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 第三部 徐州会战 第十章 大战狼子湖 2
第二节
1比9的比例实在吓人，这不是在公司、工厂，也不是在公社、互助组，而是在咱们自己的军队里！这肿么行？！因此，“镇反”还不能轻言结束，还必须深入进行！
过了一个星期，5月19日，华南分局继续召开第35次常委会，议题仍然是“镇反”。田秘书长的报告很充实，“目前镇反方面湛江已杀到2.4‰，李小峰说他们已决定再杀200（已令其停止）；北江计划杀到2.5‰；……”
又过了一个星期零一天，5月27日的“镇反”会议上，各位领导根据中央精神研究了收缩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的精神是正确的，自然要拥护。不过那是全国算总账，在具体地区，杀的还是不够的。珠江地区提出，“1‰的控制，应抓紧，但超过1‰的，仍要杀一些。珠江恐怕要1.3‰才能解决问题。”兴梅地区认为他们杀得少，必须在土改中再杀一批。海南地区要求在土改中再杀1000。
总而言之吧，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才是实事求是，不能搞1‰的“一刀切”，会议上有人建议，“沿海杀人不够，希分配数字时照顾。”虽然可以再杀，可是毛主席有批示，那杀人权必须收回，叶剑英指示“立即收回大权（任何地方不许改变此项决议）”，但是叶帅也同时提请注意，“收缩不是停止，同时过去偏差并不是严重，这是为了运动更健康的发展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广东的“镇反”运动一直搞到1951年底，算是告一段落。但是不能结束，因为各地有了新的工作方向，要结合土改进行“镇反”。
1951年4月，广东的土改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批评。华南分局接受批评、积极行动，6月，4万土改大军下乡，名为补课，实则一切从头开始，各地、县继续大改组、大换班。7月，《长江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虽然不点名批评可是针对性是一眼见，就如同电视的马赛克打得不好，不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认识的人还是认识。华南分局没有气馁再次鼓劲儿，把土改范围，扩大至全省85个县，调动6.3万名干部，奔赴土改第一线。全省总共就8万多干部，上次搞土改一半儿的人还不够，现在增加力度，把四分之三都派下去了，走基层比上次结实多了。
广东全省又大干了一个多月，8月28日，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华南军区发表《告广东全省土地改革工作干部书》，宣布“参加斗争的农民达730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达233万人。培养了将近20万的积极分子，从地主阶级手中退回农民的劳动果实达4亿3650多万斤谷，收缴长短枪近10万枝。另外已完成分配土地的460万人口的地区也开展了初步的复查和各种运动。”
不行，还是不行，成绩还是不够！毛主席点名，“现在全国有三只乌龟——广东、广西和福建。现在广西和福建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观世音菩萨也不是泥捏的，就算是泥捏的也有三分土性是不是？哪能全无脾气？是不是？
不是领导不重视，也不是干部不努力，如此费劲儿还没有爬上去，看来广东这只“乌龟”大概是能力有问题了。11月中旬，中央把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到广东，12月25日，正式任命为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坐四望一。
陶铸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一头牛”，也有人称他为“坦克”和“攻坚排”。阵前易帅，用意明显。当初毛泽东对广西剿匪不满，陶铸一到，局面立刻扭转，到1951年的4月份，广东杀了2.3万多人，广西杀了3.2万多人，数字是硬的嘛，很说明问题嘛。现在广东土改不理想，毛主席借助这头“牛”也来冲一冲。广东省土改委员会随即进行改组，方方黯然让位。
调查研究之后，华南分局发出了整顿队伍的决定。1952年春天，“春耕整队”运动像风暴一样横扫广东大地！其残酷和激烈，令人们在多年后仍然心有余悸。1952年1月华南分局常委会确定，“还有1万个人头（即镇反控制数），拿4000来归地委掌握，搞土改时杀”。
这次“春耕整队”，主要力量当然是从各军中抽调南下干部。本地干部，降职的降职，罢免的罢免，下狱的下狱，剩下的就是好的了。具体工作有时候就像治病一样，单味药的效果不好就要用复方，这次“春耕整队”是一会儿结合“镇反”来整，一会儿结合“三反”来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白天斗地主恶霸，晚上斗土改干部，“整队时集中点名反省，有的当场扣押，缚七八条绳，缚得死去活来的都有。”
……
又搞了一年，总算有些许眉目了，1953年又进行了大规模“水上镇反”，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中，广东全省共逮捕了12.4万人，处决了3万人。
这下好了，咱们的“人民政权”安全了！
在这个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中，樊崧甫这个手上累累血债的国民党中将，竟然能逃得过去！？而且咱们所有的运动，不管是反左还是反右还是反中间，无一例外都存在扩大化的情况，因为每次事后平反都是说受了扩大化的影响不是？这次当然也没理由例外，要是不扩大化，那运动起来多没意思、是不是？可是这个扩大化竟然也没能把樊松甫扩大化进去！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是“上海市房地产部门来说，所安置的八个统战对象，当时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么？现在怎么逮走了七个只剩下俺一个？”
如此就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说法。
众所周知，毛主席曾经被捕1次。这没啥奇怪的，既然你干“革命”、那就怨不得人家“反革命”要抓你，况且有一个说法，坐过监狱的男人才更有魅力，大家看看毛主席是不是很有魅力？毛主席奉命去组织秋收起义，先回到长沙丈母娘家看了看杨开慧和三个孩子，然后去安源。秋收起义之后没办法上了山就回不了家了，一直到第二年、1928年6月都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山寨里，妻子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在娘家，日子也不会太顺心不是？不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革命家们也就都忍受了。朱毛会师之后打下了永新，建立起了苏维埃政府，这也算稍微稳定了些了，这个压寨夫人的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是不是？当然也有名词是组建革命家庭，是不是？
