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间是无人可比，几百年前，大明朝的富庶，也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至清明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51%。据统计，民国三十年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要好（这还是日本人的统计）。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经济上跨出了“计划经济”的欺大林模式，经济腾飞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中国东部地区许多乡镇变成了现代化小城市。现在我国的GDP在数字上列界第二，但贫富差距也列居世界之首。
据《新中国财税事业辉皇六十年》（2009年9月）揭示：“从江一朱执政后直到1999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才突破万亿元（1.0315万亿元），2003年是胡——温接班后的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是2万亿元，2008年达到2.13亿万元，2012年达到11.72万亿元，十年间，增长了六倍，但中国老百姓还这么穷，财富到哪儿去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尔后“带动大家共同富欲”。这些“少数人”是什么人？事实表明，先给第一代元老们的子孙提供优惠的机会和政策条件；如国企通过改革变成了官二代们的“私企”，这些太子党们用少量的银行贷款，购买高价的国企，一夜间就变成了“超级”富翁，历史罕见呀！
媒体认为，中执政的历史转折点应是1989年发生的“六· 四”事件，天安门的坦克车把“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辗压成“权，钱，色”的腐败权贵集团，打天下的中共后代变成了执政后的“新阶级”。被中共第一代元老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又重返中华大地，他们的“富二代”是通过“老头子”的地位，掠夺国家财富“发家”的，奥秘就在这里！
当今，中共第一代“八元老”的家族，都变成了第一批“富贵”家族，他们是靠权力掠夺国家财产而富起来的。国际知名人士，中国友人陈香梅说：“中国当今的腐败，邓小平家族是带头人……”。他曾说过：“一旦出现权贵阶层，两极分化，改革宣告失败！”，邓小平的晚年自己背叛了自己的诺言，走向了历史的反面。看来他没有中国近代伟人蒋经国先生的政治水平和雅量。
2013年中国国情报告全文节要（发表于2014年6月5日）：
中国有3亿人失业，2亿人口流动，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堪忧。
2011年中国进入了全民焦虑时期，房价物价飞涨，中国人年均收入在全球排在第159位，71%的人生活艰苦，25%以上家庭是老养小，94.5%的人认为食品无安全感。而中国政府特别富裕，2007年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16万似元，比财财政部公布的5.1万亿元要高出一倍。
关于人均收入：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经过50多年后的增长，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是韩国的7%、日本的3%。
由于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加大
权力场一旦进入市场制造了社会分配不公。因为权力一旦市场化，商品化，掌握权力的各级官老爷们就可以唯所欲为，剥削无权的平民百姓。
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权力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权力进入市场后，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泛滥成灾，必定腐败丛生，这还能搞市场经济吗？
如果你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场球还能公平竞争吗？
江泽民时代“权力场”进入了市场，导致执政党分配不公，出现了两极分化，各级党员变成了“权贵寡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彻底失败！
-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一个执政党的功绩主要体现在“民富国强”，应大力发展中产阶层（赵紫阳语），而不是权贵寡头。这应是马——恩社会主义的底线。我们还没有资格谈社会主义（对小平语）。
按2011年贫困线标准，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为2300元/年，中国现有贫困人口1.5亿人（官方数字），平均日收入不到6.3元，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揭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据官方统计，我国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亿人。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年。
著名学者薛涌指出：大多数老百姓拥护市场经济，之所以有“仇富”心理，是因为中国富人的财富来得不正当（美国人不仇富-笔者）。中国的权贵寡头正在伤害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
近30年来（江泽民时代）中国经济起飞了，然而我们的收获是什么？日本经济起飞仅20年，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日本人民的工资水平赶上了美国；后江泽民时代（指中共16大至18大胡一温执政执期间），人民的工资水平仅达到美国人的3%, 概因于那个“掠夺集团”的抢劫。
中国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要硬碰硬地打一场“围剿”权贵利益集团的人民战争，走宪政之路。
正面剖析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大难题 ：
- 农民工的诉求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有形无形的变成了“世界工厂”，产品销售至国外，与之相伴的是数亿农民离开了家乡，进入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厂，进入城市，成为工业和其它非农业的劳动力。然而，职业上的叛变并没有带来身份上的转换，他们仍保留农民的身份，成为“农民工”。他们没有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城市人生活上的社保。
