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守与权利再分配阶段之一
在摧毁刘少奇集团的攻坚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并没有结束文革，而是引领群众把运动向深度发展，即把哲学的考虑实践于政治体制。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和刘少奇争权，这是对毛泽东的片面理解或者是抹黑。如果是争权，现在权力争回来了，该收场了吧！实际是非但没收，反而更深一步，开始考虑如何建立保证平民不再受剥削压迫的政治体制，以保证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永葆无产阶级的本色。
既然如此，那么，1949年建立的仿苏体制（特权精英治国）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尽管这个体制建立时毛泽东是同意的，但未必是出于内心，这里面有综合国际形势的考虑。因为当时美国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态度，为建立工业化国家，只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即倒向苏联，以期取得苏联的支持。这个做法果真取得了效果，新中国的基础工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后来，通过数年的实践，毛泽东体会到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政体，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因此考虑改变。改变的最彻底方法就是砸烂旧的，再建立一个新的。这样一来，就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旧体制中的领导者如何处置，国家层面上他们大都是建国元勋，地方层面上都是各个根据地拼杀出来的将领。对这些人，毛泽东并没有统统打倒的意图，也不可能采取自断手臂的方式，只是想烧一烧，烧掉他们身上的官气，使之贴近群众（这与虎谋皮的做法很天真。）。同时，在烧一烧的过程中，群众心中的积怨也得以发泄。毛泽东清楚，十七年的官僚压迫，特权官僚阶层和群众的关系几近水火不容。四清的本意也是消除积怨，哪知道刘少奇用他的特权精英路线进行四清，搞人海战术、搞残酷迫害，把矛头对着下层，搞得人人自危，旧怨未平新怨骤起，必须换一种方式来平息民怨，这也是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有人说文革打倒一大片，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的情况是，自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文革斗争的矛头一直指向走资派，这是极少数的人，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单位有几个一二把手？占百分之一都不到的比例，怎能说是打倒一大片呢？反倒是刘邓的五十天，被迫害的死老虎（地富反坏右）和活老虎（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加起来至少有百分之五以上。话再说回来，这些死老虎，从土改到刘邓文革五十天，十七年时间，次次运动他们都首当其冲，每年不知被斗了多少次，老拿他们当靶子，有意义吗？有效果吗？都说杀鸡儆猴，如果那只猴看杀鸡看惯了，一点都不会害怕，反会觉得挺好玩的。
当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治走资派的观点得到全国上上下下的贯彻执行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当刘少奇作为全国最大走资派被打倒、他的心腹干将也随之倒台，其稍远层次的骨干力量也作鸟兽散，或缴械投枪，或归顺于周恩来麾下。作为他们的大本营的中央和北京，其中刘邓的势力已微乎其微，无力再做任何反抗。在地方政府中，刘邓的追随者虽然被造反派夺去权力，但其追随者由于其数量庞大，左派阵营（其代表为中央文革小组）无力、也不可能对其围剿。这些人在造反的大形势下，或出于自保的心态，或受走资派的幕后指使，纷纷成立保皇性质的群众组织，和真正的造反派真刀真枪地干。应当承认，这些保皇的群众组织，并非都是刘邓的支持者，一般情况而言，这些人在单位都是党团积极分子，因敬业、听话、服从组织等特点深受领导的信任和喜爱。而那些真正的造反组织成员，一般而言，在单位都是一些有个性、有见解、敢于和领导争辩并屡屡受到批评和排斥的人。这样的两派群众组织，其观点根本无法调和，稍有争论便大打出手，由此在全国各地上演了无数齣力大就称王的闹剧。而此时，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各级地方党委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没有一个能稳定局势的中坚力量。全国一片混乱，除上海外，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宁的。毛泽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动用唯一可用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维持秩序。1967年1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毛泽东希望以解放军作为大海航行的压舱石，使他这个大舵手掌舵不致太难。
圣人有百虑也有一疏。当毛泽东把手中最后一张牌打出后，局势便处于他不可掌控的状态。因为手中无牌可打、无砝码可用，天平往什么方向倾斜，全凭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这只手就是人心。人心是复杂的，是传统、利益、世界观交织在一起的综合心态。在和蒋介石的较量中，毛泽东占据了人心的优势，得了天下。现在，当人心再次决定他的命运的时候，天平却没有往左倾斜，而是倒向右的方面。他失败了。
