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所謂「杜公館」說起
——章榮初實業救國之路
刊於上海市檔案局《檔案春秋》雜誌 2011年第三期
轉載：學林出版社《檔案裡的金融》2012年6月
紹興路之為文化街，已是上海人共識，這條百米小街，至今依然梧桐婆娑，綠樹蔭翳，不像其它馬路高樓林立，拆得你不認識。紹興路的媚力，恰在這蔽空濃蔭下的書香，鬧中取靜的幽雅。
在紹興路度過了童年的我，自然倍感親切。
從香港回上海，航機刊物有介紹上海旅遊點，「紹興路54號」的標題吸引了我，看下去不禁笑出來。現在那裏叫作「笙館」，說是「海上聞人」杜月笙的故居。更多傳言稱是杜先生四姨太或五姨太或九姨太的住處，更有說前身是張群宅邸等等。前些年同濟大學出版的《老上海花園洋房》中「紹興路54號住宅」一文，則說是「有人送給杜母吃素念佛」之處。以訛傳訛，無奇不有。
其實，這所房子和杜月笙根本不搭界，而是我家舊居。
紹興路54號，原為美國領事館興建的僑民俱樂部，1940年落成後未曾使用就因故出售，由我祖父以4000兩黃金購得，直至1952年成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址。
創實業民族資本 鬥外資三起三落
我祖父章榮初 (1901-1972)，原名增驊，字榮初，祖籍浙江省湖州荻港。荻港章氏名人輩出，如民初外交家章宗祥，中國地質學先驅章鴻釗，歷史學家章開沅等。章吳兩姓為當地望族，民謠稱：「章百萬，吳無數。」直到現在，以石板鋪設的荻港老巷，橫鋪的是吳家所鋪，直鋪的是章家所鋪。(《吳興荻港章氏五修家乘》2010)
但到我祖父在菱湖鎮出生時，家道中落，景況清寒，他隻讀過五年私塾。1918年冬剛滿十八歲，身揣兩塊大洋，跟姑夫來到上海打工。
中國工業現代化與農村與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直到今天還是如此，我祖父就是一個二十世紀初的農民工。
不知是個人幸運還是社會風氣所然，他在學徒生涯遇到一個好老板，每天店鋪打烊後，老板督促他寫大小楷十張，學珠算心算，教育他「客人乃衣食父母，做生意童叟無欺」。祖父一生重情義、知報恩，寫得一手好字，心算和記憶力極強，為日後創業打下紮實基礎。
十年辛勞，十年拚博，從學徒工、布店夥計、合夥人，到自己創業。1928年買下上海華德路 (現長陽路) 17畝地，開設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上海印染廠——也是中國第二家印染廠， 此前英資綸昌印染廠獨家壟斷中國印染業。
當時的中國，國弱民窮，民族資本猶如巨石下的幼草，在我祖父拒絕英資兼並後，綸昌發起削價攻勢，兩個月內將出廠印花布從每匹4.5兩白銀，降到每匹2.8兩白銀，導致上海印染廠每日虧損1000兩白銀。1930年5月16日祖父在《申報》發表《告本埠匹頭業勿定外貨宣言》 ：「在此千鈞一發的中國裏，大家須要覺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誠意忠告諸公幾句話，……將提倡國貨的心，常印在腦海裏。」30年9月上海印染廠終於被英資綸昌壓垮倒閉，布價隨即被綸昌提高到每匹7兩白銀。
半年後，祖父在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和寧波銀行家鬱震東支持下，重新站起來，1931年7月上海印染廠複工。1932年，他買進隔壁的50畝土地，工廠擴大到紡紗、織布、印染，成為全能紡織廠。
麵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崛起，外資是不甘心的，綸昌憑著財大氣粗，故技重施，再次將出廠布價由每匹7元跌到3.7元，上海印染廠苦撐半年，1934年6月再度倒閉。
經過風雨飄搖的兩年掙紮，1936年又頑強挺立，易名為上海紡織印染廠，更上一層樓，增加紗錠和機器，員工達3000多，成為上海灘最大紡織企業之一。可歎1937年八一三日寇進犯上海，處在炮火下的企業終告結束，被日商裕豐紗廠接管。
十年間，三次倒閉，三次爬起，祖父在1938年另設榮豐紗廠，終於在上海紡織業界站穩腳跟。
