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当考古学家们的铁铲拨开旃符达罗（Chanhu-Daro）城址之上封印了4000年的泥土时，印度河谷文明首次向世人展现了它那超越时代的灵巧匠意。这个与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并立的古老文明在印度河的滋养下，曾经辉煌无比。他们精巧的城市布局和高超的建筑技巧一直为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神秘的象形文字至今仍是萦绕在几代学者心间的一大谜团，而印度河谷文明遗存下来的珠宝更是精湛无比。摩挲着指尖浓缩了无数智慧的蚀花玉髓珠，回想那个神秘而古老的文明，总会让人肃然起敬。
蚀花玉髓珠，是在表面绘制了特定图案纹饰的玉髓珠。这种在天然矿石表面人工绘制的图案可以跨越千年，历久弥新。它对于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古珠收藏家来说，至今仍有着无穷的魅力。早期的工匠可能是在机缘巧合下，将自然界中提取的碱性颜料与玉髓混在一起加热，才偶然发现了这种能在玛瑙玉髓表面绘制花纹的神奇工艺。中文语境中的“蚀花”一词源于夏鼐先生1974年的《我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一文，收藏者则流行称之为“镶蚀”或“蚀刻”，但是这种珠饰在制作过程中既没有镶嵌也未经雕刻，故而夏鼐先生所定义的称谓相当严谨。
蚀花玉髓珠分布图制图：布拉奇
最早的蚀花玉髓珠是公元前2600至1900年间，由印度河谷文明的达罗毗荼人制作，在这里的多个城址中都曾发现过蚀花玉髓珠及其加工作坊。同时期两河文明的城址和陵墓中也出土了很多蚀花玉髓珠，其中有些是从印度河谷地区舶来的奢侈品，还有一些则可能是人们在当地所做的尝试。我与蚀花玉髓珠初次邂逅在北京珠子博物馆，虽然此前看到过早期蚀花玉髓珠的馆藏资料图片，但第一次将这种珠子捧在手中时仍让人讶然——这些4000年前的艺术品无论从审美或是工艺方面而言，都绝不逊于此后任一时期的作品。与印度河谷常见的大型玛瑙竹节珠不同，这里的蚀花玉髓珠大多小而精致，选用的材料也是质地纯净的红玉髓。小桶珠和双面蚀花的板珠最为常见，为方便佩戴，都刻意磨制了扁平的棱面，表面多用纤细的白线蚀花出类似眼纹的复杂图案。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是印度河谷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这里的人们认为带有眼睛纹饰的装饰品有避邪化煞的魔法功效，可以抵挡“邪恶之眼”凝视所造成的伤害。印度河谷制作的带有眼纹的蚀花玉髓珠自然也非常流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眼纹在早期的蚀花玉髓珠中备受青睐。但是有关这古老文明的一切，都随着公元前21世纪的一次灾难性的河流改道而烟消云散，为后人们留下的只是无限的遐思和难解的谜团。
在印度河谷文明谜一般地突然衰亡以后，沉睡了上千年的蚀花工艺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复兴。复兴以后的蚀花工艺与印度河谷文明之间的具体联系已不得而知，此时的蚀花玉髓珠已经世俗化，不再是早期先民心目中那种带有魔法眼纹的护身符，但是更加活泼多样的设计风格让它们依然耀眼。由于工艺纹饰特殊，蚀花珠仿佛当时的外交名片，勾勒出曾经繁荣一时的贸易图景，从古埃及的阿拜多斯到我国两广的汉代海港，从西伯利亚的荒原古墓到南洋群岛的洞穴遗迹，古人用蚀花工艺铺就的宏大画卷就此展开。
“自此更谁登彼岸，西看佛树几千秋”，望着缓缓东流的尼连禅河，玄奘法师的虔诚至今令人动容。唐贞观元年，时年26岁的玄奘法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开启了一段历时十七年、跋涉五万里的传奇求经之路。而他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时至今日仍是印度古史的研究基石。在严格的种姓制度和宗教控制下，古代印度是不折不扣的精英社会。古印度的王公贵族“花鬘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相较之，平民百姓则常衣不蔽体，价值高昂的蚀花玉髓珠也只是贵族阶层和富商巨贾的专享。自敦煌出关以后，玄奘求经路上所履足的多个胜迹都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蚀花玉髓珠，而健驮逻国的呾叉始罗和中天竺的曲女城、憍赏弥、摩竭陀国等佛教胜地则正是复兴以后蚀花玉髓珠的主要产区。这些产自“西天圣土”的蚀花玉髓珠，伴随着佛法的弘扬由北线向东传至我国，点缀着隐没于荒草黄沙中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一过程始于春秋，盛于两汉，衰于魏晋。当玄奘在800年后开始那段旅行时，途经多地佛教已趋式微，以致“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又过80余年，唐朝军队在怛罗斯一役败北于后起的黑衣大食，原本信奉佛教和祆教的西域和印度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相继伊斯兰化，与佛教文化相生相伴的蚀花玉髓珠也就此逐渐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如今，狂风吹过这些沉掩于黄沙中的西域古城，偶尔还能从中捡到从西天圣土辗转而来的古珠，仿佛还能仰望当年的经幡，仿佛还能掀开那片尘封已久的回忆。