导致他失败的分水岭是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此后，他沿着这条失败的路一路下坡，在下滑的过程中，他丢弃了政治家必备的优良素质——理想，采取了实用主义。最终由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客。政客之所以能被称之为伟大，是因为在退却的过程中，他用自己的余威，尽可能地保持政权的平民特色，尽可能地保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就是说，他的政治理想已被守旧势力和旧思想撕成碎片，残存于摇摇欲坠的政体内。撕毁他政治理想的其中一部分力量就是来自于他头脑中的守旧思想。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政治家为什么会失去民心，这值得深究。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他所期望的是创建具有平民特色的三结合政体，即政府由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组成；而在思想层面和执政理念上，他一直号召人们要斗私批修，政府官员要接受群众监督，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这样一来，他就把所有的具有打江山坐江山思想的右翼特权精英治国论者全部赶到对立面去；要求每个人都要斗私批修，这是一个人对传统世俗的战争，这就把绝大多数的群众也都赶到对立面去。人心就这样流失了。但是，他的这些执政理念都出于公心，即便是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尽管人心的多数不站在他这一边，但他还能够牢牢地掌握权力，原因就是他没有私敌，只要他在世一天，就没人做非分妄想。当然，天生好战的林彪父子除外。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由于造反派大都有鲜明的个性，大都不是顺民，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不好，传统守旧势力一直不看好他们，就像当年的国民党特权精英和富有阶级看不起造反的红军一样。而毛泽东和和他的代言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出于建立一个平民政权和人民群众更好的监督政府的需要（也不排除毛泽东有从造反派中发现治国人才的愿望。），给予这些造反派以极大的支持。使得具有坐江山观点的解放军将领和大多数群众对此十分不解，因此在行动中就极力参与和支持保皇的群众组织。
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毛泽东失去人心。最终酿成一场悲剧。
最能反映这两个方面原因的是武汉地区的文革走势。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简要地总结一下武汉七·二〇之前的文革形势。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前，全国有三种典型：
一是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这是毛泽东因势利导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讲是因势利导，是因为红卫兵最早由红二代创建，毛泽东利用了这个组织，并加以改造，最终形成以平民子弟为主体的超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据官方的统计，积极参加文革的红卫兵达到创纪录的1100万，他们把毛泽东的实时指示奉为圭臬，持为刀枪，摧毁了刘少奇集团，瘫痪了各级党政组织，甚至包括党中央委员会。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自从受到毛泽东的宠遇后，一直所向披靡，处于无敌状态。只是它的头领们显得先天不足、后地失调。既无自知之明，看不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娇儿位置的优势与劣势所在，更无政治头脑，看不清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只知道一味地杀杀杀，妄想自己一派坐大，用武力统领其他派系。当他们的势力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就变得不可一世，嚣张跋扈。这新军阀的做派，只能导致其覆亡，最后不得不被工人宣传队所取代。这是毛泽东最不愿看的一幕，也许这位政治家原本希望能从北京的五大领袖中发现人才，但是这些人的政治才能和嗅觉却属中等，在他老人家率领当时的所有的党政领导人，对这五位红卫兵领袖进行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耳提面命后，最终还是失望，不得不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反文革的精英们并没有放过他们，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他们均失去了人身自由，接着又都在1978年清算造反派的运动中被特权精英集团分别判处十几年不等的徒刑。读者如有兴趣，可以看看韩爱晶所写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见附件1），从中可以发现一位慈祥的老人，对五位失去自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关心和爱护。有人说毛泽东卸磨杀驴，用完了就抛弃，实在是冤枉了老人家。
和北京的红卫兵互相残杀最终惨淡退出历史舞台相比，上海的工人阶级运动从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并一直保持着领导阶级的身份，使得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状态，成为体现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能管理好政权的典型。从1966年11月16日的安亭事件开始，到1966年12月28日的康平路事件，再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风暴，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其中坚人物的带领下，一路过关斩将，建立了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纵观十年文革期间，上海一直处于良性发展时期，基本没有发生武斗（康平路事件和攻打上柴联司仅持续几十个小时，且没有一例死人事件），工农业生产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最为重要的是领导层与人民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笔者曾在文革最关键的时期1966年12月——1969年2月长期在上海工作，那时候的上海，可谓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上海应当是毛泽东心目中无产阶级政权的样板，阅读《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一文，可见一斑。（见附件3）通过此文，我们可以得出如果世界上存在严格自律的、能和群众心心相印的领导集体，那就非是文革期间的上海领导班子莫属。即便是妖魔化上海文革期间的领导班子最猖狂的时期，也没有能够提出一件象样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犯过任何错误，更不要说是罪行了。