談起祖父的往事，有人問我，你祖父在解放前夕回歸上海，你父親解放初由美國返回祖國，結果卻經曆了意想不到的磨難，一定後悔莫及。我要說的是，沒有人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深愛自己的祖國，沒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民族。中國民族資本，在一開始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連結，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絕不是一句空話，用簡單膚淺的階級鬥爭理論是根本無法解釋的。
找靠山拜師杜鏞 入恒社堪稱中堅
三十年代初的十裏洋場，魚龍混雜，黑道白道橫行，即便有一定身價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祖父為了找個靠山，1933年初經黃炎培推薦，拜杜月笙為師，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恒社」。
杜月笙出身十六浦地痞流氓，拜青幫通字輩「套簽子福生」陳世昌為老頭子。四一二事變投靠老蔣，獲封陸海空軍顧問、少將參議，儼然社會名流了。
「杜月笙現象」是特殊時代環境所造成，當年租界分治，各自為政，上海這個東方第一商業都市，竟沒有統一的法律、統一的管治，這種無政府狀態，造就了杜月笙這樣黑白兩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勢力，憑杜氏「閑話一句」擺平各種社會糾紛、調停八方利益爭鬥，可謂亂世出「英雄」。
1927年後，杜月笙為進入上層社會，需要改變黑幫形像，大弟子陸京士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 提出成立一個合法社團「恒社」，設立高門坎，入社者需具中學以上學曆，文職人員科長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學教師以上，軍人少校以上，或者擁有自己企業，如此一來，把杜的幫會弟兄全擋在門外。
恒社成員中商界占54 %，香港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香港立法會前主席、現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徐麗泰的父親徐大統，都是恒社成員。恒社核心是十九人理事會，其中九人為常務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1934年我祖父成為九名常務理事之一。(《恒社月刊》第10期，轉引自《上海青幫》 上海三聯書店 2002年)
陸京士主持編寫的《杜月笙傳》有這樣的記敘：
恒社八百弟子中，各式各樣人物都有。……杜月笙常說他的學生子中有三匹野馬，他自己拉不住他們的韁。事實上則其言若憾焉，而心實喜之，因為這三匹野馬大有乃師之風，他從這三個學生子身上看到若幹年前的自己。…… 三匹野馬跟杜月笙都很親近，洪雁賓這個招商局船務科長，根據杜月笙的說法，洪雁賓的法道比我還要大！……張子廉不在洪幫，卻替杜月笙擔任洪幫的聯絡者，僅此一點，可見張子廉噱頭不是一眼眼。本事最大，手麵最闊，尤能超過乃師杜月笙，上海人講究的三頭：噱頭、苗頭、派頭一概占全的，首推杜月笙的愛徒，恒社中堅分子章榮初。
(《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杜月笙為避日軍逼降，經香港轉赴重慶，在上海留下他的親信萬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說法。
1938年祖父在徐采丞、萬墨林協調下，以開工後生產的棉紗作抵押取得匯業銀團貸款，在大西路84號 (現延安西路) 開設榮豐紗廠。原為祖父獨資，徐采丞來參觀後，表示杜要入股，於是改為有限公司，杜出資一萬，徐采丞和徐寄廎各出資三萬。祖父乃奉杜月笙為董事長，兩徐、他自己和總經理韓誌明為常務董事【注1】，杜月笙也因此成為中國紡織業聯合會理事長。(徐寄廎是杜月笙親近者，四十年代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和上海商會會長。)
我父親章誌鴻出生在家鄉，小學畢業來到上海，此時就讀聖約翰大學﹐當時我母親就讀東吳大學商科﹐外公是浙江興業銀行董事經理，43年春祖父親自到浙興銀行﹐托浙興董事長徐寄廎作媒﹐向我外公提親。1944年4月8日父母的婚禮在上海麗都花園舉行。
