇恨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变成人群的行动，或者是政权组织参与，或者是在社会次序崩溃的局面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