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记忆，深埋心底。吃了几粒银杏果，喝了一杯人参茶，睡梦中回到了青年时代工作的工厂车间，被问你是开什么机器的，我回答镗床和车床。问话人似乎耳熟，却想不起他是谁，不认识。怎么工作服变的不合身了，怎么车间里空荡荡没有设备，进车间怎么还要再培训呢？怎么还须交钱给“发展进步党”，应该是共产党吧，怎么变成发展进步党了，进步了吗？甚感荒唐奇怪。一帘幽梦怵醒，好似发掘出化石、竹简和古钱币，赶快抓起一支笔来，点点滴滴记载在纸片上，这样，深埋在心底的记忆，象一串五颜六色的葡萄被提溜出来。之后讲给妻子听了，被讥笑道：陈芝麻烂谷子，痴人说梦。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我高中只读了两年，最后一年根本就没学什么课。本来准备着去“上山下乡”，但是因为上山下乡的政策有了变动，每个家庭中可以有一人留在城里，于是我可以不下乡了。其实自己本身就是在乡村环境长大的土包子，母亲刚刚调回城里，我们家也是刚刚搬回城里。九月份我被介绍到临沂化工机械厂做“临时工”，该厂生产矿山用球磨机，我被分派到了钳工车间做产品组装。那时我刚满十六周岁，身体瘦弱，面对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是很努力的。少年时代曾经读过家父收藏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部苏联小说，记得小说中保尔柯察金的哥哥就是一位钳工。球磨机的一端是铸造的大齿轮，需要用螺栓与滚筒连结，就像轿车车轮用五六只螺栓固定在鼓轮上一样。在同一车间工作的钻工们，依靠模版定位，分别在大齿轮和滚筒端面钻孔，下一道工序就是组装。我最常遇到的困难，是钻孔的阿兄阿姊们把那一圈孔，加工得定位尺寸误差大大地超公差，以至于销子和螺栓都塞不进去，我们装配时只好用锤击那四根十字形分布的固定销，甚至夯螺栓。我是“临时工”，是日薪一元四毛多钱的“壮工”，抡大锤这样的苦力活，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我来干，所幸当时年轻的工友们都没有为难我，大家轮流着抡大锤砸销子敲螺栓，尽管有的工友比起我来也并不强壮多少。金秋十月，“四人邦”被粉碎的那几个星期，正式职工们组织了庆祝游行活动，我因为是“临时工”就没有参加上街，只参加了车间的学习与讨论活动。
同年十二月底，我被招进了地区直属的临沂齿轮厂。齿轮厂厂区位于临沂县城西郊，正在建设厂房。我们同期被招进来的几十名新徒工，冒着霏霏雨雪，在工地上的草棚里接受了两三个星期的学习和培训。我父母为我买了一辆青岛产金鹿牌自行车，我在化工机械厂做临时工挣的钱，也都填进这辆自行车里了，从此我骑上这辆新脚踏车上下班。同期的新工友们大部分来自非农业户口，是临沂城和周围城镇长大的高、初中生，其中有当地驻军的子弟，还有“顶替”长辈从业的；个别从农业户口招进来的工友，都有特殊的经历，如回乡下乡知青和有些门路的农村积极活跃分子。我并不是最年少的，有看上去十四五岁的初中毕业生。听说这是终结文化大革命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临沂地区国营企、事业单位首次从城镇户口待业青年中正式招工。文化大革命后期仍然是计划经济，因为“四个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工业发展很快，兴建了许多工厂，自然就产生了巨大的用工需求。在那一时期，临沂城周围的许多工厂已经开始从下乡回乡的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其中青岛市下来的知青很多，我在化工机械厂做临时工时，就曾遇到过某大学讲师的儿子，先是在临沂地区下乡，后被招进了工厂。在我们这一批之前，许多工厂还从农村招收“合同工”；所谓“合同工”，合同的双方是用工单位的工厂与“合同工”自己所在的村庄，他们（合同工）必须向自己户口所属的村庄交款买工分，平时在工厂上班挣钱，农忙时要回村庄干自己家的农活，他们是真正的“农民工”。