以我家當時的經濟及地位﹐婚禮完全可以極盡奢華﹐但盡管華麗隆重﹐卻隻有茶點招待﹐不設酒席。此一是蔣介石提倡節儉新生活運動﹐二是杜月笙帶頭的風氣。
杜家總帳房黃國棟有如下記載﹕
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長大，五個兒子及一個女兒的婚事都在麗都花園舉行，隻設茶點招待，每次來賓千餘人，花費還是很大。……杜月笙六十壽辰，也在麗都花園舉行。杜要求節約，每席僅六個素冷盤和一大鍋光麵，飲料由可口可樂公司和中國啤酒廠奉送。那天除來賓六千餘人之外，來要飯的乞丐也有三千多。又在牛莊路中國大戲院義演三天，開支由杜負責，南北京劇名角全部盡義務，全部收入捐贈慈善機關。
(《杜門舊話》刊《中華文史資料文庫》1969年)
父母婚禮上﹐母親的伴娘是她表妹張雪勤﹐她丈夫王光複——王光美的五哥——當年是駐滬國軍空軍軍官﹐1949年去了台灣﹐因他們是中共「皇親國戚」﹐在台倍受猜疑﹐終於八十年代移居美國。度盡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們在達拉斯重逢﹐已是相別六十三年之後的2007年。
1944年初﹐錢塘江海寧大堤年久失修﹐終於垮塌﹐汪偽政府哪管百姓死活﹐海水淹沒了縣城和農田。海寧是杜月笙祖籍﹐杜家祖墳此刻也在水中浸泡，當地士紳代表來到上海﹐但杜已去重慶，我祖父聞訊擔起了修複大堤的使命。1944年底錢江大堤竣工﹐農曆年底我出生﹐祖父特為我取名﹐紀念此善舉。
抗日寇身陷囹圄 棉紡業黃金時代
八一三後抗戰全麵爆發，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對西方宣戰，不能進入租界，租界成為淪陷區內的孤島，到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之前這幾年稱為「孤島時期」，文化經濟畸形繁榮。
1938年10月榮豐紗廠開工，初期比較順利，但處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39年10月，一個日本軍官來到愚園路聯安坊我家找祖父談話，自稱是極司菲爾路76號的，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麽藥，幾次之後，他說出真意，原來他們要抓一個住在法租界的醫生，要祖父請他出診引出租界。祖父想，這醫生顯然是抗日誌士，怎能幫日寇為虎作倀 ? 他對日本軍官說明天要去杭州，後天致電醫生，日軍走後，全家動員，在環龍路(今南昌路)租了一所房子，半天內就把家搬到法租界。
後得知愛麥虞限路74號已落成要出售，於是以我父親之名，以4000兩黃金買下來，這就是今天的紹興路54號。該宅正樓原隻兩層，後來在我父母結婚時又加了一層，並在正樓後麵的遊泳池旁擴建一座曲尺形兩層樓房，供傭人住宿，樓下是廚房和洗衣房等。
現在紹興路54號內有兩幢房子，兩幢之間原先有隔牆開一小門，解放後牆被拆去打通為一個院子。隔壁那幢名義上是杜月笙買下孝敬師傅、青幫大佬陳世昌， 卻抵押給我祖父，因此實際上也由祖父出資。
1944年4月﹐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第七戰區司令吳紹澍等曾在此以萬墨林請客為掩護，召開國民黨敵後工作會議。到6月，吳開先被叛徒告發，國民黨在上海的電台被日軍破獲，萬墨林等人被捕，祖父受牽連也被抓進日軍憲兵隊。
祖父的回憶錄這樣寫道：
一個日本憲兵坐在中間的寫字台椅子上，對麵也有一隻椅子，日本人把電鈴一按，對麵的椅子就動起來，我知道這是電椅子，一會來了幾個日本人，拿來十幾塊夾板和許多繩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硬拚住不肯坐上去。寫字台前的日本人對我說：“你不肯坐嗎﹖那換一個花樣吧﹗”他們幾個把我兩隻手綁起來，腳沒有綁，房間四角立四個日本人，把我當皮球拋，先把我拖到一個角落的日本人旁邊，這個日本人用力把我一拋，當然不出幾步就跌倒了，他們哈哈大笑，又把我拉到另一角裏，另一個日本人再拋。這樣拋了一個多小時，叫我坐下來對我說：“已經決定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我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麽遺囑。”他舉起手打了我一記耳光，就把我關到牢房裏去。