毛主席是负责领导群众工作的，龚楚（这个人咱们以后再详细说）带兵打仗，打下了永新就带兵走了，毛主席就在永新住下了。龚楚回忆，“永新县有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团的支部书记是永新中学女生贺子珍，有兄妹三人，哥哥贺敏学，曾毕业于永新中学，也是个共产党员，妹妹贺怡，是青年团员。她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在永新县城里关有一间书店，生活很优裕，这时（一九二八年）贺子珍才十八岁，长得娇小玲珑，活泼可爱，说话很有条理，加上她的清脆悦耳的声音和一双晶莹的眼睛，一见即令人有甜蜜蜜之感。我们占领永新的那天，下午五时，她率领了四个青年，带了两担蔬菜和一担猪肉，来慰劳红军……。”
龚楚有一日带兵集中后得知毛主席驻地不远，就去找毛，毛不在就和“他的随从何同志谈天”，突然这位何同志说：“龚同志！我告诉你一件事，毛主席已有一漂亮的女同志啦，你知道吗？”
龚楚是带兵打仗的又不是娱记，这种八卦破烂事儿肿么能知道？龚楚虽然不知道但是由衷地为毛主席高兴，“那好极了！朱德同志有位萧贵莲女同志，现在毛同志又找到了一位革命爱侣，使他的精神得到安慰，生活得到调剂，对于领导革命事业，更加增强他的活力了。但不知是那一位女同志？”龚楚的脑子还是比较不够开阔，还是老思路，想着大概是红军中的女政工同志，近水楼台嘛？谁知道竟然是永新的第一美女！
这个毛主席的随从、何同志嘴比较碎，啥都说，说起这些事情来更是唾沫星子乱飞。毛主席来到永新住在县政府，地方的党、团同志都来见毛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就是贺子珍，漂亮而活泼，是团的支部书记，和毛主席谈得很投机。到了晚上，贺子珍送了两只鸡，两瓶酒给毛主席，毛主席留她一起吃晚饭，“他俩谈得更亲密”。
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召开永新党团会议，商讨开展苏维埃运动和发展团组织等问题，贺子珍发言最多，而且又有见解，深夜11点才散会。虽然是半夜了，但是还有很多革命工作不是？会后，毛主席请贺子珍单独在卧室里谈了很久。第二天早饭后，贺子珍又来了，整天陪着毛主席工作，晚上也没有回去。
毛主席这个时候逆练九阴真经还未大成，作息时间还没有黑白颠倒，每天还是早上6点起床，不过这天毛主席起得稍晚了些，9点才爬起来。起了床就洗了脸，喜气洋洋，毛主席春风满面的对大家宣布，“我和贺同志两人爱上了，由同志的爱转变为夫妇的爱，这是我们革命斗争共同生活的起点。”
闪婚大概就是魅力，魅力大概就能搞到闪婚，根据辩证法这是事物的两个面。剩女的魅力不行，所以连晚婚都费劲儿，剩女是事物的一个面，另外一个面根据辩证法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大家看看这次闪婚是不是能体现毛主席的一部分魅力？
这个龚楚啊，要不怎么是叛徒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说的是替毛主席高兴，心里很不以为然，竟然在毛主席和贺子珍相爱的大喜时候，竟然想起了这个时候杨开慧还在长沙娘家里还带着三个孩子呢——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不是？
说毛主席被捕咋就说到毛主席闪婚了，真是奇怪？不说闪婚了，接着说被捕。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俱乐部党员易子义从安源出发去铜鼓，组织成立第3团暴动。在路上被团丁抓住，虽然谎称安源煤矿的采购员，但是人家不信，还要被押到团部审问。同时，团丁们还抓了另外十几个“共产党嫌疑犯”，都用绳子绑着。毛泽东等人有安源矿的证明，就没有被捆，被团丁们押在一串人后面走着，前往民团总部。在路上，毛主席用两块银元塞给一位“黄大哥”，由此逃脱。
这是现在比较认可的一个说法，还有一些叙述的稍微不同的说法。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2000年北京出版社）第1章第3节第71页：“9月11日，毛泽东领导第3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3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10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赵大义、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第76至77页（中央文献出版2000年7月版），这是本小说，书中讲到，“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再有就是亲历者自己的说法。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了和毛泽东的谈话。“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剎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在亲历者的口中没有出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所说的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而是出现了一位借钱的“同志”。如果这位有钱的同志是一起抓的，“一根线上的蚂蚱”那就谈不到借不借了。如果只是亲历者单人被抓，如何能找人借钱？有一个可能就是类似于“交保候审”，找人借钱行贿。那这个过程也不会短，也不会在路上，因为不可能亲历者被抓的时候，正好有一位同志站在路边，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几十块大洋等着你来借。最起码应该在一个居民小区之类的地方，而且得有人押着去借钱。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一起被抓的，这位同志为了保护公家财产就是不行贿，亲历者就只好先借来用用，最后行贿未得逞只有逃跑。亲历者没有说这位“借钱的同志”逃脱了没有，这里只能存疑。
根据匝瑜定理，只要有两种说法有出入，或者语焉不详啥的，就会有意思，但是，这次，俺决定，不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