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类全体是否就涵盖了所有创造历史的主体?
新史学无法对 历史进行正确的定义与定性，问题的关键在於史学家缺乏对法界的正确观察，使得史学一向建立在错误的逻辑起点，於是产生无量无边的逻辑不一致性。史学逻辑起 点的关键，在於对历史主体的正确察与完整范畴的确认。新史学家虽然将历史主体扩充到全体人类，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显示：历史并非完全由人类所主导，则显然 仍然有重要的历史主体并未函盖，以全体人类作为唯一的历史主体显然过於狭隘与不足。如果不能正确的认知历史主体的范围，在讨论历史议时，依於法界实相所运 作而显示的事实，必然逸出狭隘的主体范围，形成历史内部逻辑的不一致性与错误，却非凡夫人类的所有史学家所能略知。因此，在探讨历史的定义与性质後，应该进行历史主体范畴的讨论，以探寻历史的逻辑起点。
历史主体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演变的主角，如果不能确立正确而完整的主体，便无法了解正确的历史体系及其运作。历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必然要符合逻辑与理性，因此逻辑的起点与终点便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另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於，任何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必须是基於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非凭空想像的幻想与猜测。
历史主体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史学体系。我们回顾「新史学」对於历史主体的争论，即可明了探讨历史主体范围的重要性。现代学者章清说：
“有一点是清楚的，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催生，紧扣的是对"史学"新的界说，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新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他特别提到昔之史家的两项弊端之一，即是"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明确指出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
梁启超作为 新史学的知识分子，认为清朝及以往各朝代所修撰的历史，都是以帝王与帝王家族所属的贵族、大臣、世家等等少数人作为历史主体，不曾以人类全体作为历史主 体。如果世界是由帝王将相等少数人所拥有而主宰演变的，那麽拥有世界而主导世界的少数贵族，就是其他人所应该效忠的对象。所以，以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体的 古代史，就是以「忠君」作为最高价值与道德。可是世界发展，事实上并不是由少数人所造成的，而是由人类全体所共同拥有而共同主导，那麽「忠君」便不是正确 的价值与道德标准。所以，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
“且旧史家所谓功罪善恶，亦何足以为功罪善恶？彼其所纪载，不外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谊，有利於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者，则死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
因此，历 史主体所探讨的本质在於：世界到底是谁所创造、拥有而主导的？古代帝王将相不敢说世界是他们所创造，因为这是违反眼前的事实与知识。但是，古代帝王将相却 主张世界（即天下）是他们所拥有而主导的，因此帝王将相是历史主体，是应该效忠的对象。於是旧史家便以「忠君」作为判断功罪、善恶、是非、正邪的最高标 准。新史学家梁启超则主张，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忠君」而是「忠群」，而「忠群」的范围是民族国家。同样的，基督教认为世界及生命是上帝所创造、拥有与主导，所以人类都应该信奉上帝，以「忠於上帝」作为最高的价值与道德标准。
因此，历史主体所探讨的全等命题，其实是「到底应效忠谁」的问题--谁创造、拥有与主导世界，就应该依於创造者、拥有者的利益而效忠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常常有内部的逻辑落差。梁启超主张全体人类是历史主体，是效忠的对象；但是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事实，梁启超其实是效忠民族国家，而非全体人类。因此，现代德国学者施耐德（AxelSchneider）将上世纪初在中国所谓的「新史学」，称为民族主义史学。
在这里，中国对自我认知的转变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根本变化，李文森将这一转变称为是从"天下"到"国"的过渡，即从文化至上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普遍主义向中国民族主义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梁启超占了主要地位。……梁启超发表於1902年的《新史学》，是一篇被广为徵引的关键文章，代表一种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和中国史学的彻底变革。
民族主义史学意谓，在全体人类中区分出不同的民族，作为历史主体而述说历史。新史学在观念上体认到历史的记述不应该局限於少数人，应该扩大到全体人类。但是在实际的论述与实践上，其实仍然以局部的人类--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主体。
无论如何，在观念上新史学对於「历史主体为全体人类」，已经逐渐获得共识。例如，近代有「法式新史学」之称的法国年鉴学派（AnnalsSchool）所关注的「心态史」（historyof mntality），想从人类不同的习俗文化演变，获得人类在各项习俗影响下所导致历史演变的过程，即是企图以全体人类作为历史主体所作的努力。因此年鉴学派曾经徘徊於：心态史到底是「历史民族学」（historicalthnology）或者是「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pology）？最後采用「人类学」的名称，就是认为「心态史」是全体人类习俗文化的演变。但是，年鉴学派研究的主体对象其实还是民族。因此，不论东西方的新史学本质上仍然是民族主义史学。
2. 还有谁参与了创造历史?
