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以“反特”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往往有那种以女特务身份出现的人物形象。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钢铁战士》于1950年上映，贺高英扮演了其中的国民党女特务，这个女特务一心想以色相引诱被俘的“我军”张排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应该是建国后出现在银幕上的第一个女特务形象。
此后，这类女特务在电影中频繁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和李月桂（分别由王晓棠和胡敏英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柳尼娜（陆丽珠扮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和梅姨（分别由狄梵和梁明扮演），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曲曼丽（姜曼璞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寂静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白玫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虎穴追踪》中的资丽萍（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铁道卫士》中的王曼丽（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假古兰丹姆（谷毓英扮演），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跟踪追击》中的徐英（红冰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秘密图纸》中的方丽（师伟扮演）……
这一系列女特务形象，构成了“红色电影”中一种十分独特的人物画廊。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所谓“特务”，本是一个中性词，即“特殊任务”之意。1927年国民党清党、国共处于尖锐敌对状态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曾在军委成立“特务工作科”（简称“特科”）。可见，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特务”最初并不单指“敌方”执行特殊工作的人员，己方负有特殊使命者，也可称“特务”。
可是后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特务”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专指“敌方”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至于自己这一面担负同样性质的工作者，则称侦察员。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电影”中，有“敌方”的特务形象，也有“我方”的侦察员形象。“敌方”的特务往往是女性，以致女特务能组成一种人物画廊。而“我方”的侦察员，则往往是男性。说得更直白些，在这些电影中，“敌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潜入“我方”执行特务任务，而“我方”潜入“敌方”执行特务任务者，则总是青年男性。其实，不单是电影，在那时期的小说中，情形也是如此。
女特务是特别危险特别可恶的敌人，那就更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无丝毫价值可言。然而，当电影以女特务的“真情”来证明“革命者”的价值时，却又分明认可了女特务“真情”本身的价值的，因为如果女特务的“真情”本身是毫无价值的，那就非但无法证明“革命者”的价值，相反，对“革命者”只能是一种贬低、一种侮辱、一种否定，只能证明“革命者”的无价值。
人们当然可以说，女特务也是“人”，她的“真情”只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自然情感，本身是超阶级、非政治的，是与她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身份无关的。然而，我们分明记得，“红色价值观念”根本不承认有“抽象的人”、有超阶级非政治的“普遍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女特务的“真情”来表现“革命者”的价值，仍然与“红色价值观念”相龃龉。
在“红色电影”中，女特务可以对“我方”人员使出种种引诱手段，甚至大动真情，但“我方”人员在与女特务周旋时，却必须严守分寸。那是一个禁欲的时代，那是一个女性全面男性化的时代。“我方”人员与女特务周旋虽是出于“革命需要”，但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这危险并不在于“我方”人员是深入虎穴，而在于女特务的美丽迷人，在于女特务作为女性对于男性的性魅力。在禁欲的时代，在禁欲的道德氛围中，女性的美丽娇媚，某种意义上是对“革命者”最大的威胁，是瓦解“革命斗志”、破坏“革命友谊”的最可怕力量。
古往今来，女性的美艳，引发过男性之间无数的拼杀。因为女性而父子兄弟相残、国家民族开战之事，也屡有所见。中国有俗语云：“英雄难过美人关。”可见“美人”对男性事业的危害有多么大。当“英雄”过不了“美人关”而“冲冠一怒为红颜”时，会置集体、党派、国家、民族甚至身家性命等“红颜”之外的一切于不顾。正因为看到了女性的性魅力对“革命事业”的可能危害，中国历代的游民阶层和底层革命者，都把轻女仇女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作为检验“革命者”精神、意志的一种标准。而轻女仇女的深层原因，则是对女性的恐惧。
事与愿违的是，这些女特务反而成了一代观众的偶像，红色电影并没有达到其宣传作用，相反，给了那个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的人们了解真正美艳女性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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