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于亲历者及研究者而言，文革都是一段充斥着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与暴力伤害的不堪记忆。于亲历者，不论当年曾经被划入“地、富、反、坏、右”中的哪一类，在“拨乱反正”后，都对文革持谴责与批判之声。研究者也始终聚焦于从政治层面，考察非常时期高层的派系冲突、权力结构等问题，探究强大的国家机器如何在一次次动员民众的过程中走向失控和瘫痪。
然而，再虔诚的革命者也无法不食人间烟火，不面对“食、色”这两大老祖宗两千年前就看透的人性内容。肩负革命教化任务的政权，面对青年人的本能欲望与生理机能时，选择了回避和抑制。由此带来十年浩劫时期被最高领袖动员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在性与婚姻的人生大事上缺乏正面引导，或“无师自通”，或“自生自灭”。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李秉奎副教授的新作《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一书，集中考察了“毛主席的孩子们”在那段非正常时期的性恋与婚姻状况，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政治高压下不易被觉察的向人性与本能回归的过程。
从“性纯洁”到“拍婆子”
现代中国的民族救亡是压倒一切的革命任务，由此注定，恋爱与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等话语，在非常时期只能让位于“救亡”。文革初期，革命理想空前高涨。因得到最高领袖的授意，而自视为将要引领历史潮流的红卫兵一代，尽管其年龄多是十几岁到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但他们视革命为崇高理想，视正常的生理欲念为“下流”与“污秽”。他们不仅相互之间拒绝提“性”，还将追求“性纯洁”的理想波及整个社会，充满激情地介入他人的私人生活，强迫社会“性纯洁”。
女性红卫兵不仅追求男性化的装扮与社会身份，在各种暴力活动中，她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变本加厉地对被害者采取比男性更激烈的残暴行为。由此导致在文革的武斗中，发生了大量当众暴露甚至猥亵女性身体的暴力与伤害行为。尽管红卫兵旨在以抹平男女性别差异的方式，实现“性别革命”和“社会革命”，但事实上，女性在观念层面仍然无法冲破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网罗。凡是有女性出现或被卷入的派系武斗，往往都以失败一方的女性受到获胜一方的男性成员施加的性侵害和凌辱而告终。从这个层面，强调男女平等的文革，仍然是男性占据主角的“勇敢者的游戏”。
1967年初，文革初期的武斗进入由“放”转向“收”的阶段。最高领袖从寄希望于“八九点钟的太阳”转而依仗军队的力量控制局面，军代表开始控制各级革委会的主要权力。失去最高领袖授意的权力手杖，红卫兵与造反派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逐渐边缘化。而此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尚未到来。在这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革命理想由激进转入幻灭，欲望开始逐渐抬头。“无革命可干”、“无学可上”并“精力旺盛、欲望充沛”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城市青年，热衷于吃喝玩乐、谈情说爱的“不良风气”。
在北京，出现了男青年在公共场合搭讪、调戏素不相识的女青年的“拍婆子”现象。在上海，阅读《曼娜生活录》以及《少女之心》等带有性器官、性生活等细节描写的“黄色”小说与手抄本的人数大幅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拍婆子”等青年男女交往中，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单位与阶层的区隔。工人、平民出身的“平房”子女，极少同军队、机关、事业单位出身的“大院”子女建立交往关系。
择偶标准：家庭出身与经济理性
文革时期，城乡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反映出革命意识形态与理性计算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因素仍然十分重要。贫下中农的“红色”身份与“地富反坏右”的“黑色”身份之间泾渭分明，直接导致青年的择偶行为体现出“红”与“黑”界限分明的特征。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等“红五类”的子女是青年择偶时的首选。“黑五类”家庭出身者不仅受到严格的政治压制，在婚姻市场上也处于劣势。
然而，家庭成分也并非青年择偶时考虑的唯一标准。在广州市四个老城区的文革时期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中，“身体健康”、“人品”、“性格”等因素仍然被列入最重要的标准范围内，并且，青年择偶也体现出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特点。部分农村女青年能够通过婚姻加入军人、工人等家庭，既印证了婚姻市场上的“资源交换”原则，也说明文革时期仍然存在“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