出于文化壁垒和考古条件的限制，西方学者一开始并未放眼于东方。因此20世纪50至70年代，从我国云南滇池沿岸两大古滇文化墓群中出土的蚀花玉髓珠并未引起国际上太多的关注。晋宁石寨山发现两颗用黑白双色蚀花的红玉髓珠，其中一颗形状极似百越民族所崇拜的铜鼓，彰显了浓厚的地方特色；江川李家山发现的蚀花红玉髓线珠虽然纹饰普通，但其体型硕大、端口截平、孔径狭小、线条纤细、表面光洁的特征，都是在这类珠子中鲜有见到的。几十年来，众多考古学家对它们的来源众说纷纭，尽管云南本地有丰富的玛瑙矿藏和成熟的制珠作坊，但古滇国出土的大部分蚀花玉髓珠既非我国原产、也不源自印度。较多的考古证据指向地处中南半岛的缅甸和泰国：这里出产的很多蚀花玉髓珠无论是选材还是工艺、形状和纹饰都与古印度常见的各类珠饰迥异。东南亚地区杂居的各个民族，在铁器时代就与恒河流域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和我国南方的百越滇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他们也一直在外部强烈的文化影响下努力保持着本土特色。在曼谷的洽突洽旧货市场上，能够见到很多流传于民间的特殊类型的蚀花玉髓珠。这些蚀花玉髓珠从材质、形状到纹饰风格上都完全不落窠臼，构成了蚀花珠族群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在滇缅公路通车以前的两千多年间，连通着川滇藏印缅泰的西南夷古道上的交通一直由马帮和挑夫用最原始的方式维系。他们穿越茂密的热带雨林，将中国的丝绸、茶叶、青铜、铁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印度北部和中南半岛的内陆地区，又将香料、宝石、珍珠螺贝和金银饰品转运回来。而蚀花玉髓珠显然是这条古道上珍贵稀有而不可或缺的贸易品，以至于滇国王室中也只有凤毛麟角的高等级贵族，才有机会拥有寥寥几颗蚀花玉髓珠作为生前和死后的珍藏。
西汉《急就篇》中用“係臂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璣玫瑰罋”来描述当年的美饰风尚，而中原腹地的湖南长沙、陕西咸阳等地汉墓中出土的琉璃、琥珀、珍珠、玛瑙等域外珍玩正是这辞句的真实写照。包容开放的汉朝人对其疆域之外的文明颇为好奇，也毫不避讳地追求来自境外的精器美饰。元朝以前，中央政府对滇藏的统治在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羁縻政策，靖绥四方的战略意义远超过对其经贸价值的开发，因此，西南夷道在汉朝时还并未能演变成那条举世闻名的茶马古道。真正在当时引领中原地区时代潮流的是地处两广的岭南九郡，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汉书》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段文字详细记述了汉朝海上的贸易商路。汉朝使者从两广地区出发，沿中南半岛下南洋，到达印度东海岸南部的“黄支国”（玄奘记载为“建志补罗”，今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采购宝石、珍珠、黄金、琉璃之后，经南洋群岛返航。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三大口岸——广西合浦和广东广州、徐闻都出土了数以万计的进口琉璃珠和水晶玛瑙珠，但是蚀花玉髓珠仅得数枚，其珍稀程度可见一斑。而自汉代以后，中原形势动荡风起云涌，曾经繁忙的航海贸易已为明日黄花，虽然海上丝路复兴于唐宋，却再也难觅蚀花玉髓珠的踪影。
2014年，在西藏曲踏墓地出土的一颗被俗称为“天珠”蚀花玛瑙珠，作为年度重大考古发现点燃了考古、历史和收藏各界对蚀花珠研究的热情。在此潮流的推动下，很多相关的考古资料也被先后公开。这类的特殊蚀花珠与蚀花玉髓珠颇有渊源，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当前人们对此类珠饰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些珍贵的地层资料虽不足以揭开天珠的神秘面纱，但无疑让我们离真相又近了一步。对于国内考古学界而言，蚀花玉髓珠可能也不再只是作为玉器附庸的蕞尔小物，而将成为研究区域间交流贸易的关键证据。对于广大古珠收藏爱好者而言，对于蚀花玉髓珠的认识也有望正本清源，大家对蚀花玉髓珠的态度也会更加理性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