史家运用史权 选择特定的主体，作为历史演变的主导者，刻意忽视其他的主体，这似乎是史学家认知上特有的僵固性与盲点。但是，不论史家具有多麽强烈的僵固性与刻意的忽 视，历史主体仍然依其主体性的能力而创造历史，显现其历史主体的地位。例如，中国史官初建立时，史权只记录帝王将相而忽视平民，这是史权在错误的主体意识 下的错误运用。所以秦朝末年具有主体性能力的平民陈胜、吴广，虽然被史官所忽视，他们仍以平民身分创造历史，使得史家不得不注意其影响历史的能力，并且记 述其事迹，只因为他们的作为影响了当代帝王的权势。但是，史家仍然继续忽视其他平民的主体地位，而显现史家意识的僵固性与盲点。
及至新史家批判旧史家只记述少数帝王家族的不当，主张历史主体应当扩及全体人类，以全体人类作为主体，虽然他们并没有完全贯彻此原则。然而，历史主体从来不受任何史权的影响，从古迄今皆以其创造历史事实的能力显示其主体地位。例如，英国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在《世界史纲》描述黑死病的历史事件：
“一场横扫世界并把社会基础暴露无遗的大灾难，一场前所未闻的致命的瘟疫，大大地激起了这种思想43的发展，这瘟疫被称为黑死病，这比以前任何其他祸害更接近於灭绝人类。……黑死病是裹海源头 周围地区在飞鼠和其他小齿类动物间流传的一种疾病在人体上发病的形式。在中国这场瘟度所引起的社会解体导致河堤失修，结果洪水冲毁了人口密集的农业地带。 人类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明显的一次警告，人们应该去寻求知识，停止争吵，联合起来和大自然的莫名其妙的力量作斗争。旭烈兀和帖木儿的所有的屠杀与此相比就算 不得什麽了。”
威尔斯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他是少数已摆脱民族主义及欧洲中心论的业馀史家。根据历史的事实，他清楚地感受到改变历史的力量，不是只有人类， 因为历史主体必定在历史中自显其地位；只是威尔斯将历史主体本身创造历史的力量，错误地归为大自然莫名其妙的力量。威尔斯虽然是业馀的史家，但他发现人类 对於疾疫为何发生与如何面对，是无知的而应该去寻求知识、停止争吵。从威尔斯能够摆脱民族主义与地域中心论的偏狭，感受到大自然莫名其妙的力量，呼吁人类 应该停止争吵寻求知识，这位业馀史家的见识明显地高过许多专业的史学家。他在《世界史纲》中描述这场对於人类的灾难：
“它发生於南俄罗斯或中亚，经过克里米亚和一艘热那亚的船，传到热那亚和西欧。它经由亚美尼亚到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一三四八年到达英国。据说牛津大学死了三分之二的学生；估计英国整个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一半在这时死亡了。整个欧洲的死亡率也同样高。赫克估计死亡总数共两千五百万人。它向东传到中国，中国的记载说，死了一千三百万人。”
一向被史家所故意忽视的另一群历史主体--鼠群、跳蚤与鼠疫杆菌等等畜生道众生--以黑死病肆虐的具体事实， 向史家展现其创造历史、主导历史的主体地位，使得所有史家不得不注目。可惜的是，史家的意识一向盲目而具僵固性，不能超脱於人类自我中心的世俗利益，也忽 略历史的逻辑起点，便不能正确辨识出完整的历史主体。旧史家只关注帝王将相，当陈胜、吴广以平民之姿跃上历史，史家所作的就只是将他们归为世家的一员，可是目光继续忽视广大平民，仍然只关注於帝王将相的权位交替。新史家虽然注意到影响历史的力量，并不是人类所能单独随意主导，但是新史家的目光还是专注於人类身上，仍然继续忽视其他生命的主体性。新旧史家同样具有僵固性与盲点，正好说明史家一向傲慢独断的见识与胸怀。
3. 还有其他的历史主体吗？
那麽，历史主体的范围为何？从上述历史事实的举例可知，历史主体除了人类之外，至少还应该包括畜生道的各种动物。那麽除了人类与动物之外，还有其他的历史主体吗？什麽是史学家判断历史主体，所应该遵循的标准呢？什麽又是历史的逻辑起点呢?