文革时期，出于对增加男方经济负担将导致其对家庭和个人利益的关注超越对国家与集体利益的关注的顾虑，国家政权大力反对农村中流行的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的习俗。然而，国家立场并未使得当时农村中的“买卖婚姻”有实质上的减少。事实上，男方家庭越贫穷、社会地位越低，越需要支付金额较高的彩礼。而具有一定择偶优势的男青年，往往支付的彩礼金额较低，甚至不需要支付彩礼。因此，彩礼可视为男方在择偶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的物化考量。
与此同时，传统职业媒人的社会声望急剧恶化，甚至受到批判和取缔。青年男女“介绍人”的构成，开始呈现从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向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来自朋友之间的介绍，比来自亲戚或家族的介绍更为常见。单位在男女青年的婚礼仪式中的作用得到强化，不仅能够部分取得青年男女婚姻的决定权，还以主持与参与结婚庆典凸显组织所具有的权力与权威。
作为回城策略的“婚”与“不婚”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主体的知青群体，尽管他们面临各种政策限制，以及与下放地农民缔结“扎根”婚姻的政策导向，但他们也在政策中寻找各种可能突破的罅隙。
不少知青为了返城或等待返城的机会而拒绝结婚。当为了情感以及解决眼前的现实困难，他们又会现实地选择与当地农民结婚。不少知青回城后结束下乡期间缔结的婚姻，也说明他们的主体意识与理性权衡的复苏与强化。尽管当时国家已经开始提倡晚婚政策，但他们的“不婚”，并不等于直接响应国家号召。巨大的城乡差别、农村生活的困窘，才是使他们主观上推迟结婚的主要原因。
为了安抚“上山下乡”的知青，从1972年开始，国家不仅对知青谈恋爱的口子逐渐放开，并且鼓励知青在农村安家。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缔结的“扎根婚”，便成为知青在农村扎根的象征。《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大力宣扬“扎根婚”的正面意义，地方政府也积极树立“扎根”的典型人物，甚至用专项拨款的方式予以资助。
与此同时，部分女知青为了脱离无法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与难以忍受的艰苦生计，选择与农民结婚。然而文革结束后，随着大批知青从农村回到城市，也开启了许多“知青-农民”式婚姻关系的破裂。这一段苦涩的人生经历，也衍生出李春波创作的歌曲《小芳》以及遇罗锦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文艺作品。
在作者看来，尽管1966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时期，一代青年的婚恋之路始终未能挣脱国家权力的控制轨道，但他们也并未被政治所主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狂澜之下，暗藏着理性和人性基本欲望的潜流。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角力中，这股潜流逐渐汇聚，导致最初被最高领袖积极发动起来的一代青年，最终走向了反对这场“革命”的“四五运动”。
由此不仅宣告了一个“神圣”时代的结束，也开启了一个学者阎云翔所说的传统家庭与社会逐渐隐去、个人崛起、个人主义与物质消费空前泛滥的世俗时代。尽管作者在书末的结论稍显平淡，但作者致力于揭示和分析一个“变态”时代的“常态”现象，可以说很好地体现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宗旨。全书综合运用了档案、口述访谈、报刊资料及网络文献等多种类型的史料，也是该书的亮点之一。
在海内外许多学者看来，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建国一代革命领袖的奇理斯玛型人格魅力与权威逐渐消退，大批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进入体制内充任各级官员。在这个时代，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成为问责政府绩效的评判标准。伴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商业社会开始形成，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
然而，托克维尔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缺乏健全公民团体与社会组织的商业社会，最终形成的是大量只知道追名逐利、埋头于私人事务、对政治与公共生活漠不关心、人与人之间缺乏紧密联结纽带的“原子化”个人。
在这样的社会，新崛起的经济精英会与传统政治精英合谋。在此意义上，如果说文革结束后解放饱受压抑的个人理性和本能欲望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当下对旨在无节制放纵本能欲望的炫耀性商品消费的大力倡导，则应当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