“世界工厂”在短期内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国内推出了一支“新富阶层”；在国际上巩固和扩大了以萍果公司为代表的一批跨国品牌和跨国资本的垄断性地位。然而在“世界工厂”里劳动的农民工却面临着困境。十八世纪中业马克思选写的《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背景，在江泽民时代又重返中华大地——剥削！
首先是工资较低，20多年来他们的工资非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反而出现了下滑势头。其次是“有工作无生活”的状态，只能像机器人那样维持着劳动，没有正常人的生活，夫妻之间也无法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
最悲惨的是农民工的工资无法律保障。笔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建筑工地担任监理工程师，亲有体会。每年春节前夕，广大农民工等待发工资回家过年；业主把资金发给了工头，而工头却携款逃走了，农民工干了一年泡汤了。关键是政府没有制定“农民工法”，九十年代中国农民工也有上亿人了，农民工也算是中国工人阶层的组成部分呀！他们对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遭受富豪工头的剥削，政府的政策失误啊！
2003年10月27日，一个叫熊德明的农妇拉住了温家宝总理的大手，她的老公被欠了八年的工钱，在温总理的过问下，她当晚就拿到了工资。2012年全国欠款案件21.8万件，追回被拖欠的工资达200.8亿无（据《青岛日报》2013.1.30）。
2）城市平民的蝎居生活
城市人民的“蝎居”生活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个单元3、4间房间，挤住3、4户十几口人，共用厨房，厕所，直至今天仍未消灭，如上海市建国东路、虹口区余庆坊仍是1930年代日本人建造的住房。周恩来总理病危中伤心的说：我没有给人民解决住房。北京市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的驻地，是知识精英的工作生活区，教授的生活条件，应该优惠一点吧。一位力学所研究员跟另三户挤在一幢四房的套间里，他本人的住房面积不到10平方米（夫妻俩带一个小儿子），只能放一张双人床和书桌。直到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政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才逐步得到缓解。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棚户区，当前尚有一亿多人在居住，最近李克强总理已安排了计划，尽快消灭之。中国有一种穷人叫“绝对贫穷”，平均每天收入不到1.87元，他们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的生活，这样的穷人中国还有2100万人。八十年代初期，万里委员长曾到革命老区安徽考察，竞发现一家人只有一条长裤。中国还有一种穷人叫“低收入”者，他们的年收入不到958元，平均每天不到2.63元，这类穷人，中国有2亿。
另一个侧面是富人云集，每平方米6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在上海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楼价每平方米二万元，但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内卖了260套，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上海似乎存在着贫富两个世界。共产党执政65年了，又恢复到了旧社会，难道这也算是“光辉六十年”的写照吗？
万里委员长在接见中共中央党校学员时，发表谈话说：我不同意“光辉五十年”“辉辉六十年”的提法，你们要实实在在地对人民有个交待，就是要反思！反思！试问：各层领导人懂得“忏悔”的含意吗？
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目前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主义社会的底线应是消灭三大差别；而当今的中国却是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赵紫阳 语）。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却击中了江泽民时代的要害。
中国应该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3）美国是高工资低物价 中国是低工资高物价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的奇迹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是“低工资高物价”的奇特现象。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产生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中国财政状况。
中国税收占消费价格的比重竞然高达64.9%，而商品本身的价值只有36%。我们在商店卖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了64元的税收。如此惊人的高税收加入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老百姓同时还要求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一美元的高品，国内就要增发七元来平衡；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形式转嫁到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的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相应大幅度上涨，中国政府在变相地剥削贫民百姓。恶哉！
在此，我们看到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这令中国人难以理解。
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老百姓身上，既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人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人的损失也会少一些。
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外国人，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它与现有货币一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中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的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卖更多的商品。
