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前，夫妻两地分居乃中国大陆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这里说的并非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两地；而是特指由于工作、户口等原因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每逢春节前，挤满火车的人潮里，很大部分都是赶回家与配偶团聚者。短短的探亲假一过，火车上又挤满返回工作地点的人群。
两地分居给家庭带来的困扰，实在一言难尽。首先是生活困难，夫妻无法相互照顾。其次是经济困难，工资本来就低，分居必然增加开支。然而最难言的困扰，毋庸讳言就是性生活不正常。两地分居的夫妻，每年只有14天探亲假在一起，这期间是高密度的性生活，但是接下来的351天却是高度的性饥渴。用分居者的话来说，“涝起来涝得要死，旱起来旱得要命”。
夫妻两地分居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极“左”思潮泛滥。当时，“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革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等口号喊得震天响。当革命需要你夫妻分开，谁敢说个“不”字？当时有多少夫妻两地分居，笔者手头没有数据，不敢妄言；但是说约有百分之十的干部和工人夫妻两地分居，应该不太离谱。
曾经有美国朋友问笔者，解决两地分居何难之有，夫妻一方到另一方所在地谋份工作，再买个房或租个房，不就解决了吗？这显然是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那时候从行政部门到事业、企业单位，完全由政府掌控。未经层层“组织”严格审批，根本不可能谋得工作。再说当时房源奇缺，绝大部分住房皆为政府所有，个人购房或租房几乎不存在。
美国朋友又问，那么我一不工作，二不买房，就到配偶那里住着，总可以吧？对不起，也不可行。你的户口不在配偶所在地，就得不到粮油、肉类甚至蔬菜的配给，总不可能与配偶长期合吃一份粮食吧？再说没有户口就是“黑人”，住久了派出所和居委会就会上门，催促你回户口所在地去“抓革命促生产”。
求得夫妻团聚的正途，是向所属的组织陈情请求解决。能否解决，则与分居夫妻的居住地有很大关系，由大城市调往小城市易，由小城市调往大城市难。如果夫妻一方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想调到省会城市与配偶团聚；或者一方在省会城市，想调到小城市与配偶团聚，比较容易心想事成。反之，如果夫妻一方在省会城市，想把配偶从小城市调来，就难得多；如果一方在京津沪，想把配偶从中小城市调来，则难上加难。笔者所在的上海某研究所，允许从中小城市调进上海的名额，每年只有区区两、三个，而分居者却有二、三十人，乃名符其实的粥少僧多，胡子白了都未必等得到。更有甚者，如果夫妻一方在京津沪，想把在农村的配偶调来，可能比登天还难；因为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如鸿沟般极难逾越。复旦大学一位中年学者，跟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为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作出贡献。他长期无法将农村户口的配偶调进上海，最后不得不放弃专业回苏北老家。
依靠组织来解决分居问题，称为“单调”，即单向调动之意。既然单调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就只得另想办法。果然办法是人想出来的，那就是“对调”，又称“双调”，即双向调动之意。例如张三在甲地工作，配偶住乙地；而李四在乙地工作，配偶住甲地。如果张三与李四对调，两个家庭都能团聚，岂不两全其美？正因为如此，当时城里电线杆上，随处可见征求对调者的启事。如果甲地是小城市，乙地是大城市，那么从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的一方，事成之后会给对方以补偿，通常相当于半年工资。
对调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成功机会却不大。这是因为，即使张三与李四都愿意，实际办起来还是绕不开组织，得组织同意才行。首先是两人的身份要相当，如果张三是工人而李四是干部，则免谈。当时工人归劳动局管，干部归人事局管，路归路桥归桥，不能对调的。其次是两人的户口数要相当，假设张三独自从甲地调往乙地，而李四想带着两个孩子从乙地对调到甲地，则甲地可能拒绝，因为甲地出一个户口进三个户口，吃亏了。即使身份、户口数都相当，还要看生活基础。张三想由甲地调往乙地，要是配偶在乙地住集体宿舍，张三调入后势必要解决住房问题，则乙地可能拒绝。如此重重障碍，使得想对调者只能谋事在人、听天由命。
改革开放后，有人见单调、对调都很难，就异想天开另辟蹊径。他们想，既然靠组织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何不试试让洋人来解决自己的两地分居问题？于是他们申请自费公派出国当访问学者，首选当然是美国；过个一年半载就向所在大学提出让配偶孩子来美国。老美视家庭团聚为天经地义，根本不管其配偶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大使馆签证官也开绿灯，很爽快就批准了。这条途径极具创意，可称为“洋调”。两地分居的夫妻，在中国团聚不了，反而在美国团聚，因此被戏称为“曲线救国”。
1978年，笔者为了圆科学研究之梦，考取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抛妻别女来到上海，没想到就此加入两地分居大军，尝尽了家庭分居的苦涩。正因为有切身体验，时至今日笔者才能写出这篇文章。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体察民情且通达人性。他引用宋朝李之仪的词，要求各级领导设身处地，体恤分居夫妻的痛苦：“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1985年，在胡耀邦的亲自推动下，中级知识分子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惠及所有分居的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和助理研究员。笔者分离八年的家庭也终于得到团聚，因此一直铭记与感恩胡耀邦的这一德政。
三十年后的今天，夫妻两地分居又成为中国大陆的社会问题。大量青年农民到沿海城市务工，为经济发展立下功劳。但是农民工抛妻别子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婚外情与性病多发、色情业“繁荣娼盛”、交通紧张、子女缺乏教育等。如何人性化地解决新时期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正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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