(章榮初：《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 1963年，未出版)
祖父畢竟不是國民黨人，徐采丞化了30根金條把他保出來，在回家路上，祖父問徐：「吳開先也被抓了嗎？」徐采丞笑說吳開先是不會抓的。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開設「民華公司」，將上海的棉紗紙張等物資運往重慶，再將後方的桐油牛皮運來上海，大發國難財，利益歸杜月笙和戴笠兩人。祖父不解日本人怎麽睜眼閉眼讓他進行這樣的戰略物資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國政界舉足輕重，要拉攏杜，勸蔣介石放棄抵抗，對日投降，因此允許徐以生意為名保留一部電台和重慶聯絡。
當時日本陸軍部在上海有三大特務機構：(1) 田機關 (田公館)，日軍駐滬最高特務機構，主持人阪田誠盛，(2) 大場機關 (大公館)，主持人大場茂，(3) 森機關 (森公館)，主持人森政一。徐采丞與日本特務頭子阪田誠盛少將關係密切，持一張「田公館」證件在上海通行無阻，成為日軍和重慶之間的聯絡人。 (徐采丞1952年在香港國泰酒店自殺)
吳開先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副部長、上海敵後工作委員會書記長，是日本人積極拉攏的對象。
萬墨林被送到極司菲爾路76號汪偽特務機關，受了重刑，更被76號漢奸吳四寶敲詐了幾十萬，經唐生明、潘三省等疏通釋放後，無法在外麵活動，在紹興路54號隱居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首先進入上海的是美國空軍，祖父包下「偉達」、「祥生」兩家酒店，辦起「章氏招待所」，免費接待美軍官兵。美第七艦隊進駐上海，司令金凱德四星上將(Admiral Kinkaid. C.I.C.) 代表美國政府到我家致謝，祖父在花園草坪設宴招待盟軍，陳納德將軍到上海也來我家拜訪祖父。蔣介石知道後，也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照片給他。
1947年初，解放軍節節勝利，蔣介石要搜捕國民黨左派領袖李濟深，李的幕僚李乙尊(程派京劇藝術傳人李世濟的父親)告訴我祖父請求幫助，李濟深遂在我家躲避數月﹐期間李患盲腸炎，祖父請上海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任庭桂在家裏為他動了手術，將他秘密送往香港。
被日軍占領的上海紡織印染廠收回﹐改為榮豐二廠，1947年與大西路榮豐一廠合並為榮豐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冊資本國幣100億元。
抗戰勝利後的幾年，經濟迅速恢複，紡織業連番增長，據「蘇浙皖京滬機器紡織工業同業公會」1945-1949年初的統計，榮豐在上海紡織企業排名第6位【注2】。(轉引自《近代上海棉紡織業的最後輝煌 (1945-1949)》王菊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48年上海有大中企業101家，其中紡織企業34家，這101家中，上市公司21家。(見《上海工商經濟史料》) 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積聚了近百年，終於在四十年代後期造就了壇花一現的黃金時代。
辦青樹致力教育 報桑梓建設家鄉
我前麵說過，中國民族企業家的根在農村，祖父1918年到上海，28年開始辦企業，事業剛起步，已「迫不及待」報恩鄉裏，回饋桑梓。
1933年在家鄉菱湖購地20畝獨資創辦了青樹小學，他在《改進菱湖鄉村的設施和願望》一文談到自己的心願：
我國是農業國家，社會和民族經濟的基礎，是完全建立在農村之上，因此農村經濟的衰落，是我們目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近來全國上下，都憬悟到複興農村的重要。…… 我們為大多數勞苦群眾去謀生活的安定，子女的撫育，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因此，我是抱著改進農村的願望，從故鄉菱湖做起，以我的全力和全部私產，作為改進鄉村的一切設施和經濟後盾。…… 對於金錢，是抱定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主張。