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又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再用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商品的供给，能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作用，提高了美国人货币的购买力。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人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人民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的货币的贬值。这套“魔术”中国人懂吗？
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术”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不断稀释着中国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所在，这也是美国印纸币不会通货膨胀，而中国制造产品却换回来通货膨胀的秘密。试问：中国政府是为中国平民百姓服务吗？？
二）高官贪腐 挥霍中华
1989年“六·四”事件可谓后邓小平时代执政的转折点。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党政军高官长期享受超级政治、经济、生活福利的“特供”待遇，这是他们贪污腐化，掠夺国家财富的“制度”保障；广大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敢怒不敢言。主人的权又被剥夺了！笔者综合了当前舆论界的呼声，简述之：
- 中南海离休高官的奢侈生活
公款10亿元，平均每人1000万元，这是11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离休高干的开销，据香港《动向》杂志披露，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公费支出高达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一级的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多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每人配工作人员3-5人，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如（原）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每年公费开支947万元，医疗费500多万元，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专门为他设有两个包括医疗设施的“汪办”。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高干，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试问：这种“特供”待遇在民国时代有吗？据媒体介绍，陈立夫在美国度晚年，他用贷款办了现代养鸡场谋生，他不是中共宣传中的“回大家族”之一。
试看“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退休官员又是怎样生活的，十九世纪初期竟然有8位退休总统因贫穷而死亡；当今美国总统退职后回旧平民百姓，如老布什总统回自家农场做木工，国务卿基本格离职后去当教授。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离任总统待遇，每年可领退休金199700美元（不及薪资的一半），如总统过世，其遗孀可终身享受二万美元（年）的退休金，其它皆无，相比之下，倒底是谁腐朽？
- 公权力官有，公款私用
世界上哪一个政府敢这样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研究室特邀研究员王锡锋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开支，一年约1900亿元，占去行政开支的60%，这可是上税人的血汗钱呀！怪不得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乘飞机坐经济仓，参加旅游团去桂林浏览，竞遭到官方媒体的讥笑。
咱们国家有两种人，一种是主人，他们辛勤工作，积极纳税，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无钱上学，老人养不起老，连放心的食品都吃不到；另一种人是“仆人”，他们工作稳定，房子谦价，车子公家配给，出国就像是旅游，看病全免费，养老无忧，甚至连吃饭都有持供。试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这些怪像在延安时期有吗？
经济学家陆德（陆定—之字）在《挥霍中华》一文揭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款用车408万元（超过一年的教育经费—笔者），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元；而2004年的财政收入仅3万多亿元，三分之一被拿去吃喝玩乐了，这又是哪家的规矩？
- 高官的特权待遇
五十年代毛泽东严禁官员搞特殊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提倡官民一致，官员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作风。在1959年至1962的困难时期，各级官员与平民百姓一样，每月28斤粮票，其它副食品凭票证供应，政府机关没有任何“特供”待遇。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如果喝茶，花五角钱买一包茶叶，否则喝白开水。
九十年代以后逐步淡化出了权贵特权阶层，各级官员的生活靠“特供”，他们专门有农场、菜场、养猪和养鸡场，不吃平民百姓吃的“污染”过的食物。这些怪现象都是“腐朽”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这也算是江泽民执政20多年的一大特色，把“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了“权钱色”的腐败集团。
揭秘“培训中心”背后的奢华（据《北方新报》）；
记者来到吉林市的松花湖风景区，景区内遍布众多培训中心或疗养院（2014年国务院下令逐步卸除）。
在吉林省财政大厅松花湖培训基地，记者见到会议中心和客房，内有购物中心、歌舞厅、联排别墅、基在码头等。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省财政厅和石化公司疗养院内均有豪华游轮。
记者发现，这些培训中心管理松散，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一些培训中心表示：“运行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培训中心重点在于“服务领导”。黑龙江国税局牡丹培训中心的经理说：“这里一年要闲置9个月。”