尽管带领着我们培训学习的厂政工干部对我们讲，国徽上印有齿轮和麦穗，生产齿轮很光荣之类的话，我还是感到入厂的教育培训很枯燥乏味。我们被组织起来唱歌，还选出一些有才艺的工友表演歌舞节目。结束了几个星期的培训之后，我们都被配置到临沂机床维修站的各个车间。临沂机床维修站是地区机械局所属的国营企业，有一个齿轮制造车间，即将作为临沂齿轮厂独立出去，我们这一批都是被未来的齿轮厂招进来的，而被配置到齿轮车间的工友们，都是将要到齿轮厂工作的，其它工友则有可能被留在机床维修站。当时机床维修站位于临沂城老南门外，主产品是一种动力头，是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动力部件。
我被分配到机加工车间的刨工班，跟随赵师傅学习操作一台旧型号的皮带车床，都称它十二呎。临沂城周围其它工矿企业都知道，机床维修站有这么一台卡盘大、床身长的大床子，可以加工大尺寸工件，经常有大型外协件被送进来加工，虽然这台设备陈旧，仍被我们维修站王厂长视为珍宝。听说王厂长、生产调度和车间主任都曾经操作过这台设备。我听到有的工友羡慕我，说有机会加工各式各样的工件，接触各种图纸，能多学东西。当加工大尺寸的工件时，需要用行车（就是吊车）将工件吊装到卡盘上夹紧，然后采用很慢的转速和进刀速度切削，一刀切下来常常花几十分钟，在这时，我帮助打扫车间卫生什么的，或从工具橱里找出技术书读一段，比较起在铣床磨床和小车床上迅速操作的工友，从容一些。在我们刨工车间，有五六台牛头刨床，属于小型设备，还有几台大型设备，例如两台龙门刨床，这两台龙门刨床满负荷运转，加工动力头的箱体和导轨，是由老师傅带着几个徒工分两个班次轮流操作的。那台旧龙门刨床上刻着“公私合营华盛机械厂”的名牌，记载着一段有趣的历史：机床维修站是从母厂华盛机械厂独立出来、是以华盛机械厂的精密机械修造的技术职工与部分设备为基础设立起来的，那台刻着“华盛”名牌的旧龙门刨床、与我学习操作的十二呎皮带车床，都是在机床维修站设立新厂时，王厂长等人从华盛机械厂带出来的设备，王厂长对这几台设备感情很深。华盛机械厂的前身是老“华盛铁工厂”，可以追溯到解放初期，经历了公私合营，后被分拆出数家独立的企业，是临沂城解放初期为数不多的工业基础设施，而临沂城周围机电工业的技术人员与设备，也许都与老“华盛铁工厂”有某种“血缘”关系。在地区机械局主导下，机床维修站也如同母鸡一样下蛋了，齿轮厂即将是维修站所生的第二个蛋。厂里的两台镗床也安装在刨工车间，其中一台很新、很精密，请专家调试出来不久，是机床维修站最昂贵的设备，在这台镗床上操作的师傅技术是最棒的。我师傅赵师傅有资格操作另一台镗床，当十二呎皮带车床上没有加工任务的时候，他经常带着我在哪台旧镗床上工作。师徒关系很简单，赵师傅与车间主任等人都是王厂长带出来的徒弟，顶在那台精密新镗床上的是一位五级老车工，他曾经是王厂长的师傅，他是从老华盛出身的，对我讲过一些老华盛机械厂的旧事。
大型设备如镗床和龙门刨床，对操作工的要求是很高的。先不讲设备的投资成本高，仅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加工精度，必须学会怎样定位和学会使用测量工具，如定位和测量动力头箱体的轴间距和孔的直径，保证误差在公差之内；另外，当箱体和导轨等工件吊装到镗床和龙门刨的工作台上时，工件已经并非原材料了，而是经过铸造、时效等预加工处理之后的，附加价值已经很高了，如果报废则会导致很大损失；外协件更是不允许出现废品，加工单派下来时，王厂长和生产调度员都要来面命耳提、再三交代，唯恐出现差错。
