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 - 肉团

            到了我这个年龄总有些恋旧，从幼儿园到中年才完成博士学业，经历了那么多的学校生活和相处了许许多多的同学，但我最留恋的还是中学的生活，虽然这段生活结束在那疯狂的文革时代，被刻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几十年后这种文革的残余影响已渐渐淡薄，同学和老师间的隔阂已被宽容所抚平，我们中学的同学和老师又开始重新聚在一起，热心的同学还为大家制作了全班同学和老师的视频光盘，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时我才知道许多同学已然离开了这个喧嚣的尘世，其中第一位和我们告别的竟是沈宪福，我们都喜欢叫他肉团，和其他去世的同学不同的是视频中没有他去世的日子。

            我和肉团成为同班同学是在64年进入高中后，但其实从初中起我们就同校了，当时初中10个班级升到高中成为4个班级，学校把肉团所在的一班和我们九班为主体组成了高一一班，这时我们才真正认识。

            肉团的绰号来自于他的初中同学，他个子不高，也谈不上胖，可能因为有着一张圆脸，才被人称为肉团，我们也就约定成俗地称他肉团了。  我们的母校是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南洋中学，是徐汇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当时班级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很多，肉团大概也就在中游水平，不显山，不显水地并不引人注意，只是在年级有足球比赛时，他总是出现在后卫的位子上，这时大家才会想到他。 作为后卫，盯人是很重要的，肉团的一项绝活是大脚解围，化解球门的险情，他虽然不是校队成员，但作为班队主力是不成问题的，记得当时每星期我们都要踢几次球，因此关系不错。

            肉团被全班同学注意到是他的一篇文章，这真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们的语文老师范守纲先生对语文教学非常有想法，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外，他要求我们自己选题写一篇作文，他会批阅，有好的会在课堂上讲解，甚至放到学校的作文专栏上去。 一次我班和邻班赛篮球，打得非常精彩，结果我班赢了，大家兴奋了一阵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肉团把它写成了一篇报道文章，其生动活泼的描写，插科打诨的笑谈令人读之忍俊不禁，这使我想起当时新民晚报的著名体育记者小秀的文笔，真是颇有其风采啊。 当老师在课堂上把这篇文章宣读时，全班同学都为之称奇，这文风在那个时代很另类，和我们课堂作文命题写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这篇文章也被放到学校的作文专栏去了，肉团着实在年级里扬了一下名，这好像是我唯一记得的一篇作文范文。

            两年的高中生活过得很快，转眼要升高三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们高中学习生涯的结束，一场文革浩劫把学校的生活彻底摧毁，老师被批判，我们的校长邢至康先生当时才三十几岁，结果被学生打得皮开肉绽，学生也分成派别，互相纠缠不清，作为工人出身的沈宪福文革刚开始时也革命了一阵，不过我们班的同学还是温良恭俭让的多了些，他革了一阵命后也不那么热情了，和我们这些非工人出身的同学又恢复了接触，文革中那些闹革命的同学当然很忙，写大字报，贴标语，造谣言，上街抗争，审讯老师等阶级敌人，我们这些帮不上忙，也入不了流的学生就只能自己找事儿消遣时间了，下象棋是我和肉团等几位同学的一项爱好，于是那几年把棋艺好好提高了一下。 68年文革进行了两年，学校该打倒的都打到了，一帮人成立了革委会，中央也觉得要把学生分配一下，免得都成了无业游民，于是我们班级的同学也开始走上社会，那些革命的积极分子，成分好的被分到上海工矿去了，稍差一些的就去了上海郊区的农场，虽然当时我的两位哥哥都大学毕业去了外地，家中只有我一个，但我还是不能被分配在上海，这恐怕是我曾得罪了某些掌握分配大权的人物，但不知怎的肉团也没有被分配，后来才知道肉团是因为身体原因，即他有癫痫的毛病，于是和我们一样待分配了。  68年底到69年春是我们一些待分配同学苦熬的日子，大家聚得多了感情也增加了，69年3月我和两位女同学一起去了黑龙江，结束了那段难堪的日子，而肉团则仍然在上海等待分配。