客户经理介绍说：“……发票很容易开，各种餐饮、娱乐费用都可以算在培训费里”，“发票还可多开一些，算作回扣”。
大连另一家培训中心表示，可以把餐饮、接待费用打入培训费里，我们每年接待近400批次培训，各种费用都可以“算做讲课费”，培训费里你们得给我们退税回扣。多家培训中心工作人员都表示可以多开发票，但需要支付账面金额的8-13%的回扣。
公款私用，这跟贪污公款有何区别？？这就是“公权力私有化”、“公款失去制衡”的恶果！在当代新资本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西方世界的官员被关在“笼子里”，中共的官员大多是野狼。
挥霍中华 惊人浪费
中共党政军高官长期享受超级政治、经济、福利待遇。中共执政以来，“公权力私有化”，官员权力失衡，各级一把手可以不通过财务程序（注）不通过“人大”审议，随意搞“绩政”工程，挥霍人民的血汗钱。
制度缺陷是造成江泽民时代（六·四事件至中共十八大）全党全面腐败之根源。
（注1：“文革”时代笔者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职，记得八月份大家参加室外劳动，党委书记说每人发一顶“草帽”，财务科长认为不符合财务制度，坚决不执行，党委书记也哑口无言）。
- 庞大的行政机构
当前中国党政机关有6000万“公仆”吃皇粮。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是精兵简政，五十年代毛泽东多次提出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周恩来总理带头缩减秘书。“文革”未期毛泽东再次号召机关干部下放，压缩机构的编制。
进入江泽民时代后，中国经历着规模空前的“官灾”浩劫，比“蝗灾”还难扑灭，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还要严重得多！
退休高官透露的信息—令人惊奇！
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2006年11月批评“官多为患”的现像，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至几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个秘书，个别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增长了官僚主义。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2012年“两会”上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买官”留下了空间，“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他说：“过去一个县，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腌。”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我们现在的官民比是1：40，比西汉时期高306倍，比清未时期高出35倍。据官方数字，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请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增长了19倍，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大约以每年20.9%的复合比增长。
据新浪微博爆料，湖南省来阳市一个只辖7个居委会，2个村委会的街道办事处，竞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20多个领导；对此该领导人解释称：“这都是政策允许的，并没违反干部任用条例”。2010年网曝四川贫困县——剑网县设14个副县长，该县领导回应称：“领导班子都是严格按国家的政策配备的”。再如，新疆一个县人口只有5万人，配完人大政协、政二检法、五套班子、这个县就没人了！
还有更奇怪的：广东梅县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退居“二线”后，原来每年6-8万元的“首长办公费”仍然继续享用，也就成了首长的“纯收入”。试问这是哪家的规矩，“人大”审议过吗？中国的行政管理费为何16年同增长19倍？蒋介石时代有吗？
133个公章审批：辽宁省锦州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是省级养示范工程，也就是市政府确定的2014年重点民生工程。可是从2013年10月开始，竞历时8个月，经过39个单位，加盖了133个公章，仍然没有完成市批手续，下一步审批还要涉及7个单位，办理12大项审批手续，试问：这类政府的工作还讲效率吗？
这不是梦，这是数据：美国纽约市人口1800万人、GDP2.6万亿美元，只有市领导6人—一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行长和一名副行长。日本东京市，人口1300万人，GDP1.1万亿美元、市领导只有7人—一句市长，4名副市长，一名行长和一句副行长。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人、GDP46亿美元、市领导况有41人，另外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2个秘书。纽约市公车6800辆，95%是消防和警车；东京市纯政务公车10辆；北京市公车超过700，000辆。记者调查发现，越是落后的地区官员越多。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1：40、河南1：40、山西1：27、宁夏1：24、青海1：22.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一个官。
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炮轰中国官员太多和“四不分”现象（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和市场中介机构不分），“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把一个13亿人口（最近网上曝光，2014年全国人口统计是10.1亿）的世界最大市场条件分割，在一些地方，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钞票、项目、指标，、资源和审批权上面；领导干部家属、子女占据了收入最高的“四不分”单位，这种政治环境让官员“想不腐败”都难！
看了上述资料，想起了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的上书》中的一句话：“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还想起了朱镕基总理的一句感叹：“如此拥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行政费用存占生产总值之比：中国25.6%、印刻苦6.3%、美国3.4%，日本2.8%。
医疗教育费用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3.8%（80% 都用在2.3%的高官身上）、印度19.7%、美国21.5%，日本25.3%。