从 人类或动物的整体来观察。人类与动物要触知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境界，必须要有物质的身体（色身），以及非物质而能够与语言文字相应的六识 心（名身，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共同存在而运作作为前提。人类与动物触知外面的境界时，心中生起知道境界意义而与语言文字相应的名言 境界，所以六识心称为名身或名法。畜生界众生能够了解境界且彼此能够沟通，意味着动物也有名言境界，只是它们的名言境界与人类不完全相同，人类无法完全了解。但是无论如何，人类与动物触知外境，都要有六识名身与物质色身共同存在方能运作。
要有不同於六识名身与物质色身之外的另一个识的存在，名色二法才能够存在。为何色身与名身的存在必须要有另一个识的存在作为前提呢？
人类 的受精卵与动物的受精卵，功能上没有什麽不同，都是卵子与精子物质的结合。物质的受精卵为什麽会有胚胎发育的功能呢？因为有「识」的进入，使得原来单纯是 物质色法的受精卵，可以有分裂发育的功能。换言之，如果没有识的进入，或者进入後又离开，受精卵便不会分裂发育，成为死胎；或者如同许多女性怀胎一月以 後，胎身不再成长而排出鸡蛋大小的胎质。
不论是人类或者是动物，一个 具有胚胎发育功能的受精卵中有多少法存在。第一是原来的色法受精卵。接着有进入受精卵的识--心法；其中又分二种，一种是会与名言相应的识，称为第七末那识，所以归属於名法；另一种不与名言相应的识，称为第八识如来藏识，不归属於名法而仍称为「识」，为区别於其他七转识，特称为入胎识、如来藏、阿赖耶识、心、真如等等。因为有不与名言境界相应的第八识如来藏识存在，才使得物质的受精卵与第七识末那和合，而具有分裂发育增长的功能。
此处 须注意，在受精卵的最初阶段并没有神经细胞或者脑细胞存在，所以不会有意识等六识存在。名与识是二种不同的心法，而且异於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正好是第七 识与第八识。因此，不论人类或者高等动物，基本上都是具足八个识，除非人类的残障者或者动物中较低等者，才可能不具足八个识。可是无论如何，一切有情在三 界中存在而运作的过程中，至少都要有第七识末那与第八识入胎识共同存在而运作。
在可观察的人道与畜生道，第八识如来藏与第七识末那识进入受精卵时，为什麽会进入不同业道的受精卵中？为何会进入同业道而性别不同的受精卵中？这些都是因为如来藏识，作为名色（身心）的「因、习、本、缘」所造成的。换言之，在出生前就有「因、习、本、缘」 被留存在入胎识如来藏中，从而进入受精卵中，开始人道或畜生道的一期生死。出生前就有的「因、习、本、缘」显然就是前一期生死所造作的业行，被记录在第八 识如来藏中，而来到此世，故第八识如来藏是名色（身心）的根源，也是离开生死、无生无死的永恒之法。因此可知永恒存在的第八识如来藏，有记录留存生死中所 有业行的功能，因此贯通过去的每一世、现在世、以及未来的无量世，并且由第八识如来藏决定一切众生命终之後，随业受生於不同的业道中。
可以获得一个结论：有情皆有第八识如来藏，都是历史的主体。因此，判断历史主体的最正确标准，在於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凡是有第八识如来藏的一切有情，都是历史的主体。这样才是历史主体的完整范围。
