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尘 编译
作者 哈利 哈弗考斯
最后， 大家一致认为新的的感染因素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免疫抑制因子，或者是某些已知生物的突变体或杂交体。大家热议了新的疱疹病毒引起免疫抑制的可能性，尤其是巨细胞病毒。大家还讨论了其他的可能，如肝炎病毒。在男性同性恋人群聚集高发流行的机会性感染，提示了对乙型肝炎类似的其它病毒也应该进行深度追溯。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设计和执行流行病研究的第8个步骤粉墨登场了。对于研究流行病的爆发，研究人员首先需要决定采用哪种研究方法。他们往往徘徊于病例对照研究和列队研究之间。病例对照研究的效率较高，尤其对于那些发病率低的流行病爆发。通常发病人数在接受调查人群的20%以下。截至1981年10月，在美国仅有不到100个病人被确诊。如此罕见的病人，加上暴露人群的总数之巨大，让我们偏向于选用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方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选择该研究的参与者? 对他们的随访时间多长？他们中有多少人会在研究中退出？研究的花费多少？
然而，病例对照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此类研究的结果往往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病人的选择，随访的医生或研究人员，回忆的偏差， 比如，如何适当地选择对照组？研究人员需要时刻关注信息的偏差和混合变量可能带来的遮盖效应， 在反复对研究设计权衡利弊以后，加菲博士拍板，进行病例对照的研究。
作为病例对照研究的起步点，加菲对病例的定义再次做了如下描述： 男性同性恋患者，患有卡波西肉瘤和/或者隐球菌性肺炎，年龄在16-60岁之间，无免疫抑制的既往史/证据。他决定在纽约市，洛杉矶，旧金山和亚特兰大，征募所有符合这一定义的病人。
定义理想的对照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使用与病例太过相似的对照，往往会导致过度匹配的结果，从而掩盖和漏掉重要的危险因子。另一方面，使用的与病例定义差异太大的对照，会导致对比的困难，从而导致无法解释对照和病例之间的不同。于是，加菲决定对每一个病例征募多个对照。对照的范围从与病例比较相似(朋友对照）到与病例相对不同（异性恋的男性对照）。由于在男性同性恋人群取得真正的随机样品作为对照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可能，加菲请求各地卫生部门，私人诊所，私人医生和病人帮助征募对照。与病例配对的对照为男性，其性别，种族，居住地与病例相同，年龄与对照相仿（正负差异为2年）。加菲要求每一个病例有五个与之匹配的对照。这五个对照分别为：1. 对照为病人的男同性恋人，有性交关系；2. 对照为病人的男同性恋人，但与之从未有过性交；3.对照为性病诊所就医的男性同性恋者； 4）对照为因某种急症在当地私人诊所就医的男性同性恋者；5. 对照为私人诊所随机抽样的男性异性恋患者。
加菲设计了问卷调查表并决定那些人参加病例对照研究的访谈。加菲自始至终设计并开发的这个问卷调查表有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它保证了后端的数据不会被前端的信息偏差所污染。工作组成员和EIS情报官们-所有的医生-主导了访谈。假如他们中的一位医生访谈了任何一个病例，该医生必须访谈与那个病例配对的五个不同的对照。
我们都参加了访谈有关的培训。访谈应当以一致的，非评判的方式进行。在培训中，加菲对科伦进行了模拟采访。我提出，我们是否应当对受访人或参与者在访谈中故意夸大或掩盖其性行为加以关注。科伦承认我们很难通过访谈收集到此类私人信息， 但他强调了访谈数据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寻找的不是真相本身，而是病例和对照之间的差异。重要的是，我们会从受访者那里采集血液样本以及口腔和肛门拭子，在亚特兰大的实验室，对这些样品的免疫学和感染性标记物进行客观的测定和研究。培训结束了， 我们打算10月份进行实地研究。（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