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看辛亥革命|胜利与失败纠缠，专制主义何以金蝉脱壳？
前言
从封建专制进步到宪政民主，可能是世界性难题，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我们听到的大多是武装的力量去推翻封建强权。于是，1640年的革命，克伦威尔的共和军打败国王军，18世纪末，巴黎的革命党人将国王及数以万计的反对者都送上了断头台。问题是，他们因此走向宪政民主了吗？克伦威尔让英国进入了其历史上最独裁的共和国时代，而雅各宾派，让共和国成为独裁的代名词。
革命的成功，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产生革命者们追求的宪政民主制度。原因很简单，在人性弱点几乎必然存在所有人内心的情况下，暴力革命者的成功，造就的是新的权威，恰恰是宪政民主最大的敌人。历史上大多数革命结果是权势者各方博弈后，得到的比较幸运的结果。最终确立了西方宪政政体的，是以贵族间相互抗衡的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和光荣革命，是法国19世纪后叶保皇党和共和党的博弈和妥协，而不是那些血流成河的内战和阶级间的残酷屠戮。
辛亥革命自“首义”的武昌起义始，至今已经过去115年。对于时至今日的我们而言，绝不仅仅只会是一个热闹的仪式般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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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是毕竟成长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必然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他们的立场、观点，按照今天的标准衡量，当然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小编不打算探讨这些人物是否符合一百多年之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标准，只想寻求真实的历史，至于其间的是非功过，则由微友们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去进行辨别和判断。
一、晚清的立宪运动
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产生于清末新政的1905年前后。时值清末，皇权失控，从早期的镇压太平军，到同光中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地方实力派迅速崛起。到后来的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慈禧太后只能依靠崛起的这些汉族大员。慈禧需要架空光绪皇帝，而汉族官员需要获得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辛丑条约》后，慈禧迫于压力对朝廷中的保守派进行了较彻底的清洗，使得朝廷内维新派李鸿章等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1901年起，清廷开始了涉及到军事、官制、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
1905年，明治维新的日本战胜了北极熊沙皇俄国，给朝堂之上的大员们以极大的震动，一些改革派借机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设想。在任何集权统治政体里，提出这样的要求都是大逆不道。昔晁错劝削诸侯之地, 以蒙不幸之诛。商鞅除不轨之臣, 而受无辜之戮。但是慈禧没有那样做。
因为在19世纪末，维新派与封建保守势力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进行了一场激烈论战。这是民主进步思想同封建思想的正面交锋，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在全民倡导改革的环境里，慈禧老佛爷没有动怒，相反，她要求大家就此进行深入的研究。1905年，清廷派出5大臣出国考察西方宪政。
慈禧同意实现立宪，并不是她有开明的政治态度，皇权置身普通百姓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如果动乱亡国，想做老百姓也没有机会。坐在紫禁城里面的老佛爷，自然考虑的比普通老百姓多，因为她要首先保住皇家自己的宝座。
朝廷上推出了立宪改革的设想，让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的国民突然听说了一个新鲜玩意，大多受老百姓字都不认识，更别提参政议政了。在他们眼里，黑木崖上坐着的是东方不败还是任我行，日子照样贫穷着过。
所有的国民中，读书人自然是最先受益，因为百姓们都不识字，也没什么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因为在地方上巨大的影响力，将成为立宪体制下参政议政的重要主体。至于革命党们，虽然有一千热血，但是受时代限制，几乎没有人懂得什么是宪政原理和权力制约。
1908年，各地纷纷设立谘议局，这是一个让人们练习议会制度的场所。之前的几千年里，人们还一直都习惯于官老爷做主，习惯于跪在衙门公堂之下，却忽然间要选出议会，这个议会还要来核定地方的预算，议决地方的各项大事，这无异于石破惊天。
改革所带的成果也十分明显。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写道：“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