(引自鍾華論文《江南市鎮早期現代化建設的一次嘗試——以菱湖戰後重建(1945-1949)為例》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6)
青樹小學七百多學生完全免費，貧困學生更給予獎學金，為不忘國恥，校內道路命名為「九一八路」、「一二八路」、「五卅路」等。林森題校訓為「誠毅」，陳立夫題辭「宏開廣廈」，王世傑題辭「桃李成蔭」，潘公展題「青天白日，樹之風聲」，陳布雷題 「樹人百年」。
但這樣蓬勃的教育事業，竟在1937年11月日寇占領湖州後，被日軍放火燒毀。
抗戰一勝利，祖父第一件事就是恢複辦學，購置43畝土地重建青樹學校，規模更比1933年的青樹小學大得多，同為菱湖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上海市參議長潘公展任董事長。校舍由留德學建築的吳紹麟設計， 校園內一座我曾祖父章清儒的青銅塑像，是中國雕塑大師張充仁的作品。 (毀於1957年「大煉鋼鐵」)
教育事業外，祖父更大力投資故鄉經濟建設，成立「青樹基金團」，以榮豐10億元股票加籌集10億，共20億元為基金。1945年11月，他和潘公展聯名發起籌建「菱湖建設協會」。他說：「我務必為桑梓有所建樹，方無愧於先祖和後人。」
1946年起，先後興建發電廠、化工廠、繅絲廠、醫院，創辦現代化 農 場，改良蠶種，無償向農民發放抽水機、桑秧等。
祖父對家鄉的關愛可以從一些默默無聞的貢獻中看出，三十年代以來，他重修了菱湖90% 的街道，30多座橋梁，建立了菱湖第一個消防機構，設置50個垃圾桶，每月提供城鎮清潔費10萬元。
黃炎培得悉祖父的事跡後，為他寫下「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願為」。
中國最早的傳染病防治醫院「時疫醫院」，1908年由萬國紅十字會 (中國紅十字會前身) 設立在上海天津路316號，四十年代初，祖父在附近的258號興建了他企業的總部豐業大樓，自此，時疫醫院的經費就由我祖父獨立承擔。
由青樹學校衍生出來的青樹助學金，1945年起在上海由《新聞報》社長嚴諤聲、教育家舒新城負責，為貧寒大學生發放助學金，到49年前共有400名大學生由青樹助學金資助完成大學學業，他們組織了由我父親為主席的青樹同學會，出版進步刊物《雄風》。解放前夕，其中七十多人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湯恩伯下令逮捕我祖父，經杜月笙、潘公展出麵周旋才得幸免。
交大共產黨員穆漢祥、三青團員史霄雯，在解放軍炮火映紅上海西郊天空的時候，終被國民黨殺害，現在兩烈士紀念碑聳立在交大校園。52年我父親由美國回來，特去祭祀，他們都是青樹同學會的菁英。
現在，菱湖中學 (原青樹學校) 是浙江省一級重點中學，青樹的故事在21世紀有了新的發展。當年一位揚州來上海的學子辛德俊，憑青樹助學金的資助完成了大學學業，49年後在香港船運業功成名就，他時刻記得祖父當年「希望每位青樹同學在走上社會後能幫助另一位青年完成學業」的囑咐，改革開放後幫助了幾位家鄉中學生赴美留學，2001年出資委托美國加州金門大學教授趙耀渝女士辦了一個教育基金，致力幫助中國偏遠地區的教育事業，但這個基金沒有用辛先生自己的名字，他沿用了青樹的名稱，更延續了青樹的精神，這就是美國舊金山的「青樹教育基金」 (Evergreen Education Foundation )。
2007年美國青樹教育基金來到菱湖中學尋根的佳話，在教育界廣為流傳，青樹精神永存，我想，沒有什麽比這更令祖父在天之靈寬慰的了。
心彷徨走避台港 歸上海迎接解放
1948年11月我祖父攜資金前往香港，同行有杜月笙的關門弟子、蔣緯國留德同學吳紹璘。抗戰勝利後吳回國曾在我家寄住三年，蔣緯國給他一艘登陸艇裝滿吳的私人財物，但吳到台北，蔣告知吳，一船財物被共軍擊沉，吳明知被蔣私吞，啞口無言，說台灣不可留，又回香港。
是年李濟深在香港召集國民黨內反蔣人士組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李為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準備北上參加新政協。
