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2016年03月03日 07版）
本报记者兰德华
村里“小芳”嫁远方——女性成“稀缺资源”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20年前，李春波的一曲《小芳》讲述了一个下乡青年和村里姑娘的爱恋以及返城后对姑娘的回忆和思念。故事里，“小芳”和城里男青年最终有缘无份，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小芳”们却得偿所愿，远嫁城市。
柳月琴（化名）是一个来自河北张家口农村的姑娘，2007年高中毕业后她来到北京延庆一家药厂工作，后来嫁到了北京通州，“成了北京人”——用她自己的话说。“谁不向往到城市生活，毕竟这里条件好。”像许多村里姑娘一样，她努力嫁到城市的理由很简单。
同样是到北京打工，作为男性，张爱军认为他安家北京却并不现实。
张爱军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公交车维修中心的员工。今年31岁的他自称“资深剩男”，“我们这些北漂在北京结婚成本太高，回当地娶媳妇吧，女孩子们都跑到大城市打工，或者嫁到镇上和县城里了，不打光棍才怪。”
张爱军告诉记者，村里像他这样的“光棍”并不少见。“农村女性通过婚姻、就业逃离农村、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要远比男性大，因此‘嫁到城里’成了不少女性的理性选择。而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女性向城镇的流失。”青年社会学者吕盼博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董磊明也认为，以经济差距为基础的城乡差距，导致了农村女性向城市的流动，这让原本性别比例失衡的农村光棍现象雪上加霜，造成城市对农村的婚姻挤压和对女性资源的“剥夺”。女性在农村成了“稀缺资源”。
没车没房没商量——婚姻渐成“市场行为”
来自河北农村的陈世杰今年春节过的并不开心，尽管他年前刚脱离了村里光棍的队伍。“去年结婚，在镇上买房、办婚礼就花了20多万元，家里的积蓄用光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陈世杰的问题，在当地农村并不少见，日益高昂的结婚成本，让不少农村男青年及其家庭负重不堪。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交换关系，越来越量化和理性化。”学者吕盼博认为：“这从农村地区女性找‘对象’标准的变迁就能看出来：此前，除了经济能力之外，人们还会综合考量人品、在当地的名声、社会关系等其他维度；现在，谈婚论嫁房子、车、工资收入等可通过货币量化的经济指标成了最主要的指标，择偶标准日益单维化。”
“农村婚姻的‘市场化’，让婚姻成了经济实力的竞争。”在吕盼博看来，农村“婚姻市场”的竞争中，经济能力较差的男性实质上受到两方面的婚姻挤压。首先是外部挤压，以经济分层为基础，城市男性对农村男性在获得女性资源上的挤压；其次是来自农村内部的挤压，村庄所在通婚圈内，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经济上有优势的部分男性村民自然更能在求偶的过程中胜出，而经济能力弱的人则成为光棍中的一员。
正是由于这种以经济能力为基础的婚姻挤压，让农村女性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因此媒体频频爆出的天价彩礼现象变得可以解释。吕盼博研究发现，随着收入差距的两极化，村中内部，公认的彩礼标准被少数富余的村庄精英抬高，其他人碍于面子和为了能在婚礼竞争中胜出，选择彩礼的标准只能向上看齐。
“同样，在婚姻市场的竞争中，女方不会因为男方可能无法承担而降低结婚成本的标准，婚姻成本的竞争和攀比因此在农村普遍存在。这是天价彩礼背后的现实逻辑。”吕盼博说。
“乡村爱情”路何方——重建乡村或是一种可能今年28岁的赵永明目前最大的人生困惑是将来到底在哪里安家。高中没读完，他就到北京打工，一晃10年，他没想到自己都成了剩男。“在河南老家，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基本都已经结婚了，回去娶媳妇基本已经不可能了。但在城市安家，咱没有这个能力。”
他道出了很多农村青年的困惑。
守地在家，和村里姑娘谈恋爱，最后结婚生子，这样的乡村“爱情故事”正在逐渐终结。农村的青年男女为了生计和更好的生活，纷纷涌向城市，但农村男青年能留下来的机会却远低于女性。
“农村剩男问题，其实是城乡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而缓解这一社会问题、留住‘乡村爱情’的一种可能是乡村的重建。”吕盼博认为，多年来我们倡导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质上是要加大对农村的资源输入。通过扶贫开发，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基础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离土不离乡，促进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公共设施的完善，这些平衡城乡资源分布不均的举措落实才是留住农村人口外流的关键。
“当农村和城市相比，经济差距不断缩小，资源上有了对比优势，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选择留下来。”吕盼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