凡有出生的有情必然有老死跟随着发生. 历史主体应当包括：无生的有情（无生），鱼、 鸟、蚊、龙、神、鬼、天、人，还有这些有情众生的各种种类。例如，鱼与所有的水生动物（鱼种），都有第八识如来藏，故都同样应为历史主体。历史主体皆以有 第八识如来藏为判断的标准。所以，历史主体依善恶业报，在不同业道中来来往往没有固定的处所例如，有从天上命终生於人类中，又从人类中命终生为龙，又从龙 命终生於地狱，没有定处。
天人生存的形貌、环 境与人类不同，人类的形貌、环境又与龙蛇、金翅鸟不同，地狱的形貌、环境又与其他种类完全不同；但是天人、人类、龙蛇、地狱却可能由同一有情在不同世中出 生，因为第八识如来藏具有出生不同种类有情的功能。所以，不管哪一种有情，只要有第八识如来藏，都应是历史主体。因此，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 等等六道众生，皆有第八识如来藏，同样都是历史主体而没有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无生」的一类有情，是「我生已尽、不受後有」的有情，也是由第八识如来藏所出生的有情。什麽是「无生」的有情呢？无生有情有二种：一种是指修习二乘解脱道的声闻与缘觉，成就解脱道的初果到四果圣者，最慢者七次受生的人天往返，最快者当生必定灭尽名色二法的五阴十八界身心，进入无馀涅盘的状态--即第八识如来藏独存的状态--不再於三界中出生（无生），所以称为无生有情。
另外一种无生有情，是指修习大乘佛菩提道的菩萨，不灭除名色二法而亲证第八识如来藏的无生性--如来藏从来不曾出生（无生），现证第八识如来藏永远存在，而时时搜藏名色二法和合运作完成的一切业行种子。所以实证第八识如来藏而转依无生的如来藏的胜义菩萨僧，乃至究竟清净解脱的佛陀，对无生具有更深广的实证与认识，当然更应称为无生有情。
当大乘胜义菩萨僧转依无生的如来藏，观察一切众生时，发现一切众生其实也都与自己一模一样，皆是由如来藏与所出生的名色二法和合运作而创造历史的有情，道理上也都是无生有情，在实相法界中的自己从来都没有世间 的老化与死亡。因为世间的老化与死亡，是弱化与丧失创造历史的能力；可是，一切众生创造历史的能力，从来没有弱化或停止过，一向在三界中不断地生死流转创 造历史而永远存在。因此，若是亲证无生的菩萨，现观鱼、鸟、蚊、龙、神、鬼、天、人等等六道众生，也都是无生有情设使能够转依无生的如来藏而离开以名色身 心为出生的见解，还应当会有老死吗也就是说，大乘胜义菩萨由於亲证如来藏的无生，因此完全站在如来藏的立场，现观一切众生也与自己平等平等，同样是永恒的 如来藏，也同样是历史主体中的一分子，从来都如同如来藏一般没有老死过，因此离开名色身心的生死；因为一般凡夫，只能观察到名色（身心）二法，一向只站在名色二法的差别上，轻视名色低劣的众生，否定名色低劣众生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因此只依名色而看到生死，不见永恒的生命。
综合上述 可知：完整的历史主体应该是函盖十法界有情。其中，六道众生是在业道中不断轮转生死的无明众生；四种圣人是已证无生的有情，是在法道中破除无明的贤圣有情。历史主体应该具足贤圣有情与无明众生等十法界有情，而十法界有情所造作的所有业行皆是历史，史籍的记 载也应该具足十法界有情所共同创造的历史。然而，一般的史学家皆是无明凡夫，对於如何是判断历史主体的标准尚且无知，於是基於名色二法的关联，而只将人类 视为历史主体，遗漏了其余九法界有情作为历史主体的事实。因此，从史学史发展的事实显示，新史学家在十法界中只将其中一法界视为历史主体，忽视其他九法界 而有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的结果，有逐渐迈向儒教化的情况。