1948年12月23日李與我祖父一夕長談，訴以中共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次日一早，李濟深與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參加聖誕舞會為名，登上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一艘蘇聯貨船，駛出公海直上大連。49年2月10日，我祖父攜帶資產回到上海，迎接上海的解放。
吳紹璘留港未返，出生在紹興路54號的他的獨子吳光正，後成為船王包玉剛二婿，1997年曾為香港第一屆特首候選人，回歸後任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現為香港九龍倉集團、匯德豐集團等企業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統購銷公私合營 大浩劫文化革命
解放初第一個經濟政策是土改，從此農產品和工業品都須由國家收購，再供應市場，實際上已開始由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轉化 (1953年正式公布「統購統銷」政策)。祖父在四十年代建立起來的「農產原料——工業生產——市場銷售」一條龍體係，無法再運作，14個企業全部陷於停工狀態。
1950年祖父到北京向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申訴，李當即親書一函呈毛主席，隨後毛主席給李濟深回信：
李任公：你的朋友章榮初的事我知道了，已告訴總理和一波同誌給以照顧。
(此信原由祖父珍藏，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
我父親在美國剛完成 MBA，祖父在滬獨立支撐深感吃力，隻得召他回來。51年父親放棄在美繼續讀博士的計劃，偕母親一起回國。紹興路54號出售，所得24萬人民幣(當時幣值24億)全部用於填補企業的無底洞。
祖父畢生最大的心願——建設家鄉——投資二百多萬美元建立的企業無法開工又不能解雇工人，逐一抵押給銀行，不足三年就喪失殆盡。
三反五反「打老虎」，資本家全是該痛打的老虎，經曆過政治運動的人都能想象這是一種怎樣的境況，祖父三次被逼到自殺的絕境，最後兩千五百萬以上的資產被「核定」為四百萬才過關。1956年公私合營，榮豐一廠改為第七紡織機械廠，現為華敏世紀住宅小區和華敏國際商廈；榮豐二廠改為上棉三十一廠，現為長陽新苑和榮豐花園兩住宅小區。
政府對民族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按「核定資產」每年支付5 % 定息七年，「大鳴大放」時工商界代表李康年提出，定息應該支付20年才能叫「贖買」，被打成右派。按祖父企業「核定資產」四百萬元，57年起每年定息20萬元，64年政府宣布再加三年，後因文革而中斷，直到文革後才補發。
不斷的運動、不停的折騰，是當年的基本生活方式。文革期間祖父被勒令到上棉三十一廠勞動，以六十七歲高齡，來回路程要四小時，在廠裏勞動八小時，打掃廁所、在車間收集下腳花。中午在食堂隻許吃青菜，不許吃葷菜，有次一個老工人偷偷塞給他兩個肉包子，輕輕說 :「章老板，想開點，保重身體要緊!」
1967年8月，由上棉三十一廠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五虎」之一的黃金海，夥同上棉三十廠黃秀珍，在楊浦工人體育場召開上海第一次八千人大型批鬥會，主角是我祖父、父親、榮鴻仁、榮漱仁、劉念義，和市委統戰部長王致中、副部長趙忍安等，散會時，王致中帶緊兩步，走到我祖父身邊輕聲說：「章老，多保重。」
祖父終於大病一場，68年之後雖不再去勞動，但無日無之的外調，反複查問兩件事：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很多由青樹獎學金資助完成學業的大學生後來都成為新中國重要的建設者，或中高層幹部，按照階級鬥爭的原理，造反派有充足理由確信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是特務機構。
文革前祖父靠定息生活，文革中完全沒有了經濟來源，祖父的身體迅速衰退。1972年12月他身患肝炎，當時富經驗的醫生不是去了五七幹校，就是戰戰兢兢，一名醫生為祖父插導尿管，病房門口立即貼出大字報，批判這位醫生為資本家服務，在這樣的氣氛下，祖父根本得不到應有的護理。12月13日清晨，祖父在新華醫院逝世，享年72歲。