            当我再次见到肉团是在71年的九月下旬，我是第一次从农场回沪探亲，两年半的农场生活使我对上海的一切都感到陌生，除了家人，只有老同学是我所熟悉的，肉团还在家待着，知道我回来，便来看我，当然除了茶水，就是象棋伺候了。 白天家中无人，两个人边下棋，边聊天，忽然肉团轻轻地问我，

            “你听说了那个事没有？”

瞧着他神神秘秘的表情，我茫然地问他

            “什么事？”

            “那个人跑了，死了。”

            “谁？谁死了”

            “林彪！”

            我的头一下子嗡的一下，林彪死了，我怎么一点儿也没听说，

            “这可不能乱讲的，是小道消息吧？”

            “没有，听说已经传达到区县级了。”

            “这种消息还是小心为好。” 我善意地对他讲。 在那种日子里没有比政治问题更使人谨小慎微了，但人们心中还是在等待什么事发生，几年文革下来，人们已厌倦这种每天神经绷得太紧的生活。 在农场知青们也在等待，等待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的到来。林彪事件后来在农场也传达了，但我第一次听到肉团告诉我时却使我有五雷轰顶的感觉。 肉团能告诉我也说明他对我的信任，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73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回到上海，一天近黄昏我走去看肉团，他的家离我家不远，大约步行二十分钟。 这是一处上海老住宅区，一式的的本地房子，砖墙黑瓦的一层民居，屋子靠得非常近，户内的采光均不好。 进入住宅区的小道曲曲弯弯，狭窄的很。 我到了他家后，即敲门，等了一会儿是他母亲来开的门，他母亲见是我，便让我进门，对我讲：    “你来了。”

            “宪福在吗？”我礼貌地问她,

            “在，”她又提高嗓音告诉内屋的沈宪福是我来看他了，屋内虽然昏暗，但我可以感到他母亲有些异样。 我熟门熟路地进到内屋，黄昏的余光从小小的窗户透入屋内，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屋子里的昏暗，只听到窗前沈宪福依依地问道，

            “你知道了?”

            我正想问知道什么，忽然我看到一张令人感到震惊的脸，这是一张典型的烧伤患者的脸，所有的毛发都没有了，脸上的皮肤坑坑洼洼，粘连在一起，幸亏我出生在医务世家，平时对医务书籍和图谱有兴趣，所以并没有失态。

            “哦，是的，怎么发生的？”我冷静地问他。

            他告诉我在等待多年后，居委会把他安排到了里弄加工厂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也比吃白饭好。 这家里弄加工厂晚上需要人加班，去年冬天他被安排做夜班，其实就是守夜，一个人在那里。 不幸的是那晚他癫痫突然发作，倒在取暖用的电炉上，结果他就被烧成现在这样。 听着他低沉的叙述，我不忍看他那张令人恐怖的脸，本来想和他叙叙旧的念头彻底没有了，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压抑，在问候了他的一些情况后，我起身告辞了，他和他的母亲一同送我到门口，一股强烈的哀伤涌上我的心头。 回家后我把他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让我带他来看一下。   几天后，也是黄昏时分他一个人走来我家，父亲在看了他的伤势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说：“你去九院找一下张滌生教授，看看他能否有办法。”

            我不知道他究竟去没去看过张教授，但我想当时中国的整形外科恐怕也没有办法的，而且他的情况又是那样的严重。 我进入学校后就再没有碰到过他，只是后来听其他同学说他已经过世了，我想这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我们只是知道他是我们班第一位离开的同学，但没人知道他去世的确切日期，这也许并不重要，我会记住他曾经是我的一位好友和同学，他不过是比我们先一步离开这个世界。

            安息吧，沈宪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