有一次，十二呎车床接收到外单位送进来的一个长圆柱状工件，不仅外圆的精度要求高，内圆的精度要求也高。生产调度员派下加工单之后毛坯搬运到车间里来已经几天了，师傅们一时拿不出加工方案，因为内孔太深了，切削时刀架可能会震动打颤，无法保证内孔的尺寸和光洁度。那时我跟着赵师傅学习操作镗床和十二呎车床，逐渐理解了两者的切削原理和设备特性，就设想把镗床的镗孔加工方法，用在十二呎车床上加工这个工件，以此来解决切削内圆时车刀颤动的问题。具体的方案是，吊装工件到十二呎车床的卡盘上固定，先加工外圆与钻深孔，但是要把镗床上的镗套预先塞到卡盘中间的中心孔里，待钻好深孔后，把镗秆通过钻好的内孔，插进镗套内，把镗杆的另一端固定在车床刀架上，找好平衡和定好位，然后开动车床用镗刀加工工件的内圆，这样既能保证内孔的精度，也能保证外圆与内圆的同轴性。我把想法先告诉了赵师傅，他马上找来镗床上的五级车工老师傅来讨论，得到赞同后，于是要我画图送到车间主任那里去要求加工工具，还说这是咱们组的技术小革新。当时工厂和社会都鼓励工人学习技术，鼓励工人搞技术革新和创造，为了学习我不仅买了一些技术书，还订购了杂志，记得有“航空知识”。王厂长后来问是谁想出来的主意，赵师傅指了我，王厂长对我鼓励了一番。其实我是不在乎别人的青眼或白眼的。有一次上夜班，我感到困乏躲在工具橱那边小憩，被王厂长发现却并没有惊动我，王厂长离开后操作刨床的工友忙把我叫醒。夜晚加班可以多挣些加班费，但是体力上太辛苦太疲劳了，往往会出意想不到的事。我有一次忘记了调整设置好行程开关，移动工作台时不慎将镗床的镗套支架撞坏，不得不请焊工修好。另一件诡异的工伤事故发生在我撞坏镗套支架的同一天晚上，操作精密镗床的师傅带着他徒弟上零点后的大夜班，师傅竟然将自己的手指伸进镗杆的方形刀孔里，催促徒弟进刀，徒弟毫不怠慢，一下子把师傅的手指头切下一截，赶快送到了不远的地区人民医院处置。很多年后我见到这位师傅，他还提起自己的手被徒弟弄伤的事，他的那位徒弟后来考进了医学院，毕业后做了外科医生。
次年春天，厂里组织先进工作者和骨干青工外出参观，我也被叫着一起去。我们几十人把饭堂的木排椅抬上厂里的两辆运货卡车，就乘坐着这两辆敞篷卡车，从临沂城出发往东行驶，驶出临沂地区、路经昌潍地区的五莲县、诸城县和安邱县，一路兜风到达昌潍地区的潍坊市，去参观潍坊两个拖拉机厂和潍坊柴油机厂。这三个厂与我们机床维修站一样，属于机械系统，但是企业规模大很多，其产品是农用小型拖拉机、农用和卡车用柴油机，寄托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未来。这三个厂都在生产工序中使用动力头，是我们机床维修站的客户和潜在客户。我不仅在现场看到了动力头是怎样被应用的，还看到了这些厂整个的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那几个厂还专门抽出人为我们讲解。这次的参观，以及我在机床维修站的工作实践，对我后来考入大学工科机械系之后，学习画法几何、机械制图、机械设计等课，都是有很大帮助的，甚至我认为我自己的大学是从工厂做临时工、学徒工就开始了。潍坊市位于胶济铁路线上，住军的级别比临沂的高，市区面积以及工业规模都比临沂城更大。那几日在潍坊的街道上，白絮纷纷扬扬漫天飘飞，几位工友便争辩这白絮是杨花还是柳絮。听说杠子头烧饼是当地传统小吃，我同几位工友在街巷转了多时也没有找到，大家颇扫兴，有一位操作龙门刨床的“合同工”工友却高兴地买到了一卷丝绸，准备带回去结婚用。我们住在白浪河边一家新建的宾馆，因为我们厂不想再花钱租用会议室，开会就挤在一个大房间，工友们都坐在床边，听党总支郑书记讲话。郑书记首先讲这次来参观学习的目的，接着强调向解放军学习、加强组织纪律性，最后申明：“谁损坏了宾馆的东西，都要照价赔偿！” 。话音刚落，“磞”的一声，几位工友把木床压断了。