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理，通往世情与人性的幽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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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日本推理小说是中产阶级的阅读品味，不如说它的气质是城市的。它混杂着城市中所有阶级、所有生灵的气息和味道，并且浮现着日本的文化潜意识。?
并不舒适的日式推理
第一次接触日本推理，就感到它与英式推理小说的迥异。
20世纪90年代，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已在少儿读物里流行，我非常着迷。尽管这些英国推理小说的主题是谋杀，读起来却很舒适，像是冬夜壁炉边的闲话与游戏。那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闲适生活下暗流涌动的世界：英国乡村的庄园别墅、伦敦大都会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是这些谋杀的背景；福尔摩斯戴着圆顶硬礼帽或猎鹿帽，马普尔小姐打理着花园打着毛线，将破案的严密推理和逻辑与充满真实感的世情描写抽离开来，让它们都带有一种现实的冷漠感。想起来，除了几位名侦探，很难有哪个角色因其丰满的人物性格、思想感情或命运轨迹而给人留下隽永的印象。
日本推理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将我击中。日本电影《人证》和《砂之器》有段时间在我所在的西南省城非常流行，深入人心。当时还是黑白电视机。至今，我年过六旬的母亲都还能随口哼唱起《人证》主题曲《草帽歌》的旋律，依旧为之感动不已。这两部影视作品都是根据日本推理小说改编的，饱含着一个时间断裂和高速变迁社会中的情感——散失的亲情、社会地位的剧变、过往的贫穷乡愁与崭新的城市身份，这其中人性的阴暗、扭曲、悔悟与悲情，与我们的生活现实高度重构和共鸣。这两部影片里的主角应该都不算警探，而是涉案的人。
《人证》是根据日本社会派推理作家森村诚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思念母亲的美国黑人青年乔尼千里迢迢来日本寻母，却被杀害，留下一顶草帽和一本诗集。刑警根据这些线索艰苦侦察，发现杀害乔尼的正是他的亲生母亲八杉恭子。已经进入上流社会而且很有名气的八杉恭子为了掩盖早年和一个美国黑人占领军人同居的经历，保住家庭的名誉，刺死了自己的混血儿子，又谋害知情人灭口。她与现任丈夫所生的儿子也走上了犯罪道路，八杉恭子悔悟自杀。《人证》是森村诚一“证明”三部曲其中的一部，另外两部是《青春的证明》与《野性的证明》。它们是森村诚一推理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的巅峰之作——那正是日本经济腾飞、社会迅速变迁的时代，也是一个日本推理小说繁荣的时代。《人证》完成后，在日本10个月内就再版30多次，半年里畅销300万册，成为日本文坛的一个奇迹。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
《砂之器》则是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它的结构与《人证》有某种神似：同样是一位想要掩饰贫穷出身的上流社会人物，杀死了知道他过往底层身份的亲人；同样是为了掩饰真相，铲除了其他的知情者。不同的是，《砂之器》里是儿子杀害恩人与养父——这位声誉渐隆的作曲家，当年与得了麻风病的父亲从山村里逃难出来行乞，夜宿祠庙，饥寒交迫，被一位慷慨仁慈、受人爱戴的警员收留，后来这个年轻人趁着战争伪造了户籍，改名换姓。
与英国推理小说不同，日式推理的理性秩序与社会的流动和失序形成了一种令人叹息的张力，有时后者的力量甚至可能更为强大。在英式推理里，命案几乎总是发生在固定的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圈里，杀人动机似乎是预设的——遗产、婚外恋情、掩饰罪行（掩饰身份则通常发生在“二战”后人口高度流动的乡村和城市，以及美国）等，总之，为利益而杀人。杀人就像棋盘上的一步，不过是一个理性游戏里的必须动作，违背的只是法律，扣动的扳机或插入的匕首并不会让人悲恸。但在日本推理小说里，杀人动机背后却有很多情感与人性的牵绊：人物在社会剧烈变迁背景下的扭曲和挣扎，被杀的人与杀人者有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这些联系属于日本“贫穷乡愁”的过往世界，当这些道义、情感和血缘关系因利益而遭到背叛，则让人悲恸和愤怒。无论是《人证》里渴望母爱的黑人青年乔尼之死，还是《砂之器》里仁爱善良的三木谦一之死，都哀婉或悲情得催人泪下。