4. 历史走向儒教化
什麽是「儒教化」呢？因为中国区域佛、道、儒、耶、回等五大宗教中，佛、道、耶、回皆信有天界、地狱存在，姑不论其中的差异与正讹，皆信行善升天，作恶堕地狱。五大宗教中唯独儒教漠视鬼神、天界与地狱的存在，反对有来世报偿因果的事实。儒教的思想是「未知生，焉知死」，不管生前死後之事；後来的儒家则是唯见人间，极力排斥其他业道的存在及重要性，故产生唯有人间的隧道视野，对於主张完整的历史主体极力的攻击。例如，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说：
“中国有一怀疑理性主义的悠久传统，考据学的出现，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支配中国学术思想界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儒家，始终是反对怪力乱神，而具有怀疑理性的。先秦儒家不必论，汉以後较醇的儒家，皆理智清明，力反迷信。范缜的《神灭论》，石介的《石徂徕集》，谢应芳的《辩惑编》，皆是怀疑理性主义方面的大作品。以谢应芳的《辩惑编》而言，系反迷信资料的汇编，其中有徵引儒家学者攻击求长生者，攻击为死者烧纸钱者，攻击释家不朽与地狱观念者，攻击轮轮回或转生者，攻击《易经》之占卜者，攻击星命学者，攻击吉凶日者，攻击风水学者，攻击相术者。从此已可见儒家反迷信的积极以及怀疑理性主义在中国流行的程度了。”
杜维运将儒教化的隧道视野称赞为「怀疑理性主义」，认为是较醇的儒，皆理智清明，力反迷信，凡是知识分子相信佛教的轮回转生之说，便视为不醇的儒，视为迷信。儒教一向只重政治人事，不重现象界的科学实证，常作不实考据，经常人云亦云信口而说。例如，杜维运大力称赞谢应芳攻击释家不朽与地狱观念者，攻击轮回或转生者。然而，人类与畜生道动物皆有入胎识住胎，使受精卵发育成长和出生为有情。既然，有情皆依永恒不朽的第八识入胎识而存在，那麽成就究竟圆满的实相智慧与解脱境界，永离轮回转生，也只是合乎法界实相的事实而已，并非推论所得的学说。而且，一切众生皆依永恒不朽的如来藏本识而存在，那麽众生其实也是不朽而流转生死，故轮回转生也只是法界的平常事而已。但儒教的虚伪不实，自相矛盾，随处可见。
由於如来藏真实存在而可以实际验证，儒教却违反此一遍存於十法界中的事实，大力抨击佛教对於十法界中明确事实的正确描述，是违背治史原则的。儒教对於实证佛教的盲目攻击，根本是极端的不理性，也是极端的怀疑主义，更是盲目无知的迷信。
由於儒教的虚伪 不实，所以中国学术思想两千馀年来在儒教的影响与主导下，历代政治败坏，不能清平长治久安；昏君与乱臣贼子层出不穷，在主政者主导下的儒生所治史学则充满 虚伪不实，由此缘故，司马光一类少数忠於史实者才会被大力赞扬。因此，在儒教的影响下，史学流於浮夸不实，即是史学儒教化的严重後果。尤有甚者，在儒教思 想的影响下，史学视野极端窄化，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将着史断论历史人物是非、善恶、正邪，作为对帝王将相效忠的工具。本文将窄化历史主体范围、扭曲事实真相与史学工具化的特徵，称为儒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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