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的大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体上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维持秩序和事务正常运转，一是政治，二是某种形式的独裁。一种方式是进行妥协，另一种是诉诸蛮力。我们的建国先贤选择了政治。
在政治活动里，你认识到不同组织、利益和观念的存在。你试着寻找平衡、协调这些利益的办法，寻求妥协，或至少实现其中的大部分。你按照一套规则行事，将它奉为宪法，或变成习惯，从而帮助你以一种所有人都认为合法的方式达成妥协。
政治的不足之处在于，人们永远无法想要什么就的确得到什么。它是混乱而有限的，没什么问题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政治是一笔糊涂账，人们不得不在其中认识到局限的存在，然后退而求其次。失望是常态。
不过，你也可以说，这正是政治的美妙之处。它把我们卷入一场无休无止的对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其他人，从有利于他们的视角看问题，然后试着在他们和我们的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更不用说，它要好过另一选项：让某个独裁的暴君进行统治，方式是扫清一切对他有妨碍的人。
就像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他的《为政治辩护》(In Defence of Politics)一书中所写的，“政治是一种不需要过度使用暴力而治理存在分歧的社会的办法。”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们看到有一群反对政治的人崛起。这些团体——最佳代表是茶党，但并非只有右翼存在——想选出没有从政经验的人，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外来者”。他们消解了妥协并达成协议的合法性。如果有助于他们获得权力，他们会不惜践踏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的习惯和规则。
归根结底，他们不认可其他人。他们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孤芳自赏的毒害，这让他们不接受其他利益和观念的合法性。他们不承认限制的存在。他们想让自己和自己的信条获得全盘的胜利。
这种反政治的倾向，对我们的民主产生了一种极坏的影响。它导致了一系列不乏雷同之处的螺旋下降：
这些反政治的人选择没有执政经验或缺乏这方面技巧的人担任议员。这样的先天不足会导致政府运转失调，由此导致公众对政府更加厌恶，进而使他们想要寻找更多的外来者。
这些反政治的人不承认政治是一种受限的活动。他们做出天花乱坠的承诺，制造不切实际的期待。当这些期待无法兑现，选民就会变得满腔愤恨，由此更加倾向于反政治一方。
这些反政治的人拒绝妥协，由此阻碍立法进程。这方面成就的缺乏，会破坏公众的信任。而信任的下降，又会让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奇特的阶段：参议院表示它甚至不会就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举行听证会，尽管这显然不符合常规，也不符合宪法的要求；政界人士如果试图达成妥协来制订法律，就会陷入担忧；正常的政治对话中断；民众感到无人倾听自己的想法，这让他们想更大声地喊叫，而这又会进一步破坏这种对话。
于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人走上了前台。人们说，特朗普是一名不因循守旧的候选人，说他代表一种与政治常规的分道扬镳。这种说法不对。特朗普是我们在过去30年里看到的多种趋势累积的结果：让外来者参政的欲望；口出恶言使对话难以实现的虚夸言辞风格；政党连贯性的降低；政策重要性的下降；以及通过政治手段打文化战和身份战的倾向。
特朗普代表的，正是建国先贤反对的那条路。他的选战背后，有一些暴力因素在支撑。总有一丝——有时候岂止是一丝——“我想一拳打到他脸上”的意味。
我打印了《纽约时报》一份记录特朗普在Twitter上辱骂各种对象的词汇清单，足足有33页。特朗普的风格是破口大骂、穷追不舍。所有反对他，或与他意见不一的人，都是傻瓜、笨蛋或者废物。他的选战暗含的承诺是，他会入主华盛顿，并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朗普的支持者寻求的，不是一种可以回应他们需求的政治过程。他们要的是一个超级英雄。就像政治学者马修·麦克威廉(Matthew MacWilliams)发现的那样，能最好预测你是否支持特朗普的特征，是看你在衡量威权主义倾向的测试中得分有多高。
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政治协商的势头在减弱，威权主义则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应对特朗普这种问题的答案，是政治，是承认其他人的存在，是以发现这种差异并为之做出可行的安排为乐。就像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所说的，“我们应该让接受分歧成为这个国家的基础，这样才能确保实现最根本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