年轻一代的推理小说大师岛田庄司（“二战”后出生），其20世纪80年代的成名作《占星术杀人魔法》，则以一种诡谲骇人的方式，让我边读边如坐针毡、芒刺在背。日本人有一种营造阴郁的心理恐怖氛围的天赋，大概是那些充满东方神秘主义的元素，比如神鬼妖怪传说、占星术或人偶，将我们内心深藏的恐惧引诱出来。1936年被人谋杀的画家梅泽吉平，日记本里有一段对“阿索德”这一他想象中的完美女人的描述，是贯穿小说的线索：人的身体可以分为头部、胸部、腹部、腰部、大腿和小腿，而这些部位分别对应着12星座和太阳系的行星与恒星，他因此想要用符合这些星座的六位少女（恰好是他家中两任妻子的几个女儿）的相应身体部位，来完成一个完美无瑕的木雕艺术作品，将其置于日本国土的中心位置，以拯救大日本帝国（1936年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扩张的一年），而六名少女残留的躯体则应根据土地的星座属性被埋在日本帝国的不同矿区。画家写下日记后不久即被谋杀，之后，画家家中的几位少女相继被杀，并按照日记本里的描述被分尸和抛尸。这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谋杀，一直无法破案，直到40多年后，才被占星师和侦探御手洗洁破解。
由松本清张小说改编的电影《砂之器》剧照?
虽然岛田庄司被视为“本格派”推理小说家，也就是严格遵守小说推理规则，而不以关涉社会现实为己任的推理派，但他的小说仍然是浸淫在日本文化潜意识里的。天神与恶魔合体的美的化身，暴力与审美的恐怖结合，对神秘感与难解之谜的孜孜以求，画家对人偶的变态迷恋，肉体与精神的美学，与占卜、炼金术、神话、怪谈和迷信混杂在一起，使它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推理小说区别开来。它绝不是令人舒适的；相反，贯穿小说的、画家梦寐以求的完美艺术品“阿索德”，令我一想到就备感阴翳和恐惧。
然而，“阿索德”又恰是日本独特的、古意盎然的人偶文化的精髓。日本文化里充溢着人偶符号，比如用来祭祀“替代”的市松娃娃、江户送茶人偶、女儿节上的“雏人形”，能乐、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这些人偶是日本“幽玄”之美的表征，就像难以猜测的日本艺伎和武士的内心，他们的脸上都缺少表情，却又代表着普遍的、超越于人的存在。除了《占星术杀人魔法》，在许多推理小说里，人偶都被用作真人的替代，有时人偶“被杀”，比如缺了胳膊少了腿，也就有一个真人被以同样的方式杀害。这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童谣杀人案》，都有一种童心与罪恶交织的诡异气质。但日本人对人偶的迷恋却是集体潜意识的。熟悉能乐的文化研究者体会到，戴着面具的能乐表演者，身姿不断变换着与音乐、灯光的搭配，面具的表情则不断微妙变化，竟能表现出欢乐与哀伤，“人偶复活了，它仿佛才是更高级别的真实”。只是在这层假象比真实更接近真实的幻象笼罩下，岛田庄司最终用理性的逻辑推理，将人偶的想象瓦解于现代的侦破，归结于一个女人因复仇而萌生的杀机，而“阿索德”不过是从不曾存在的虚构之物。
若论日式推理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也许黑泽明的电影《地狱与天堂》最具代表性。在这部充满社会批判性和伦理思考的电影作品里，以鞋业大亨的小儿子被绑票为由头，警方开始了丝丝入扣的调查和推理。侦探的足迹穿过妓院街区的鬼魅人群，穿过游手好闲者与毒品贩子出没的歌舞厅，穿过新干线轰隆隆驶过的城市郊野，穿过焚烧垃圾的废品回收站；黑泽明的镜头聚焦于鞋业大亨宽敞的山顶豪宅，也聚焦于他在办公室里与其他无良股东展开的质量与利润的争论与控股斗争；豪宅里的上层阶级企业家并非总是不正直的，但他却总是与住在山脚贫民窟里的下层人构成一对不可避免的张力。日本推理始终没有英式推理的那种为游戏而游戏的轻盈与超脱，而是多了一些沉重，也多了一些关怀。
由黑泽明导演的悬疑片《地狱与天堂》剧照
日式推理是中产阶级的阅读品味？
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时代，推理小说会兴盛起来，人们会热爱阅读推理小说？