祼官：已有118万人，近30年外逃官员4000人，卷走资金4000亿元（斯诺盛揭示：30万亿元，折合4.8万元亿美元）。
关于物价：以2010年为例，美国人年均收入36300美元，中国人年均收入4700美元，但中国商品价格高于美国。
关于国企：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咸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官司二代——笔者）控制了，2001——2008年间，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全被官二代们私吞了。
四，虚夸的“绩政工程”
他们为什么“权力”如此之大？是谁给的？公权力私有，财政开支不公开，官员（尤其是一把手）谋私乱花钱，无人监督，导致公款失控，出现了惊人浪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为了快出“政绩”，不顾财力、物力、实效和承受能力，不惜举债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使各级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群众称这种“寅吃卵粮，年年受惶”的工程是“透支政绩”。
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对各地政府评价在于“人民满意”否。以GDP做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该过去了。
- 政绩工程的泡沫化
内蒙古人口稀少，据媒体透露，鄂尔多斯市已建成了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必要吗？
昆明市博会投资290亿元，但博览期间游客不足十万人次，净亏了280亿元。粤海铁路投资48亿元，现在每天的盈利连支付利息都不够。上海滋浮列车建成后就亏损，票价70元一张，现已有二号地铁直达浦东机场，现在它已变成了专为官员、外宾、富人服务的“专用线”，可谓泡沫“绩政“工程，而且对沿线居民的健康有害。
同样的工程，政府投资是私人投资的几倍，而且工程质量粗糙滥造，到处出现 “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因为这是上税人的钱！他们只要“面子工程”给自己升官发财、大捞资本；却很少为民生利、当地长远发展考虑，使中国迈入了高消费，低产出的奇型发展轨道。
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广西平乐县为完成城乡风貌，改造项目，强制要求高速公路边上的村民粉刷外墙，多则上万元、最少也要一、二千元，拿不出钱的，政府贷款也要刷墙。刷外墙刷走了老百姓手里的钱，还“刷”丢了民心，刷掉了政府形象。
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台前县，不仅有豪华大楼，部分领导还配有红色联体“别墅”宿舍，然而离豪宅仅一公里的中学，环境脏乱，建筑破旧，就如“难民营。而对比西方国家，豪华建筑多在学校，政府楼却简陋普实。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每生产一万美元的产品，所消耗的原材料价格，竟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5倍，印度的2.5倍；中国的投资额是日本的25倍，每年中国的新建筑屋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但中国建筑屋平均使用期只有25至30年，而美国的商业建筑屋可以使用70-75年。
2）“摩天大楼”席卷大江南北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有87%在中国大陆，目前在建的总数已超过200幢，相当于美国拥有的总数。五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美国的4倍，总投资将超过1.7万亿元。如果这笔款项投入建造“简易房”，中国平民百姓的住房问题，早就解决了。
济南政府大厦（尤奥大厦）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造价40亿元；楼内走廊周长就有1公里，有40部电梯，光电话和电脑信息点的插座就有45000个。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单体建筑，现为济南市委和市政府的驻地。
加拿大是拥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政府明文规定，不允许建筑高于30层的高楼大厦。首都多仑多市没有豪华之感，目前尚使用有轨电车，这才是实惠的为国为民的好政府，加拿大已消灭了三大差别，真正进入了社会主义。
更可怕的是资源浪费，“十二五”期间，中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为4.6亿平方米，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浪费达4600亿元。拆除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用30年，据资料统计，当今合理的拆除只占10%，中国建筑科学院的专家李晓萍说：真是败家仔呀！他们的良知何在？权力如此之大？
- 大学城的兴起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学城多由大学密集而自然发展为“城”。
中国式大学城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的，即先建“城”尔后再请大学进驻。从2000年起，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城——位于河北省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截至2010年，全国的大学城已超过50个。
2000年笔者参观过上海“松江大学城”，大学城面积之大惊人！外观豪华，规模之大远超过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同济、南大、南开大学的数倍。目前尚有2/3的土地空间。再如南京大学新校区内还设有交通大巴供师生员工乘坐，可谓古今中外罕见矣！
笔者曾于1978年参观过南斯拉夫贝尔格来德大学，它没有完整的校区，各系分散在几处楼房里，但它在欧洲属于名牌大学。
中国高等院校也曾提出追赶世界名次，当然从校区外貌上已超过啥佛大学，伦敦大学，东京大学；但评价一所大学主要看教学素质和科研水平。据媒体报导，在亚洲大学排行榜上，香港大学排居首位，台湾有三所大学列居前10名，而北京大学只排名第16位，光有豪华的校园有何用？自李岚青、陈至立担任教委主任以来中，中国大学迈入“产业化”的崎形道路，纯属瞎折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雨奇说：“从大学城建设时起，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人皆知”。他们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将来可以通过变更土地用途，经营房地产。一度被视为全国成功典型的东方大学城，如今难掩衰败之相；开始靠房发展，以教育名义房地产商可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 城乡泡沫政绩——沉重的浪费