祖父逝世時，我在新疆接受監督勞動，無法回來見最後一麵。
要是沒有鄧小平同誌帶領中國走出那個「越窮越鬥，越鬥越窮」的死胡同，要是沒有改革開放、改天換日，不要說我全家，就是整個中國，到今天也還在黑暗中掙紮。今天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未來，可以平靜客觀地回顧往昔，祖父的時代過去了，但前輩的努力，前輩的願景，依然激勵著我們去追尋、去完成。
祖父沒為我留下分文遺產，恰如他生前文章所寫：「講到子孫觀念，我敢說絕對沒有，金錢問題，決不留剩一分，使兒輩享受，總期取之於社會，悉數用之於社會。」
他說過多次「與其積財予子孫，不如積德予子孫」的教導，深深銘刻在我心中，成為我人生價值觀的基石。
後 記
我是家族的長子長孫，2歲半父母遠赴美國留學，我一直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在我中學時，祖父就經常和我說往日的故事，1962年上海政協文史館要他寫回憶錄，我也是第一個讀者。
1964年，我離開上海支邊到新疆建設兵團，祖父臨行送給我的，不是文革中造反派翻箱倒櫃都沒找到的變天賬，而是光焰無際的四卷紅寶書。68年我在被監督勞動的農場「畏罪潛逃」回到上海，祖父頹然白發，孤獨苦悶，我每周去陪他兩個下午，各地來外調的工作組天天要他交代過去的「罪行」，我也每每聽他的苦思和追憶。
今年是祖父誕辰110周年，《檔案春秋》約我寫此文，給了我緬懷先人，紀念祖輩的機會。
今天，中國再次抓住了曆史機遇，美好的前景又一次在我們麵前展開，此時此地，回首一個世紀走過的道路，回顧這個世紀的反複和折騰，有助我們看清曆史，認清前路，成就前輩未竟之業，實現民族中興的理想。我想，祖父及他那代中國現代企業先驅，應該可以寬慰的了。
本文資料來源：
章榮初：《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 1963年，未出版
李惠民：《章榮初》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章君穀：《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2002年 第三版
王 菊：《近代上海棉紡業的最後輝煌(1945-1949)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鍾 華：《江南市鎮早期現代化建設的一次嘗試——以菱湖戰後重建(1945-1949)為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布賴恩. 馬丁：《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 2002年
郭緒印：《老上海同鄉會團體》上海文匯出版社 2003年
網頁：浙江省、湖州市、菱湖中學、美國青樹教育基金等。
【注1】榮豐董事還有黃伯樵，宋子文辦公廳主任，抗戰勝利後任行政院駐滬辦事處主任。嚴諤聲，上海《新聞報》社長，解放後任政協委員，文革受迫害致 死。殷紀常，上海商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1950年自殺。嚴獨鶴，申報著名作家。李乙尊，國軍一級上將李濟深的幕僚，解放後任上海市政府參事。萬墨林，杜月笙的管家，上海米行聯會會長。
【注2】這個統計是按紗錠數量，當時上海紡織廠，三萬紗錠以上為大型企業，一至三萬紗錠為中型企業，一萬以下的小廠有一百七十多家。大企業九至十家(每年紗錠有增減)，最大的是榮氏申新集團有11家廠三十多萬紗錠，第二是郭家永安集團三家廠二十萬紗錠，第三王啟宇中紡集團兩家廠六萬紗錠，隨後中南銀行屬下幾十家小廠五萬紗錠，但都是還不出銀行貸款被沒收的，恆豐紗廠三萬紗錠，我祖父的榮豐兩家廠三萬紗錠，加上川沙、泰州兩家廠約四萬五千紗錠。上海解放時，十家大企業中，隻有王啟宇去了香港，開設當時亞洲最大的紡織企業 “香港紗廠”，他的長孫就是八十年代明星關芝琳的第一任丈夫。
章榮初-1924年
章榮初-1940年
章榮初-六十年代初
章榮初為青樹學校題辭-1933年
章宅-上海紹興路54號現貌 (筆者攝於2004年)
上海交大校園之穆漢祥、史霄雯烈士記念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