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囧事一二则
庞静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外国人”的待遇
周日，我乘达美航班飞抵北京。我计划住在老姐家，但正巧老姐同一天启程去非洲看动物，只有老姐夫一人留守操持家务。这次是我退休生活的开始，为了让自己更适合老北京的称号，我事先与他们商量，不用老姐夫开车来机场接我，我自己打车去他们家。老姐啰哩八嗦地交待了应该上几环，哪个出口下，左转右转，以及出租车这个行程的价位。
以往经验，从首都机场通过海关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可是这一次却是意外惊喜。通过海关验证用了不到十五分钟；取出行李，海关检查又用了不足十五分钟。嗒、嗒、嗒嗒！幸运的开始。
我推着行李走出机场大厅，迎着扑面而来的温馨春风，停在了出租车站。正在东张西望，熟悉环境，一个别着胸徽的机场服务员走过来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轻松愉快地说打车。其实打车只是自己的举手之劳，根本用不着别人帮忙。可是我在美国已经养成坏习惯，不忍心让人家满腔热情没有着落。
机场服务员是个年轻小伙子，中等身材，方脸盘，相貌难在女人眼中留下深刻印象，语调中没有京腔。说实话，黑灯瞎火的，我根本没看清楚他的胸徽上印了什么字什么图案。凭着他殷勤的态度，他要不是机场服务员，还能是什么？
小伙子问我对车有什么要求？我故意操着京腔说能到地儿就成。小伙子又问机场的车行不行？我心里发懵，实在不明白机场的车有什么特别。这岁数了，我知道为了藏拙必须及时切入重点。我把事先写在卡片上的地址递过去，问他什么价钱。他看了一眼地址，点着头说得用导航打出路况，根据是否堵塞才能决定价格。行吧。我爽快地答应了。小伙子推着我的行李车，走到停车场，上电梯直达露天顶层，停在一辆白色丰田车边。他把我的行李箱装进后备箱，然后请我上车。坐稳之后，小伙子打开导航，看几眼，然后说一口价两百六。等等，我的信息关于这个行程的价位是一百二左右。我马上告诉他我掌握了可靠情报，他所报之价位太离谱。小伙子不紧不慢地说：您看看您坐这车，普通出租车能这么舒适吗？这是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车。一看就知道您在国外多年，一定坐不惯那出租车了。
我在心里骂人，可又想不起来几个赃词，真窝囊。情急之下，我对小伙子说：因为我巳经掌握可靠情报，所以不能在价格上犯这么明显的错误。小伙子似乎一下子看透了我的心思，马上说：您别让别人知道不就得了。我连说着走吧走吧，这会儿，我真打心眼羡慕那些满大街吐口水骂脏话的粗汉子。我的本事也就只能在心里不停地说：笨蛋，笨蛋。
二、“要不要”的困惑
在北京，我早晨坐公共汽车去母亲的养老院陪伴老太太，下午再坐车返回老姐家。中午，母亲多订一份饭。我呢，陪她一起享受老人午餐。可是，我们第一天就遇到了问题。母亲那里只有她一人用的餐具。当天，我们借用了食堂的碗碟。母亲嘱咐我第二天从老姐家再带一副碗碟过来。
第二天早晨我坐车从这头到那头，下车才想起来没带餐具。怎么办？总不能让老母亲觉出女儿与她竞争健忘的本事吧。我看见车站不远处有一家超市，走近才知是家乐福，好像专为方便我而设。我不无得意，傻人有傻福。
随着人流进去，问明白二楼有碗碟货架，我直奔那儿去。那么多五彩斑斓设计精巧的碗碟呈现眼前，我心想不知哪位高人发明了因祸得福这个成语，简直太贴切了。我欣赏着各色各样的图案和造型，终于做出了难上加难的决定。从今以后，我和母亲用这么精美的碗碟就餐，心情和美食的搭配一定妙不可言。我捧着得意的选择，从二楼上到三楼付款。
付款的队不长，很快就轮到我了。收银员看上去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大男孩，白晰的皮肤透着春天的桃花色，脸型像葵花子，但是比较短，下颏很薄，眼睛不大，但瞳孔像头发那么黑，没什么活泛劲儿。他低着眉眼把盘子碗在过货机上扫了一遍，顺口问：要不要？我没明白他在问什么，也不知道应不应该答腔。他抬头看着我又问：要不要？我发楞，又有点慌神，心想：你孝顺奶奶我，想送我糖人还是果仁？可惜我没见着真货，拿不定主意呀。我身后的大姐可能看出了我就是一个京城傻帽儿，紧着告诉我：他问你要不要塑料袋。
噢-。原来是我自做多情。可是，我张口就说：这还用问吗？没袋子我怎么拿？大男孩对我的反应有点颚然，紧跟了一句：两毛钱一个。这回我脑袋转过弯了，知道他是要卖塑料袋。入乡随俗，我也不礼貌地戗了他一句：三毛钱也得要。他闭上嘴，从身边抽出一塑料袋，丢在碗盘旁边。我付完钱，等他交货。可是他已经开始扫我身后那位大姐的货了。我看着那么漂亮的碗碟和一个白色塑料袋无声息地停在商品传送带末端，实在忍不住，替它们问了一句：你不给装上啊？
大男孩的粉脸腾地充了血，嘴里嘟囔着你自己不会装吗，可还是动手把碗碟装进了袋子。
千里迢迢，初来乍到，一時还没有发生更戏剧性的故事，算我幸运。然而，谁讲话，”别高兴太早“！”好戏还在后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