1909年清朝海军从日本手中收回东沙岛。1911年墨西哥、古巴发生排华事件，清朝派重型巡洋舰海圻号开向古巴，把古巴吓得够呛，赶紧赔款道歉，而后海圻号开向墨西哥。
但是朝廷和地方上的立宪派却并不满足现状，希望尽快地实施宪政。1909年，以张謇和各地谘议局议员为首，立宪派们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9年的准备期太久。当时的国外的一些观察家们则认为，对于一个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来说，9年实现完全的宪政议会制度，是非常冒险的。
在立宪派的推动下，1911年，清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内阁政府。不管怎么说，对于几千年来的中国来说，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步。
但是立宪派对内各选举的结果非常的失望，因为皇族的比例太高。满清统治者耍了个小聪明，还是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总把别人当傻子的人，自己才是傻子。
本来，推行革命的仅仅是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激进革命派，而与立宪党人并无大碍。但是当摄政王载沣上台后，为了将权力重新聚集在满人手中，将立宪改革进程中所释放的权力又逐步收归中央，增加皇族比例，从而逆反了立宪改革的进程。此举触犯了立宪派的利益。于是，立宪党人心灰意冷，纷纷倒戈，转向同情革命的一边。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人更是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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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辛亥革命的政治角逐
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于是，在武昌起义极具巧合的成功下，全国各地革命党、立宪党人仿佛看到了希望。一时间，全国大地相继爆发起义，清政府危在旦夕。而此时的各地掌握实权的部分立宪派或者同情革命的官员和将领按兵不动，观望形势走向。
由于在革命党中，缺乏统一的革命思想，且帮会成分很多，出现了在起义省份中，充满了如江湖争斗般的角逐。上海召开了选举都督的会议，在参加会议的军人们拿出了手枪和炸弹后，陈其美当选了都督。为了角逐江苏的都督，陈其美杀害了镇江的起义将领陶骏保、追杀林述庆；为了确保同盟会获得浙江都督的位置，蒋介石受命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李烈钧为了控制江西政权，将发动辛亥九江起义的会党首领朱汉涛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没过多久，会党首领和立宪党人的势力或被清除、或被冷落（除湖南外）。权力的角逐逐渐转移到了同盟会和北洋军系之间。
辛亥起义是两湖会党所发动的，会党首领们选择了和清朝开明派官员合作，拥戴黎元洪为领导人，西南的起义核心是云南的新军将领蔡锷。同盟会起初并没用占到先机，直到后来和光复会、反正清军一起占据了江浙沪一带，于是形成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基地。
而同盟会为在革命团体中占得先机，几乎包办了临时政府的成立。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局势还未稳定的时候，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率先推举了孙中山为临时总统。
这是一个仓促的举措。如果是以立宪民主为目的革命，应该首先建立强大的议会体系，而不能倚靠强人政治。但是，南京的临时政府却由少数几个人确立了新的国家的体制：孙中山拒绝了宋教仁的建立立宪体制意见，坚持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
由于辛亥起义期间同盟会的咄咄逼人，一同参加起义的其他革命和立宪势力大多转而支持袁世凯，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在武昌起义期间没有对革命进行全力绞杀也让在当时他赢得了广泛赞誉。最终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达成一致，加上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紧张，无法运转，孙中山被迫放弃临时总统的职位。
当大家希望袁世凯取而代之的时候，孙中山又仓促地通过《临时约法》，将国体改为内阁制，以对付袁世凯。相比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何的制度设计都是由大陆会议和各州议会反复议定的情形，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似乎有些仓促。
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终结了清王朝，1912年民国建立，此时的孙中山与袁世凯彼此之间差异过大。袁世凯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精英，孙中山代表的没有执政经验的新兴革命力量；袁世凯提倡中庸，孙中山鼓吹革命；袁世凯更愿意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使中国强大，孙中山更愿意从民主自由的角度来使中国共和。
三、革命后的军阀混战