加快经济步伐，一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二要量力而行。然而一些基层官员为了在任期内干出“政绩”，不惜吃子孙的饭，搞大项目，结果前任的政绩，成了后任包袱，大大超出了财政负担能力。
据《光明日报》报导，某县不久前在调整乡镇班子时，审计部门对乡镇因搞“工程”而欠款一二百万元，有的高达四五百万元，称为“政绩透支”。有些县城的办公大楼外观很像美国白宫（如阳白宫），有的县政府有办公室豪华宽阔，一位公务员可占上百平方米的办公室。可是附近的小学校舍却十分简陋，小学生还要自带板凳上学，这样的县政府到底为谁服务？这符舍江式“三个代表”精神吗？你们还能称人民政府吗？媒体称中国公务员的办公室面积是世界之最。
五）资金外流
中国一位高官访问美国，一位学者劳斯当面问：“我很不理解你们中国政府，我68岁走了96个国家，没有见过你们中国这样搞的！中国还有一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90万山区小孩没有学上，还有150万乞丐……这些问题你们不解决，每年却向外国支援几千亿元，难道中国民众在你们眼中就不是人？”问得好！问出了中国贫民百姓的心里话，官方媒体敢报导吗？
媒体披露，仅从2000年至2011年，中国已向38个国家无偿援助了3200多亿美元。中国希望工程落地非州，十年内将建成1000所希望小学。
国内2.5亿穷人，他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连每月200元的低保都拿不到手；然而中国政府却购买了3763亿美元“两房”垃极债券和5000多亿美国国债。30年改革开放换来的外汇家底大部都套在里面了，这恐怕跟高官们“拿回扣”有关吧！这又是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败家仔吗！！
1.外逃高官的资金外流
2008年6月社科院一份调研报告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干部、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企高管、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高达1.6至1.8万人，携巨款8000亿元。
- 购买美国“两房”债券和国债，欧州太平洋资本有限公司总裁彼得。希夫是金融界的评论家，是美国经济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以下是他于2014年3月10日该讲的内容（节要）：
中国领导人一定知道，我们不会还这笔钱，不可能给中国人还这笔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美国政府印纸币为了还债，中国印纸币为了救美国。美国政府用纸币给美国人民换来中国商品，中国政府用纸币从中国百姓手里夺走商品让美国人享用。从中国夺走的不只是商品，还有资源环境，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中国老百姓得到了什么？由于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度贬值和物价大幅度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产，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着贬值损失。
香港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撰文《我为人民鼓与呼》，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的决策人：“你们这帮败家仔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产，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
必须挖出这些害人虫和买办？一挖底！！
3，外资摘桃子的巨大财富流失
目前中国更大的危机是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扫荡，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价格之低完全如同抢劫，外资勾结中国买办集团，用廉价购并方式，把我国财富席卷而去。
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美元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商银行的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不到一年收回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中国又做了一“冤”大头。
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买损失就超过64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已超过万亿元（据刘梦熊《我为人民鼓与呼》）。
- 无偿外援——买了白眼狼
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康凯外援至少3400亿元，（据新华社《新京板》），但得到的报应又是什么呢？在此剖析“抗美援越”和“抗美援朝”典型实例——恩将仇报呀！
- 震惊你——毛泽东援越
1950-1978年中国援越花费了200多亿美元。
在1958-1962年中国处于“困难”时期，中国仍支持大米给越南（当时上海老百姓每人每月供应5斤大米）。据媒体披露，越南竞用这批大米喂猪，我国外交部对此提出质疑。
1950年1月，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中国秘密派出“中国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奠边府战役的主要指挥是韦国请将军，大批中国军人为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他们的历史纪念馆内，却没有一席之地。2014年3月20日，越南国防部举办了“奠边府战役胜利66周年研讨会”，越方媒体对中国的巨大支持和援助只字未提。（摘自《看世界》2014年5月 尹鸿伟 文）
越南的抗美战争期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援越的物资约250万吨，中国占160万吨（64%）。从1965-1970年，累计32万中国士兵派往北越，中国还给予200多亿元无偿援助。尔后越南倒向了苏联跟中国作对。至今一直挑起南沙群岛领土之争。后人说，不仅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中国也同样失败了。中国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和物资，没有得到越南政府的感激。
毛泽东喂养了一支白眼狼，自食恶果呀！
（2）第二个白眼狼——朝鲜