第三个典型则是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它和北京的红卫兵运动领一时风骚、上海的工人阶级始终是全社会中坚力量不同，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工农商学兵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革命运动。在这里，各阶层、各行业、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包括原党政官员，文艺工作者、工人、农民、学生、部队官兵，他们都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被派性携裹在一起，用文革惯用的思维方式或相近的表达方式，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剧目。它的基本特征是：造反的群众受到血腥的打压，保皇组织受到解放军和靠边的走资派的暗中支持。当武汉地区的解放军因镇压造反派、支持保皇组织，受到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批评并责令其改变态度时，湖北军区独立师以及最大的保皇组织——百万雄师，毫不退缩，举行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游行，一度冲击毛泽东的住地东湖宾馆，占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的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甚至有解放军不屑一顾地私下询问“来游泳的人怎么样了？”在他们心中，毛泽东已经没有任何威信，如有可能，也是可以让其“享受”王力的特殊待遇。最终，毛泽东在武汉解放军和百万雄师的一片喧嚣声中，穿着拖鞋从后门逃出，并破例坐飞机离开“贼窝”（在此之前，出于安全考虑他是不坐飞机的。）。
武汉的造反派，不管是真正的造反派还是保皇的群众组织和解放军，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都像疯了一样，不惧权威，不屈服于压力，不怕坐牢掉脑袋，敢于用任何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抓了钦差大臣王力并打断了他的腿，他们还围困机场，想在机场逼迫周恩来谈判，如果毛泽东不及时离开“贼窝”，谁也无法预料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如果1966年底的上海赤卫队也能和武汉的百万雄师一样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文革的历史肯定要改写，绝不会出现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风暴。但历史没有如果，富裕的吴人，脊梁历来是弱的，这是汪精卫之所以选择南京作为伪首都的原因。况且赤卫队身后没有一支像湖北军区独立师那样的具有杵逆性格的解放军。彪悍的楚人在这里延续了鄂豫皖根据地的造反精神，他们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革计划。武汉七·二〇事件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进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拐点。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文革进程，简直就是戏剧化的一幕：造毛泽东反的叛逆军人，在惶恐不安中意外地受到了优抚；而那些无论是听毛泽东的话的造反派，还是百万雄师这样的保皇组织，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残酷镇压，区别仅仅是，造反的群众受惩罚的程度要远比保皇的成员严重得多。因为新上任的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样的属于军人官僚集团，他们和刘邓文官官僚集团一样，打天下坐天下是他们的基本理想和追求。在他们眼里，凡是造反的，不管他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属于贼臣逆子，理当受到惩处。
当首都机场数万人、天安门广场百万人欢迎王力回归北京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7•20”事件的高潮，湖北军区独立一师的番号被撤销，部队整体解散；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因叛逆行为，在北京受到严厉地批判，甚至挨了耳光（吴法宪打的）。依照林彪和江青的态度，下一步就是将他们投入大牢。随后不久，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林彪乘机扩大在军队的势力的一系列行为，被人们认为是一方面军在整四方面军，搞得部队里非一方面军的将帅惶恐不安。与此同时，外事口的左派发飙了，他们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围攻批判陈毅，用毛泽东的话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这两方面情况表示，以左派秀才为中心中央文革，他们要以批判七·二〇为楔口，把一月夺权风暴推向极致：夺军权、夺政务大权。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第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是批判三家村及文化战线黑帮，第二个战役是打倒党内走资派，第三个战役是揪军内一小撮。）。但是，毛泽东从左派的狂欢中看到了死亡幽灵再次向他逼近。想象得出，惊魂未定的毛泽东在逃出贼窝后是什么样的心态？如果用常人的心态来揣摩，应当是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义、蔡炳臣送上军事法庭，以叛逆罪惩处。可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保持各方面力量的平衡是政治家操持政治的基准，如果让林彪在部队搞清一色，差不过就是宣告内战开始。因为各个山头的将帅，包括贺龙的力量、徐向前的力量、徐海东的力量、甚至是彭德怀的力量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奋起反抗。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毛泽东应当能够分析得出，湖北军区独立一师和百万雄师的行为，实质是一次兵变和民变，是挑战中央权威的反动力量。在那个严峻的年代，反对毛泽东、反对党中央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应当是清楚的。他们为什么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答案只能是一个：他们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代表着军心和民心。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的观点确实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