有位工友性格木纳平时工作也不迅速，那天接话茬却接得很及时，在大家都沉默的片刻抓住了话语权，随口便吐出捧哏：“这个得照价赔偿”。大家面面相觑，郑书记脸色变得难看了些。整个参观过程是一位姓袁的后勤主管联系协调的，他是昌潍地区人，后来老袁被整了一次，我还要细述。参观结束回去不久，那位买丝绸的工友便请假回家办了喜事。临沂城周围乡村人家结婚，通常是由女方家陪送木床，雕龙描凤打造的很结实。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合同工”，首先是建筑，纺织等行业，之后在临沂地区各工矿企业都有。在乡村部落大家族环境散散漫漫长大的青年，被配置到需要高度操作技能的工作岗位，每天至少八小时，紧张专注地从事高效率的生产活动；狭小嘈杂的车间环境，无休无止的竞争比赛，促使他们很快成长为熟练工人，但只有少数才能晋升成为管理阶层；他们不久都脱离农业生产，转变成了城市人口，中国农村的城市化从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动力头是一个齿轮箱箱体运行在导轨上，箱体和导轨是首先铸造成型，然后在热处理车间经过消除应力退火工序之后，才送到我们车间进一步加工的。热处理车间有一台退火炉，这台炉子也对生建机械厂开放，经常有狱警押着囚犯来这里搬运工件。透过十二呎车床前面车间的玻璃窗，我看到狱警衣下露出驳壳枪，囚犯们剃着光头身着暗淡的囚服劳动。赵师傅说，能出狱来工作的都是轻犯，或者刑期即将结束、就要获得自由的囚犯。钳工、铸造工和热处理工发了上下两件蓝帆布工作服，而我们刨工、车工和铣工则是一件背带裤外加一副套袖。当时家庭里都没有洗衣机，厚布工作服沾满油污脏兮兮的，不知道怎么洗，一位老师傅告诉我用刷子刷，果然有效。洗的微微泛白的蓝布工作服和蓝帽子，曾经流行一时。那时还没有流行时装，工装裤和蓝帆布的卡克上衣，穿在青工身上神气得很。我喜欢厚厚的蓝帆布，我的蓝色背带裤工作服一直穿进大学校园。女工们还会把发的劳保线手套攒起来，拆线织成线衣。那一时期，大批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电影被解放重新发行，例如《洪湖赤卫队》、《天仙配》等，在正式发行前经常是内部先放起来了。有一次我得到一张“内部”电影票，时间正是我和赵师傅上小夜班，我告诉了师傅后他允许我去看，但得告诉他我看的什么电影和内容，结果我就身穿背带裤、戴着套袖去看了那部电影。第二天我把电影的内容详细地转述给了赵师傅，惊得他睁大眼睛半天没讲话，那是一部记录片，记述了一九七五年夏天河南省板桥水库决口，淹死下游几十万人，冲断京广线铁路达数十天之久。当时报纸和广播只公布了水灾和京广线中断的消息，具体的死亡人数、列车被冲走几十公里、电线杆上挂满水草的惨状，都没有公开。赵师傅曾经代表工人出席过什么大会，照片就张贴在县城的某公告栏里，通过跟他工作了一段时间，感到他待人很诚恳，我那次能去潍坊参观，是他把机会让给我的。他夫人在纺织厂工作，家安在西郊的纺织厂工人宿舍，他们有两个女儿 。为了照顾孩子，他尽量与夫人错开班，所以，尽管十二呎车床上只有我们师徒二人一起操作，我们也排两个班。那时执行文化革命后期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一对孩，中间相隔四五年”，团总支要求每一位先进青年写保证书签字，保证计划生育和晚婚晚育，我也不例外。我一直认为两孩政策是合理的，但是随后突如其来的独苗政策，一搞就是三十多年，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未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灾难已经铸成，比板桥水库决口更甚千万倍，只能欲哭无泪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