很多人认为，推理小说是属于中产阶级的阅读趣味，因为它对读者提出了较高的智识要求，需要他们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而且也要求他们有足够良好的经济条件，这样他们才能有闲暇去阅读。在推理小说的历史上，它所肇始的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和它所登峰造极的20世纪初至“二战”后的英美“黄金时代”，的确都有这种特点。近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庞大的中产阶级，培养出追求趣味消遣的阅读品味，这在“黄金时代”的英国尤其明显。1914年前，古典侦探小说的秩序和外部世界相当一致，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后，侦探小说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才开始变化，小说里的秩序也随外部世界逐渐瓦解，直至出现以瑞士作家迪伦马特为代表的反侦探小说。在欧美推理小说里，无论是侦探还是凶杀案发生的背景，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涉案人物非富即贵。侦探推理小说的作家群体里，相当多的人也是中产阶级，比如埃勒里·奎因、G.K.切斯特顿神父，贵族多萝西·L.塞耶斯、艺术鉴赏家范·达因、中产阶级出身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政府官员约翰·狄克森·卡尔。但这个结论，大概并不适合用在日本推理小说上。
在日本推理小说兴起的20世纪20年代和繁荣的20世纪70至90年代，日本的确也都处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居于世界经济的前列，但日本推理作家群体并非打上了中产阶级烙印的群体。被誉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的江户川乱步，就并不属于中产阶级。因为家里贫穷，他少年时一直半工半读。他在印刷厂当过徒工，在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帮人补习过英文，替刊物撰过稿，都是为了补贴生活。正是因为打工时间太多，他甚至没能拿到大学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曾想去美国留学，生活的重担迫使他放弃了这个梦想，而是在大阪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当他开始恋爱时，又因一贫如洗，差点吹掉婚事。在他几次放弃工作专职写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家境都十分困难，幸而得到日本作家前辈的帮助和提携（比如专门登载欧美推理小说的《新青年》杂志主编森下雨森的发掘），才不懈地写作下去，直至在文坛崭露头角。正因他是在贫困中追求写作理想，有时也在写作中并不尽职，写作水平时好时坏，文风较为粗糙，精细而不精致。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日本推理小说史的开创者地位。
被誉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的江户川乱步?
日本推理界的一代宗师松本清张，也出身卑微。他来自福冈县的一个贫困家庭，贫困到两个姐姐都因此而夭折的地步。他是1910年出生的。20世纪初的日本，虽“脱亚入欧”，已进行了明治维新，铺平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向周边国家扩张侵略，但还完全不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松本清张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日本的城市化进程正酣畅进行。在东京这样急速造就的近代城市生活空间里，相互交织着不断生长的钢筋水泥建筑和城市生活，以及对逝去的乡村田园过往的惋叹凭吊。城市最初也并非都是文明体面的，相反，倒时常是嗜血与野蛮的。在那时的日本城市里，街边公开砍头、枭首戮尸的场景还没有从它的空间里消退，关东大地震带来的无助与惶恐还没有被遗忘。与此同时，人口无休止地从乡间迁徙聚集于城市，被卷入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的生活方式中：银座开张了第一家百货商店“松坂屋”；东京正式开始无线电广播；汽车出现了，并日益普遍化。就像所有近代城市一样，衣食住行开始成为有身份标识的生活方式，“职业阶层”或叫“中产阶级”开始形成，欲望不断被刺激着膨胀起来，贫富不断分化，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冲撞着，奔向各自的天堂与地狱。在不再相互熟识的陌生人高密度聚集的冷漠社会里，滋养着罪恶——就像推理小说兴起的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伦敦一样，近代城市里，犯罪与文明如影随形，无机质的空间处处让人疑心生暗鬼。复杂的城市，也造就了20世纪初期日本推理小说的气质。正如江户川乱步小说里不断渗出来的暗黑、暴力、恐怖与狰狞，与爱伦·坡的荒诞交相呼应。日本推理小说，与其说是中产阶级的，不如说是现代城市的。到了“二战”后，随着东京大都市格局的形成和新老城市肌理病态的不断出现——贫穷、偷窃、欺诈等犯罪，或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官商勾结等乱象，推理小说再次以幽暗中的百合之势发展了起来。