1950年5月，在斯大林授意下，金日成予谋统一朝鲜半岛，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在联合国军的参与下，韩国军队打至鸭绿江边，朝鲜面临亡国之危。
当时美国已给中国信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将与中国建交，杜喜门总统还准备贷款给新中国。解密文件证实，美国不仅无意打中国，而且怕中共卷入；林彪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阴谋，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出兵…”“….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入朝作战不是上策。”林彪还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人中国有点划不来...”。
1950年10月2-5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刚开始很多与会者投了反对票。“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一年。陈毅说的对，我们需要休养生息。”
10月12日，。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来消息，斯大林不愿派空军入朝作战。面对犹豫的毛泽东，彭德怀说：“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95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致电，由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抗美援朝三年的战费为62亿，另有30亿元的苏联武器的外贷。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会上提到：“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跟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符，一半一半。”
朝鲜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也全靠中国的无偿援助，“平壤新城”就是由上海工人承担的，平壤市容十分华丽秀人。但中国老百姓至今没有解决住房问题。
战后金日成选择向莫斯科靠拢。1956年11月朝鲜驻苏大使赴任前，金日战对他说：“除了巩固苏联的友谊，朝鲜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抗美援朝”六十多年了，面对《前苏联解密档案》，很多事情却让我们中国人羞于向齿了。
1）解密的苏联文件证实，在得到斯大林支持并许诺提供武器后，金日成于1950年6月26日发动了旨在统一朝鲜丰岛的战争。（当时中国媒体宣传是韩国先开第一枪）
2）战功被金日成独揽，朝鲜公开编造历史，不承认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了美国。
3）金日战公开跟彭德怀争领导权，还是斯大林做出决定：指挥权由彭德怀担任。
4）朝鲜人并不感谢中国，他们现在说：“你们中国人跟美国人赌气，跑到朝鲜打仗…
试问：当初金日成亲自向中国政府求援的历史能不承认吗？十足的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据媒体披露，1958年毛泽东反思说：抗美援朝绝对错误。
最近媒体报道了一条隐晦了40年的秘密——平壤地铁由中国造。
1966年，金日成访问中国时，中方让他参观了在建中的北京地铁，金日成提出援建平壤地铁的要求。经毛泽东批准停建了北京地铁，优先在援建平壤地铁。于1968年施工，1973年一期工程迹丰。
地铁通丰那天，金日成在庆典上向全世界宣布：平壤地铁是朝鲜人自己设计、制造设备，施工建设的大工程。中国铁道兵施工部队未参加通丰典礼。
时隔40年后，2011年4月26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商业部副部长侍自傅终于说出了实情。他说：“长期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等一些生产领域，还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平壤的地铁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当历史真相被揭露，真让我们吃惊呀！花费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却向中国“主人”隐晦40年。
质疑：中国政府为什么总是充当“冤大头”？你们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任意挥霍，而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你们图的到底是什么人？“另恩列斯毛”？？？
后记
公权力应该姓“公”，国家财政使用应透明化，由人民监督。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开销要由国会审议批准，并向人民透明使用。
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是“暗箱”操作而失去制衡，各地“ 人大”失去了审议监督权，只是形式上厉行“通过”的不合法手段。江泽民的“601”办公室每年的耗费竟超过国防经费，全国人大审议过吗？各地一把手的“绩功”工程浪费惊人，地方“人大“事先审议过吗？这都是“公权利私有化”的恶果！
一个执政党对待人民的态度，体现这个执政党的良知和良心。当代中国出现了官僚掠夺集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是：政府富、百姓穷，而西方新资本主义国家是：政府穷，百姓富，这显然是两种社会制度使然。1992年邓小平在接见各届常委的会议上明确地说：“…我们要理直气壮的向美国“宪政”学习，走民主宪政之路…“。
胡锦涛总书记1983年说：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一些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部门，是在竭力阻挠这些改革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落实。现在成了一小部分人先投机取巧富裕起来了。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剥夺了更多人的发展空间。我们讲中国梦，首先就是要全国老百姓都活的有尊严。但现在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底层无权无势的人怎么能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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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完稿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