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数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人的脸和浑身上下透露出的精神气质也在不断变化。这组图片选自《中国照相馆史》，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照相馆师傅留下来的。它们能从无数被历史淹没的照片中走到今天，实属不易。
摄影术由西方传入。从19世纪40年代起，外国人就在中国建立了照相馆。中国人自己开办照相馆，有确切的文字记录是在1859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正式开启了照相馆时代。早期照相馆除了拍摄人像，也拍摄风光和民俗。图为1900年前后，上海丽华照相放大公司外景。
香港是中国照相馆最早的策源地，广东人是最早的一批摄影术的传播者和照相馆的开办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照相馆老板和师傅会“成为市面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但相比于非富即贵的顾客来说，照相馆工作人员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图为1900年前后，上海某照相馆的摄影师和顾客。
中国照相馆是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地发展起来的。一些人在香港学到了技术和办馆经验，回广州、福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开办新馆。后来，内地一些省份的人到大城市学习照相术，照相馆便在各地建立起来。图为1880年前后，香港美璋照相馆，“雅集图”，此照为摆拍的外销商品。
早年，中国人视照相技术为妖术，认为相机能“摄魂”。在清末各地的教案中，有些爱好者因为会摄影，被人认为信奉洋教而遭迫害；在义和团运动中，更有大批照相馆被拳民损毁。因此，有的照相馆为了生意，说拍照片摄去的是“衰运”！图为1890年前后，武汉荣芳照相馆，俩女子肖像。
在没有专门官方摄影机构的年代，当朝权臣、显贵利用照相馆拍摄的肖像进行自我宣传，或政治公关，照相馆则把权贵的肖像作为本馆技术、实力，甚至社会地位的公关显示。中国第一个拍摄照片的权臣是五口通商大臣耆英。图为1896年李鸿章、李翰章兄弟合影，上海光绘楼照相馆。
独轮车。上海耀华照相馆，1900年前后。上海耀华照相馆雄踞上海滩照相业之鳌头，老板施德之强调自家照片能够专注人的“精神”：“……然遇技艺生疏之人，仅能照其面目，而不能照其神情。本主人考察五大国照相家精华，凡拍一照，可将其精神一一拍出。”
青楼女子合影。汉口利康照相馆，1900年前后。清末民初，妓女、政客肖像成为照相馆的招幌。名妓名伶敢尝风气之先，是照相馆最重要的顾客群之一。青楼女子选择佳日联袂去照相馆拍照，送给交好客人，是一种绝佳的实用广告。
缠足女子和自行车合影。上海耀华照相馆，手工着色，1905年前后。
上海耀华照相馆室内景，1908年前后。这本是耀华照相馆在招待室内摆拍的一幅中国人吃饭的情景照片，作为对外侨的商业销售使用。但无意当中，为我们再现了耀华照相馆内的珍贵场景，从墙上悬挂的照片可以看出，耀华照相馆可以放大巨幅人物肖像了
胡凤夔肖像。上海捷元照相馆，1914年前拍摄。这张“艺术照”是胡凤夔送给霖如弟的肖像。在照片背面，有胡的题签，上面的文字不仅交代了胡本人的简历，还有其曾祖、祖父、父母、继母、胞弟，以及子女的情况，很像一个简写的家谱。此时照片的实际功能已经变为“留念”了。
中国古语说：相由心生。民国时期，对比同时期西方影像中鲜明的喜怒哀乐，“无表情状态”的庄重，还有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成为中国照相馆摄影师和顾客的共同选择，也成为中国照相馆人物塑造的基本准则。图为家庭合影。上海宝记照相馆，1920年前后。
旗人家庭合影。背景容光照相馆，1920年前后。照片出自恭亲王奕?后裔、正红旗人溥心畲家族。虽然时代鼎革，皇族风光不再，但从人们的面容中，依旧不难发现名门家学的影响，人物气质端庄、沉静。
王泽宽三兄弟合影。天津鼎张照相馆，1920年前后。照片中，身着西装的两兄弟坐在西式沙发上，身着中式服装的王泽宽也端坐在西式但丁椅上，背景也为纯西式风格。
家庭合影。天津新明照相馆，20世纪20年代前后。
家庭合影照。无锡老宝华照相馆，1924年。这是民国一个三口之家的合影，卡纸背后的文字，有男主人的亲笔题词，交代的照相的背景：阴历三月初二是自己的三十岁生日，又赶上清明节，三月五日又从外地返回无锡。为纪念三个时刻，携妻带子赴照相馆，“摄影纪念”
结婚纪念摄影。昆明二我轩照相馆，1925年。
北京崇兴商号同仁合影。大北照相馆，1930年前后
夫妻“明星照”。1930年前后。这两张照片，从取景、构图和用光上，模仿当时流行的明星肖像，普通民众得到了视觉上的心理满足
图左为女博士肖像，大北照相馆，1935年之前。这是在德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Bau Kien Tsing 的签赠照片，照片为当时美术照相法拍摄。图右为电影明星胡蝶肖像，上海沪江照相馆，1930年前后。沪江当时以拍摄各种明星照见长
1930年代前后，在大城市中，“精英摄影”尤其是“名媛摄影”兴起，庄重中多了一份大气，内敛中隐含着阳光，隐逸中又透着入世的思考，摄影的个性特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加强。图为半身结婚照，1934年前后
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女子排球比赛。上海王开照相馆，1935年
化身照——分身图。天津中华照相馆，1935年前后。化身照是当时“名士风流”和“雅人”的风雅之举。鲁迅先生幼时在家乡所见：“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
抗战时期，中国很多地方被日军占领。为便于统治，日军要求各地居民都要办理所谓“通行证”或者“良民证”。图为县民证，苏州日本特务机关苏州班、江苏吴县公署，佚名照相馆，1939年11月14日核发。证件上同时使用中文和日文，盖有各种证章，照片为一英寸，上盖有钢印
个人肖像照片成为“良民证”上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时间，各地男女老少都涌进照相馆拍照，有些地方，好人多一辈子没照过相，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照相馆，竟是为了拍摄“良民证”。图为居住证。河北省公署景县警察第四分所发给，照片不到一英寸，1942年7月20日核发
国统区实行各种重新登记制度，每次登记都会为照相业带来一次大额业务量。很多地方也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这为照相馆带来了又一轮生意。图为上海国民身份证。“中央印制厂”印，照片为一英寸，1948年10月6日核发。与国民身份证连在一起的，是144张购物票证
张敬发肖像。联华摄影社（传），1946年。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有“陆军医院二部管理员张同志，1946年于张家口。”张敬发，解放后任北京中医院院长。这张照片中，背景布中大面积的花卉铺陈、朴素的灯光、充满希冀的人物表情，成为解放区照相馆拍摄的时代记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传统照相业面临着进入中国以来的最重要的洗礼。在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中，全国几乎所有私营或个体照相馆主动或被动地参加了公私合营运动。图为李子明、翁永芳合影照。公私合营南京金门照相馆，1958年。照片卡纸背面有被摄者题签
公私合营初期，照相馆的技术不逊于民国摄影高峰期，但后期，照相馆的摄影距离艺术个性越来越远。更多的普通劳动者走进照相馆，“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也有青年学生，机关干部……他们都带着幸福的笑容，等待着照相师把他们摄入镜头。”图为夫妻肖像一对，1956年前后
谢谢观看，温故而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