贫穷是日本推理小说里暗自浮动的阴影和挥之不去的乡愁。
松本清张为了一家人糊口，曾经干过很多活：扫大街、卖烧饼、在印刷厂打杂做苦工等。他是由本格派作家木木高太郎发掘出来的。在日本文坛与出版界，前辈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有才华的后人，这是日本杰出的推理小说家能够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当松本在45岁获得日本纯文学芥川奖，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时，人们才知道，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是在简陋的宿舍里一边赶着蚊子，一边写作的。在松本清张的小说里，他不仅将矛头指向日本政界、财界、军界和法律界的黑幕，也将同情和悲悯施予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在底层挣扎的庶民。在日本小说家的笔下，东京都内环行的地铁线发生过凶案；东京与大阪是日本推理小说的策源地，冷酷行为发生在街头，本格推理则在密室内进行。但在松本清张的小说里，日本全境的领土，南至九州，北至北海道，被探员乘坐列车的侦察旅行串联在了一起，从而为推理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故事空间——这种特点，日后在像东野圭吾这些现在炙手可热的中年推理作家作品里，被发展得天衣无缝。
2008年西谷弘执导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上）和1999年泷田洋二郎执导电影《秘密》（下），均根据东野圭吾的小说改编?
在东野引起极大轰动的小说《白夜行》里，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沿着桐原亮司和高宫雪穗14年的成长和在日本迁徙的轨迹，从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代的“烂尾楼”到信息技术时代的电脑城，从母亲将亲生女儿卖给男人以牟利的罪恶到奢侈品店和有人身着圣诞老人盛装表演的豪华商城，都是熟悉的都市场景。在这部与我们生活空间高度相似的小说里，却又是日本人极度的缜密、冷静的残酷和凄绝的爱情，调制出独有的日本味道。两个悲惨的童年恋人的命运，在两条平行线上同行，始终没有交集，但又相互依存，直至最后的诀别。像幽灵一样寄居在雪穗生活阴影里并暗中守护着她的亮司说过一席话：“人生也一样，有白天和黑夜，只是不会像太阳那样，有定时的日出和日落。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我已经厌倦继续走在这分不清白昼和夜晚的世界，我想走在白昼的街上。我的人生，就像是活在白夜中。结束吧，所有这一切。”这段令人压抑和绝望的宣言，却又触动了多少人灵魂的幽微之处，大概只有日本小说，才会在追求极致——有时到了极端地步的美学里，将现代都市的精神分裂特质如此精确地呈现出来。城市不仅是现实的，也是想象中的。伊坂幸太郎的《奥杜邦的祈祷》，就将故事设定在虚拟的城市中，以此来重新构建社会结构、社会规范，试图搭建一个想象的乌托邦社会。日本推理小说常常隐含着理想国的理想，小说里描写的人性和动机，有时像《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石神哲哉那样不可能，天才的数学理性与前现代式的奋不顾身的爱情统一于他身上，但日本与中国的读者乐于接受它，为之感动，并乐在其中。
推理小说的气质，不是中产阶级的，而是城市的，它混杂着城市中所有阶级、所有生灵的气息和味道。可以说，推理小说本就发源于作家想象中的城市。福尔摩斯与伦敦，菲利普·马洛与洛杉矶，爱伦·坡的巴黎，江户川乱步和松本清张的东京，伊坂幸太郎的仙台……不仅如此，试图现实主义地表现城市的小说，很多都会自然带上推理小说的色彩。英国推理小说家切斯特顿曾说：“推理小说的第一本质性价值在于，它是表现城市所具有的某种诗一般感觉的最初而唯一的大众文学。”横沟正史荒废的东京周边地区，松本清张的列车时刻表，高村薰的街道工，宫部美雪的老街风光，东野圭吾不经意描写的无缘人……当城市的文明式微，推理小说也就衰落下去，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独裁政权扼杀了所有推理小说的空间，因为它鼓励猜疑、追问与理性。
