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是回归乡村生产生活常识的话，现在，广东乌坎村，则需要中共回归乡村政治常识，就是政治自治经济自主，还地权与政治权于民。这道政治坎不迈过，中国乡村摆脱不了动荡与悲剧。
2016年7月号第371期
小岗到乌坎，乡村政治没进步
这次乌坎事件刚开始之时，网络上流传一则视频，一名副镇长来到乌坎开会，当媒体记者对他摄像时，这位副镇长的态度非常蛮横，不允许记者拍摄，甚至要用手上的伞来挥打记者，幸好被旁边的记者阻拦。
这则视频让我们看到，乌坎村民不屈服，他们在长幅的白布上签名，要求释放他们选举出来的村长，要求有关当局归还村民被掠夺走的土地。
毛泽东时代，给人们留下历史印记的农村，一是毛号召农业学的大寨，位于山西贫困山区的大寨是由国家出资金扶持出来的样板，另一个则是红旗渠，如果没有国力扶持，我们仍然难以想像，村民们能够出资买得起那些昂贵的炸药还有开钻山石的工具。
中共主导的改革时代以来，已载入历史的是安徽小岗村，而历史还将铭记的，则是广东乌坎村。
毛时代的农村政策失败了，为什么？靠精神方式鼓励农民种田，既无市场自由，又无私产保护，农村必然走向困境，农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大寨不可能被推广，红旗渠也救活不了无数干旱的村庄。
而小岗村民们将所谓集体的土地分包到户，既没有向国家要机械设备，也没有向国家求助种子肥料支持，他们就收获了衣食自给，不再逃荒要饭。国家给了他们什么？国家什么也没给，国家只是归还了他们拥有的耕种自由，或者是没有「依法」抓捕他们，因为在当时，私分土地承包到户，会面临牢狱之灾。
小岗村民们联合签名的合约，现在还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原始契约已遗弃，这则合约是后来补签的）。这则合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一是村民们的恐惧与免于恐惧的方式，农民们对改变农民土地生产方式，感到恐惧，因为国家明令禁止土地承包，农民们必须在一起劳作、一起收获，无论贫困还是饥饿致死，都要是一个共同体，这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如果改变土地耕作方式，就是改变了社会性质，这是反革命重罪；二是让我们看到，农民们通过合约，规避恐惧，分田地的带头人可能被捕坐牢，所以村民们要通过合约，保证一旦事发，就要保护与供养他们家人。这份契约是非常了不起的，它使村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带头人免于因自己坐牢而家人遭灾的恐惧。
好在有一个开明的省级领导人万里，还有当时的时势，小岗村村民免于被当时的政策拘狱，而国家，也因此迈过了一个坎。迈过了这个坎，中国农民让整个国家有了衣食自给，同时迈入小康之境。
近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历史又面临一个坎。
当年的坎，被「无知」而胆大的小岗村民们冲过去了，而当年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自己到皖北村庄里看到，许多农村不仅没有基本的食物，一些人家甚至连衣服都要互相借穿，而这样的饥荒惨状，却是中共的政策造成。中共只要回归常识，让农村生产生活恢复小农经济常态，农民即可实现自给自足。
今年习近平到了安徽小岗村，承诺农民承包土地的政策不变，似乎是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其实，是农村政策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土地仍然在集体手上，开发商与村支书或各级政府只要看中了农民土地，还是可以随意征收，也许小岗村土地暂无市场价值，但乌坎村的市场价值，正在被广东地方政府吞蚀。当林祖恋与村民们动议夺回属于自己的地权与利益之时，悬在头顶上的利剑就立即落下。
乡村政治改革乃国家重要基石
乌坎村民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维权运动政治化，无论是被抓捕的村支书、村民主任林祖恋，还是示威游行中喊口号的村民，都刻意回避将乌坎视同当年安徽的小岗村，甚至在示威时加上拥挤共产党的口号。这显然是维权的一种策略，因为一旦政治化，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乌坎事件来颠覆共产党政权之类的帽子，就会盖到乌坎村民头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当局对乌坎的打压，一是通过制造林祖恋的腐败受贿，来让村民维权流产，因为林祖恋作为村支书，已于六月十九日开始启动集体上访程序，要向有关当局讨回村民原有的被侵占的土地；二是有关广东当局尽管暂时没有将乌坎维权行动政治化，但却对来自境外的媒体苹果日报与端传媒等予以警告，认为他们参与了某些策划活动，有政治目的。
当年汪洋主政广东之时，「和平」解决了乌坎村当时面临的问题，所以才有林祖恋成为村支书与村主任，汪洋当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是宏大叙事，说中共执政为民，所以要帮助村民维护村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回避政治领域的「创新」，认为这是落实村民组织法与基层选举方面的法规，并无政治创新。
为什么汪洋主政之时顺应民心与落实基层选举法规，使人们看到当局的某种善意与政治创新意味？因为几乎所有的基层选举都被各级政府「造空」。他们内部物色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代理人，然后通过虚假的选举，使这些代理人成为合法的基层组织负责人，看起来这是有利于党和政府管控基层民间社会，但实质上，是基层各级组织为谋取私利、造空基层选举法规的暗箱操作。
省级政府需要县级政府听话，县级政府需要乡镇政府听话，乡镇政府不能没有自己的下家，自己的下家就是村一级的村民委员会与村支书，如果村民真的实现了自治，那么，乡镇一级的管治就落空，特别是经济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无论是城市扩张，还是企业征地，都是在向村集体的土地伸手，如果村级与乡镇一级的权力链断裂，地方政府就找不到自己的利益空间，说穿了，村庄是基层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空间，现在中国的维稳「内战」，正在这个空间里展开，这场战争是土地保卫战，也是一场持久的街头战争或巷战。这场战争看起来农民保护的是土地权益，但本质上是政治权益的失落。
行文至此，看到一则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报道：甘肃永靖县近日举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至少有五名独立参选或被推选的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获民众提名、但不获官方正式提名的独立参选人瞿明学经证实已被警方刑拘罪名是「破坏选举」。至二十一日当地多名被捕人士均与外界失去联络。
中共高层既不想地方政府过度腐败，又想强化地方基层的管控能力，中共各级官员的心里，都有一个灰色的空间，这个空间，决定了他们的灰色收入空间，而表面上，或者有一定的实质性的意义，就是这个灰色空间，对中共稳定基层组织与民间社会，有消极的价值。
人民不能变成公民，民间社会不能有独立的人大代表参选，不能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村支书与村主任。这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一道坎，这道坎迈不过，中国基层腐败不可能遏制，民间社会的动荡，也不会停息。中国乡村政治必须从小岗村的一点零版本，升级到乌坎村的二点零版本。中国乡村政治改革无望，则中国政治进步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