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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柠
金瓶梅》以明代山东清河县市井日常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以官商西门庆及其众妻妾为核心的欲望故事。前八十回是因，后二十回是果。开局时尽享繁华，认娼作妻；结局时妻离子散，妻入娼门，可谓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金瓶梅》与《红楼梦》为中国叙事文学之“双璧”，一者写“情”（贾宝玉为“情圣”），一者写“欲”（西门庆乃“欲郎”）。这里的“情”和“欲”，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忌讳、所逃避、要删除的。因此，《红楼梦》和《金瓶梅》如中国文化中的“飞来峰”，都具“史家笔法”，而不强就儒、释、道既定成说，重在“情”和“欲”二字，试图填补中国叙事文学中“情”与“欲”的空白。
《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活得“不亦乐乎”的人，既没有阿Q那种因物质匮乏而产生的困扰，也没有贾宝玉那种因精神问题而生出的不满，西门庆就是一个快乐的大活宝。西门庆的快乐来源与前面两者都有差别。就执着于肉体欲望这一点而言，西门庆与阿Q相似；而不同于阿Q欲望经常不能得到满足，西门庆欲望的满足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肉体欲望能轻而易举满足这一点而言，西门庆与贾宝玉相似，不同在于，贾宝玉的目标在“情”这种超越肉体欲望的东西，西门庆没有这些要求，他只对“欲望”本身感兴趣，因此西门庆没有贾宝玉的大苦大悲。
西门庆的快乐秘诀很简单，就是一个“过”字：过分、过度、过失、过犹不及进而一过再过，一直到过世罢休。其一生就是在这个“过”字的控制下“及时行乐”的一生。他在追求金钱财富和女人上贪多求众，他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对贪欲无尽的需求之上。西门庆的快乐，就是肉体的超前支出。为此，他成日需要吃肉饮酒，还要求助于外药之术。由此观之，西门庆实在是一个极端分子，他与中国文化主张节制、中和之美德毫无关系，所以称西门庆为“恶人”一点也不为过。
要满足肉体快乐的不断支出，必须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为了财富的不断增长，就必须要为财富寻找保证，权力就是最好的保证。西门庆通过不断积攒钱财、官位、女人，将“权力—金钱—女人”三个原本不甚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仿佛变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西门神”，在清河县乃至东平府，呼风唤雨、独霸天下。这位三十岁出头的商人，开着个生药铺和几家绸缎店，搞一些官倒、走私、偷税的伎俩，竟然搅乱了清河县，波及了东平府，惊动了皇帝爷。这个与肉体快乐相关的，由“权力—金钱—女人”所构成的“欲望三角形”，就成为了西门庆满足其恶人之乐的坚固基础。
西门庆之所以能一过再过，没有外在阻力和约束实现他的恶人之乐，是因为他的家庭——他及时行乐的主要场所，实在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家庭。在他的家庭中，缺乏嗣承关系、同胞关系，姻亲关系更是混乱不堪。按照常理，传统家庭中人伦礼法的实施过程，应该由家族内部家法和舆论监督，但西门庆的家庭，在纵向上看是个孤岛，在整个清河县城，姓西门的独一无二；在横向上看，它并不通往时间上的祖先，而是通向当下的官府和权力，所以道德对他没有约束力。为了满足做嫖客能偷和嫖的隐秘心理，西门庆便直接把妓女找到家里来，家里天天花天酒地接待各级官员，酒席上要请歌妓作陪，于是来了一群妓女——李桂姐、李桂卿、吴银儿、郑月儿、韩金钏儿、郑爱香儿等。妓女李桂姐成了吴月娘的干女儿，更能名正言顺进出于西门庆的家门。至此，西门庆的家庭成为一个宫廷和妓院的模仿品，同时具备了皇宫的权威性和妓院的淫乱性，或者说是在金钱支配下的畸形的权力和畸形的自由。
西门庆有了“权力—金钱—女人”稳固的“欲望三角形”做基础，又把自己的家庭改造成为宫廷加妓院的模式，终于“功德圆满”地实现了其恶人之乐的理想，足不出户，尽享皇宫和妓院的双重快乐。然而，“次第明月圆，容易彩云散。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这是第七十八回的话，到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就淫欲过度而死。
西门庆的“女人—金钱—权力”这个“欲望三角形”，和当皇帝与当嫖客合二为一的结合体，呈现了世代流传的欲望故事的潜在构型，代表了中国男人最心仪、最隐秘的梦想。能当上皇帝的人毕竟少，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人，而这些占多数的中国男人，不是阿Q，就是西门庆。或者说，穷则阿Q，达则西门庆。至于“情圣”贾宝玉，实在是个稀罕物儿。
（本文选自《文学与快乐》，张柠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