革命党指责立宪派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但事实上，很多地方是由立宪党人将革命成果们交给了海归的革命党人。因为在推翻满清这一点上，革命党人的威望要高一些，即使这些人只是江湖帮会的首领。
对于新建的民国政府、刚从国外流亡回来的海龟革命党们而言，掌握政权比建立宪政体制更重要。哪怕这个政权依旧是专制体制附体，或者满是专制的隐患。
也有另外的地方，比如湖南。湖南是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然而起义后湖南的控制权落在了帮会首领焦达峰的手中。焦达峰把湖南政府变成了一个农民政府，大部分官员都是跟从他的帮会兄弟，当然也是农民出身。他们什么都不懂，如何制定制度，规划财政，治理军队等一概不知。他们将都督府变成了农民聚餐的流水席场所，称兄道弟，每天大鱼大肉。立宪派、革命党人（同盟会派）和旧军官们迅速联合，焦达峰在一场莫名其妙的事变中被杀。威望较高的立宪派人物谭延闿成为都督。
袁世凯掌权后，国民党设计的制约权力的议会形同虚设。情急之下，国民党人发动暴动，袁世凯趁机予以重创。没有了制约力量的袁世凯野心逐渐膨胀，于1915年宣布称帝。立宪派梁启超、蔡锷联合其他势力反袁，最终袁世凯病死。辛亥革命之后不到几年的时间，中华大地沦为各路军阀混战的沙场。
地方军阀实力派笃信的是军队和枪炮。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立宪党人却想要制约他们的权力，他们以及民国宪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1913年，致力于议会政治的宋教仁被不明凶手暗杀，1918年，议会政治的鼓吹者汤化龙被国民党人暗杀于加拿大。剩下的梁启超心灰意冷，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民国的议会彻底沦为军事强人的工具。1921年，流落广州的部分议员，在接受贿赂和被神秘人痛揍一顿之后，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而1923年，北京的曹锟则照样贿选议员，成为买来的总统。
四、湖南宪政试验
1917年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中。湖南成为了各路军阀争夺的肥肉，而广东则不堪维持十几万参与混战的军队，也是乱局的重灾区。护国、护法运动的失败，南北军阀巨大的矛盾，让人悟出了一点规则。军阀之间，或是军阀与革命党之间的争斗，无非是争夺对地方的控制。以湖南为例，北洋军阀胜了，就由得北洋军阀派出省督，广州军政府赢了，就由广州派出省督。而湖南人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省督。
也许是惨重的教训，让湖南人民终于明白，自下而上的权力体制，才是保障人民的最好结构。如果人们都自治了，统治者拥有的权力就少了，统治者才有可能成为服务人们的人，而不是鱼肉人们的人。湖南决定要先实现自治。
主政湖南并全力推进湖南宪政的，是湖南省长赵恒惕。这位曾经追随蔡锷将军的军人参与各种革命事件，从辛亥革命、到反袁战争，到护法战争，都是重要的将领。但是他的梦想，是在湖南建立最好的宪政体系。
湖南的宪政革命很快让湖南的局面焕然一新。湖南省议会成立，根据省宪的授权，对各项事件予以议政。而当选为湖南省长的赵恒惕依据省宪和议会的决议，裁剪军队，扶持教育（教育经费达到财政21%），兴建地方设施，发展工商业。
当然，这所有的一切只是开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宪政一开始就是完美的，湖南也不另外，尤其是这样专制和军阀横行几千年的地方。
湖南自治让主张中央集权的北洋军阀吴佩孚非常恼火。而刚刚好不容易在广东站稳脚跟的广东国民政府也非常的不愉快，尤其是广东与湖南毗邻，陈炯明也坚决要求实行广东自治。于是南北两大势力都要颠覆这次源于地方的宪政革命。
1923年，一些原支持谭延闿的湖南军人，在被广东国民政府授予7个军长的头衔以后，开始进攻支持赵恒惕的部队。经过一番残杀，又在北方吴佩孚军的暗中支持下，反叛部队被击败，逃向广东。这次变乱的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裁军进程被中止。军人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唐生智开始崛起了。1926年，唐生智被广州政府任命军长之后，进军长沙，湖南省自治被终止。
1928年，蒋介石北伐战争胜利，终结了北洋军阀时代，建立全国统治，议会政治也变成了国民党玩偶。
后记
近代中国，立宪和革命是两条线的事件。立宪者主张通过立宪的方式让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他们没有很多革命的口号，所感兴趣的，就是制定宪法，建立议会，限制当权者的权力，不管当权者是满清皇帝、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他们甚至不去致力于推翻一个又一个的当权者。
革命党主张的是推翻。虽然他们也有宪政的口号，但是受时代的局限或者利益关系，随意变更总统制或内阁制。他们反对其他人的独裁，但他们自己的体制更为专制。
革命或者改革其实就是一系列的选择，但是真正改变的历史的选择，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回首辛亥革命，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指责前人，受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行为放在当时，或许有充足的理由，即便是换作我们，也不见得比他们做的好，甚至会不如他们。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及其理念，立宪派的民权思想，虽然都没有实现，但是经过全国轰轰烈烈的革命，民主自由、人权理念透过革命在人民中传播，成为中国历史纪元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